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陈敦德外交题材纪实文学《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分册。全书共分十五部分，披露了中美建交中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曲折迷离的细节。本书内容全面具体，资料丰富，叙事详细真实，可供广大读者参阅。

 本书充分利用已经解密的中美两国最新档案，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决策访问中国并决定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历史。翔实深度地再现了毛主席战胜重病以惊人毅力会见尼克松、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访北京、中美秘建巴黎渠道、敌对势力图谋击落尼克松访华专机、周恩来智斗基辛格等起伏跌宕的历史细节。既有上层决策的罕见内幕，又有斗智斗勇的交锋较量，视野开阔，内蕴丰厚，丰富可读，是研究和了解中美关系史和新中国外交史的必读书，堪称纪实文学的精品。本书初版曾在海内外广受读者欢迎，为中美两国领导人所青睐，并受到尼克松、基辛格本人的肯定，被称为“超级政治畅销书”，洛杉矶尼克松故居图书馆荣誉珍藏。

卷一 中美走向对抗

卷二 周恩来从万隆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

卷三 外交史上独特的马拉松会谈

卷四 武成殿另外开起了绝密会议

卷五 老外长提出“不合常规”的想法

卷六 美国人伸出橄榄枝

卷七 古老的巴基斯坦渠道

卷八 小球推动大再教育

卷九 华盛顿精心准备的绝密的“波罗行动”

卷十 二十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卷十一 几乎全世界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简短的公告

卷十二 基辛格刚刚在北京登上“空军1号”

卷十三 尼克松访华之前

卷十四 尼克松一下舷梯就伸出了手

卷十五 改变世界的一周

夜里，柔和的灯光下，勃拉姆斯的一支欢快的乐曲回荡在白宫的琴房里。

杜鲁门总统端坐在那架黑色的大钢琴前娴熟地弹奏着。在少儿时代，管教严厉的母亲就规定他每天早晨一起床就首先要练钢琴。母亲还为儿子在堪萨斯城找了一位很出色的钢琴师，他必须一周去上两次他极不愿意上的课。母亲当然没有想到不愿意成为职业钢琴家的儿子，后来竟然成为国家总统。但当总统之后，在出国访问或是庆典活动时，人们经常邀请他做即兴表演，斯大林、丘吉尔都欣赏过他的钢琴表演，并给他以掌声与赞扬。他曾开玩笑地对丘吉尔说：如果不是当了总统，他可能最终成为酒吧间的钢琴演奏师。

但是，他有意识选择的欢畅旋律也不能冲淡他心中积蓄的烦恼。最近使他烦恼不已的就是中国问题。

自接任总统以来，中国问题就是一个令他极为头疼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甩不掉的包袱。赫尔利将军、马歇尔将军先后在中国对国共两党进行调停失败后，他对蒋介石愈发失去信心了。

现在，1949年夏秋间，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在美国国内，在中国问题上，杜鲁门更加左右为难，四面受攻。他作为美国总统深知，如果要挽救蒋介石的命运，那就意味着美国不仅要投入更多的金钱，还可能要动用美国军队；如果不是这样，蒋介石就有可能被毛泽东的共产党彻底打败，肯定就会有人严厉指责总统对共产主义打击不力。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再三向美国求援。中国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内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反对派攻击杜鲁门总统的靶子。一些反对派议员说总统在对华问题上全错了，先错在不应提出让共产党进入联合政府的主意，接着又错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没有全力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他们要求全力支持蒋介石，甚至主张动用美军干涉。那些像谢伟思、戴维斯那样敢于向国务院指出蒋介石无可救药这一事实的外交官，都被扣上了美国叛徒的帽子。

在冷战阴云笼罩的岁月里，使他最为烦恼的是，他明知对蒋提供援助是白白浪费，但又不能背上一个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连任总统不久的杜鲁门，便授命自己的新国务卿艾奇逊对当时的对华情况作一个“协调的解释”。

这真是一个倒霉的使命，艾奇逊感到无可奈何，但善于形象思维的他还是想到了一句绝妙的话。艾奇逊对反对派议员们解释说：“如果森林里有一棵大树倒下了，在飞扬的尘土降落之前，人们是无法看清它的损失程度的。”这即是当时美国“等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的由来。当时，艾奇逊也正为美国原先对华政策的失败准备一份白皮书，打算将失败的责任都推到蒋介石的身上去。

在这个背景下，司徒雷登在真要实施北平之行时，又变得小心、谨慎、甚至犹豫起来。

他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北平当局准许他去之后，就给艾奇逊国务卿致电报告，把去北平之事提交给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先撒了个谎，谎报说中共方面作了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成一回事了，巴不得请他这个美国大使到北平去。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用很长的篇幅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共最高层领导人，能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与北平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像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此行也有不利的一面，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各国大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从而抵消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地详加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众说纷纭，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决定。

关于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报告，在杜鲁门大办公桌上压了好几天。

已经被对华政策搞得矛盾重重、尴尬不堪的杜鲁门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更使杜鲁门感到非常恼火。他认为，此时如果派司徒雷登去北平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不仅不会给美国政府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会给人以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印象，还会大大提高毛泽东和中共的声望。

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发来的电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来到南京外事处对黄华说，艾奇逊国务卿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傅泾波还说，司徒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中国，届时可去北平。

黄华听了这些外交辞令，很平静地作了回答：去北平的事情是根据司徒雷登的请求而准许他去燕大访问的，至于去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定。

傅泾波又问：司徒雷登返美后，怎样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呢?

黄华说：没办法联络，而且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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