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文学世家的著名作家叶兆言(其祖父是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的一部直面现实的人生自传。首次真实、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成长岁月、人生经历；坦露了中国经典家族与周恩来总理、越南领袖胡志明等伟人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

人不应该把别人不当人，把别人不当人，同样意味着把自己也不当人。历史的悲剧也许不会再重复，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人起码应该明白别再把自己不当人。

这是本对人生片段的回忆录。内容涉及学习、工作、生活、亲情、友情、爱情等等。语言通俗，内容富含细节，并配有作者亲手拍摄的黑白照片。阅读本书，或许，你能从中获得些许人生启迪。

写在前面

名与身随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宝像引起的话题

祠堂小学

小资产阶级

玩半导体收音机

非法买卖

难得有闲

想读书

家学渊源

学日语

学英语

失去的老房子

唱情歌的季节

把钟拨快些

等剃头

自行车的前思后想

电视的话题

过年

大学时代的体育热

骑车旅行

当不了和尚

对母校的记忆

宴尔新婚

太太学烹饪

对女儿的期待

为女儿感动

文学少年

文学青年

人，岁月，生活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恨血千年土中碧

纪念

父亲的话题

鹊鸰之痛

人，诗，音乐

红沙发

郴江幸自绕郴山

徐老师

陈瘦竹先生

不肖子弟

纪念一个朋友

回忆两个人

我编的几本书

我写的几个旧派人物

长征，众所周知的故事

              名与身随

阿成兄来信，命令抽空做一篇“随笔”，二三千字即可，写什么都行。古人说，正欲清谈闻客来。清谈乃一大快乐。我喜欢清谈，所谓随笔，不过以笔代嘴，瞎七搭八，想到哪就写到哪。

就说我的名字。很多人都说好，说是再也用不到取笔名了。不像苏童和刘恒，一个叫童忠贵，一个叫刘冠军，拿来签在作品的上面，实在有些那个。我的名字仿佛生来就准备当作家的。同名的概率非常小，兆和言本来是取名常用的字，可放在一起，当真就有了些独特性。

其实我的父亲从来就没想过自己儿子的未来会是个作家。我生于1957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20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虽然我们家出了三代作家，写东西在我们家却是一个犯忌的词汇。老实说，我从小最看不上眼的人，就是作家。父亲当了右派以后，对写作已没激情，命里注定却不得不继续写东西，写那些自己毫无兴趣的文字。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剧团的编剧，好容易胡编乱造一个戏，请了大大小小的文艺官员来审查，听一番似是而非不关痛痒的指示，然后开夜车，硬着头皮按照指示改，改得脸发青，改得一支接一支烧香烟，房间里烟雾腾腾，谁进去了都喊受不了。

我的名字只不过是爱情的产物。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采取的拆字先生的伎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一人给了半个字，便有了如今的叶兆言。

父亲为我取的名字曾得到了祖父的称赞。要得到祖父的称赞并不容易，尽管祖父自己替人取名字一向不太认真。祖父取名字的特点是随意。伯父叫至善，姑姑叫至美，父亲最小，本来应该叫至真，可是祖父故意闹别扭，改成了至诚。祖父晚年和父亲闲聊，曾笑谈给父亲取名时的想法，他觉得至真是什么人顺理成章都能想到的，于是偏偏改成至诚，让大家的想法都落空。我堂哥的名字也都是祖父取的，大堂哥叫三午，因为祖父属马，大伯属马，大堂哥也属马的缘故。二堂哥一直懒得取名，小时候人长得胖，小名就叫大块头，这是南方对胖小孩的一种叫法，叫顺口了，干脆找了音近的字，大奎。堂姐也是如此，都叫她小妹，叫惯了，再找个形状相近的字，小沫。最小的堂哥生于国际争取持久和平年，这一次更省事，就叫永和，是一个最普通最常见的名字。

我自己对取什么样的名字，在一段时间内，很在乎。12年前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我想自己无论如何得有一个响当当的笔名。当然，作为一个大作家，仅仅只有一个笔名远远不够。我最初发表3篇小说，用了3个名字，一是真名真姓，一是邓林，用的“夸父逐日”的典，一是孟尼，是梦里的谐音。年轻气盛，我想自己每一种风格的小说，都应该有一个笔名。

起笔名是一种自恋。我想到自己用过的笔名就想笑。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已经成家，又迫不及待添了个很可爱的小女儿，囊中羞涩，于是写文章，用的笔名和钱都沾亲带故。用的很多的是刘克，本来想用德国的货币单位马克，后来想想，自己不嫌俗气，用稿单位恐怕受不了，便把马改成牛，再借用一个谐音字刘。类似的用货币单位为笔名的还有梅元。

我用一个女孩子的笔名，写了一组关于女孩子的文章。这个笔名就是萧菲，萧菲是小费的意思。

此外，我用过的笔名有叶言，有舒书，用的最多的是谈风。谈风是父亲的笔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打了个招呼，拿过来就用。用谈风这个笔名，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四十四篇关于过去中学生的随笔，我做出很有学问的样子，在文章里大谈过去的中学生，从吃喝玩乐，到当时流行的时尚，从轶闻趣事，到当时学生的向往和理想，真所谓无所不谈，什么都敢吹。很多中学生都以为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他们写信给我，把我当做了和他们爷爷差不多的老人。  我所起的最不成功的名字，是我女儿的名字。当时和父亲商量来商量去，结果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叶子。理由是女儿生在甲子年，属鼠，子丑寅卯甲乙丙丁，都排在第一位。女儿出生时，正是半夜，医生出来报讯，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姓叶的，是个女的!”她那样子就好像是她有什么过错，或者是我有什么过错似的，和她前一次出来报讯别人生了个儿子时的喜气洋洋理直气壮，完全判若两人。我当时就有些憋气，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而且真要是只允许生一个小孩，我更情愿要女儿。

因此叶子的子，也有谁说女儿不及男的意思。因为有些赌气，女儿的名字就显得欠考虑。结果我的想法和三流电视剧的编剧不谋而合，电视上常常可以见到叶子这个名字。女作家们也常常用叶子做笔名。过去是不曾留心，现在突然发现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人叫叶子。

给人起名字不能注册商标申请专利，同名同姓反正谈不上侵权。女儿去上小学，同年级果然有了三个叶子，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在我犹豫之际，另一位女叶子的父亲已为其女儿改成叶梓，这种换字法只省去了一部分麻烦，老师喊起来，不得不加上1年1班的叶子，或者1年4班的叶梓。比这更麻烦的是男叶子和我女儿在一个班，我提议就在叶子前面加上姓氏识别，可老师觉得别扭，于是按出生年月，男叶子大一些，叫大叶子，我女儿小，自然只能屈居小叶子。

男叶子的父亲比我更耿耿于怀，他不止一次向我，或者向我的妻子抱怨，说他所以为儿子起这么个名字，完全是因为他的儿子属鼠，生于甲子年，言下之意，是嫌我们僭越。况且老子孔子孟子都是男的，女孩子子不子的，只有日本人才这样。

怎么也不会想到给女儿起名字会惹出许多麻烦。本来是人都应有个名字，叫什么说穿了也没必要太较真。然而同名同姓的确是个大问题。朝鲜人仿佛不是姓金，就是姓朴，姓李，姓崔。瑞典的七百万人口中，有100万人只用3个姓，这就是安德逊，约翰逊，尼可尔逊，同时被300万瑞典人使用的还有6个男名和60个女名，因此聪明的瑞典人不得不考虑用电子计算机来组合姓名。最早用电子计算机取名字的还有丹麦。事实上，我们的身份证号码就是这么回事。中国的人太多了，譬如我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好多人合用一部电话机，每个城市的号码簿便是厚厚一大本。用数字来给人取名肯定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念头。雷同似乎注定不可避免，甚至叫阿猫阿狗，也能撞车撞出一大堆来。 话越说越远，远得再扯下去，就有些对不起阿成兄了。总之起名字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名正言顺，谁都想起得完美一些，熨帖一些。人既然已有了个名字，想再改，也难。名与身随，一旦注定了那么几个汉字，人也就变成了那个符号。好在符号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要看货色。无论在过去、现在或者将来，光一个名字响亮，并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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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高中毕业，我得到了一台苏联查尔基4型相机。这是托母亲朋友从上海的旧货店淘来的，价格204元。在当时，是一架很不错的相机，镜头是F2，据说与德国莱卡的某款机型完全相似。我的堂哥告诉我，这相机搁在50年代，基本上就是顶级产品，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它的原材料，都是利用了德国战败的赔款。

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已经算不了什么。在当时，我是说在当时，起码周围的人，没有谁能拿出比这更高档的玩意。那年头常见的是一种双镜头反光机，是120的，镜头只有3.5，只能拍12张照片，不像我的这台135机器，每次可以拍36张，而且因为镜头大，成像效果极好。我的堂哥是摄影爱好者，尤其擅长于拍人像，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基本的拍摄和洗印技术。

家庭成员和周围的人，成了我拍摄的模特。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拍好过什么照片，可是有一段时间，我耳朵边，常听到有人表扬我的作品。祖父表扬的一句话就是：“这张照片不错，我要放到我的相册里。”我在玩照相上花了很多时间，南京新街口有家摄影图片社，那里的放大纸论斤卖，可以买回来自己放大照片，成本要相对便宜许多。我自制了放大机上光机，用脸盆配制了药水，躲在暗房里，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记不清我拍了多少照片，相对于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可是在当时，一干活就是一脸盆，一出手就是厚厚一叠照片，还真有些吓唬人。

我很快成了一名小工人，会摄影的名声很快传了开来，经常有人要我拍照。我把有限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无限的摄影之中。说起来荒唐，那年头拍了那么多照片，现在要想找回当时的痕迹却很困难，除了父母影集留下了一些证据，大多数照片已无处可寻。你为别人拍了照，冲洗放大成照片，把照片给了别人，事情就完了，就结束了。

1976年9月9日，在南京绣球公园，我正为一位电工师傅的儿子拍照，那孩子才三四岁。大广播里说有重要新闻要广播，让大家耐心等待。我们一边拍照，一边等候。终于把一卷胶卷拍完，从树林里走出来，我们听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的消息。

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对自己前程有什么影响，一切都是不知不觉，爱好摄影的年代突然中断，我渐渐淡忘了这门技术，开始去夜校读书，读机械制图，读高等数学。和摄影一样，我仍然没有把它们学好，很快，高考恢复，赶时髦似的跟着别人去了考场，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考上了，成了一名大学生。

本书的照片，是否珍贵很难说。我一向不喜欢被摄影，站在镜头前面，非常尴尬。真到了要出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实在太少了。很多老照片已不复存在，一次次的搬家，随便地送人，报刊拿去刊用以后再也没归还。也许，把它们放在书里，这是最好的保存方式。

2006年6月25日  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