不要一气呵成，最好慢慢地、细细地读，像品尝美酒一样，一次尝一点，每次啜饮都会给你一点亮光，每篇散文都以不同的方式滋补你的心灵。本书值得你放在床头，在工作之余，阅读两三篇，在优雅温馨的艺术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真谛，陶冶性情，舒畅胸怀，定有一番别样的快意和乐趣。

翻开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长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做的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第一辑 大雅村言

大师太忙

刘项原来不读书

街上流行人来疯

老太太哭了

“不娶少妇”

第二辑 文人之死

徐文长之死

屠长卿之死

陈子龙之死

张居正之死

高青丘之死  

第三辑 唐朝天空 

唐朝的天空

唐朝的声音

唐朝的胃口

唐朝的钉梢

唐朝的“苦迭打”

第四辑 遭遇皇帝

解学士之死

海瑞骂皇帝

私刻《明史》案

可怜一曲《长生殿》

第五辑 红楼非梦

曹雪芹写吃

曹雪芹写性

曹雪芹写死

曹雪芹写骂

曹雪芹的梦魇

第六辑 评点三国

话说曹操

话说刘备

话说诸葛亮

话说关羽

第七辑 西窗拾叶

语丝

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四百六十名儒生坑于咸阳，是赢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

1933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纳粹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学的校园里，还有一块焚书碑，记叙着这件事。当时，一些报章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在于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这场焚书的无妄之灾，先是几位博士闹腾，后是李斯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学位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的。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赢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集会，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

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来看，至少，他说不上是君子。

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人了。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治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撒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时候，也会像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就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他会五计六受，十分痛苦的。

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乾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鸡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让人不禁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是公元前213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士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跽在下面，赢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洗脚水呢?博士淳于越在这场合跳出来，指责人家拍马屁，实在是既没有眼力，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按贾谊《过秦论》里描绘的“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祖龙神威，周青臣的赞颂，虽有谀词之嫌，但说的也是实话。

现在很难了解淳于越一定要发这次难，所为何来了。是学问太多了的呆气，还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还是蛋糕块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出风头的欲望，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他这样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调的办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跽着趋前一步，发了一通“事不师古，而能长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后话锋一转：“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这意思，谁都听得出来，他才是顶呱呱的诤臣。

我很佩服秦始皇的雅量，对这位山东老夫子的指责，并未火冒三丈，而是“下其议”，让大家讨论，够风度。坏就坏在李斯身上，他提出了焚书的主意。所以，严格来说，焚书这个发明权，应该属于李斯，而不是秦始皇。

不过，李斯立论的基点，师今而不师古，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名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很具辩证法，很符合时代发展的逻辑。生活不会停滞不前，它要发展，它要向前，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前人的阴影里。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在历史上留过多么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过去的，也就过去了。若是后来者，仍旧抱着棺材板板不放，说相同的话，做不变的事，走一模一样的路，连放屁也是一式的气味，那就只能是一代没出息的侏儒而已，而侏儒是绝成不了气候的。

但他出的焚书这一招，实在够糟、够恶、够讨厌，谬种流传，遗患无穷，不但希特勒学得很是地道，一直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红卫兵小将，也一个个无师自通地成为他的衣钵传人。那些连笔都握不好的手，在华夏大地上点燃起的焚书之火，不知将多少书籍付之一炬啊!秦始皇焚书，多少还有些选择，医学的书，农耕的书，是不烧的；而革命小将们的焚书，凡线装书，凡直行排印的书，凡文言文的书，凡外国人写的书，凡能归之于封、资、修的书，一塌括子都往火里扔。这种焚书，那才叫干净彻底。如果赢政借尸还魂的话，对小将的这份革命洁癖，也会钦佩得无以复加，而自惭不如的。

秦代的书，是竹简，不大好烧，但烧起来，火光烛天，肯定更壮观些，但灰分较大，残留下的灰烬，也肯定会堆积成山的。据说，在陕西省的渭南境里，一条叫做“漕水”的河岸边，至今还有暴露灰层的秦焚书灰堆的遗迹。在唐代，一位叫章碣的诗人，可能到此一游，写了一首《焚书坑》的七言绝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的后两句脍炙人口，人们常常引用来说明，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秦始皇把书烧了，接下来的汉代，却是继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后，中国出现的又一次文化高潮期。

赢政以后的皇帝，好像悟过来了，焚书无用，焚了还可以再出版，出版了还要再焚，多费事啊!不如坑儒，把你脑袋摘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所以，干脆，治标不如治本，收拾知识分子为上上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让你写不成书，朕还用得着焚吗?这世上不就有一个司马迁，敢在受了腐刑以后，还有毅力去写《史记》的。绝大多数的文人，都会为了上保头颅，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顺民的。

中国皇帝好焚书者，此后还有过好几位，但都不具有秦始皇那种统一思想，传之万世的雄图大略，多为陷于困境中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纯属玉石俱焚的自弃自毁的行为。如梁简文帝萧纲，在侯景兵围建康期间，曾经“募人出烧东宫，东宫台殿遂尽。所聚百橱图籍，一皆灰烬”。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围，城破之日，下令焚烧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其中包括从建康为避兵灾而转移到江陵的八万卷书，梁武帝收藏的内府书画数万卷，统统付之一燔。昭明太子的这两位弟弟，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

后来，萧绎被北魏俘虏了，有人很奇怪地问他，你干吗要烧书，你不是手不释卷、爱书如命吗?他的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谈到这件事时，不禁叹息：“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日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P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