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第一部中国区域通史，介绍了中国十二个区域(草原区、新疆区、东北区、东部区、西部区、江浙区、荆楚区、巴蜀区、岭南区、闽台区、云贵区和青藏区)自远古至今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宏观脉络中搜寻中国区域演进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区域结构的整体框架中思考中国区域互动的作用与意义，在区域间互动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本书视角独特，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中国是由各个区域构成的，理解了中国的区域，才是真正理解了中国。

本书是第一部中国区域通史，介绍了中国十二个区域自远古至今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宏观脉络中搜寻中国区域演进的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区域结构的整体框架中思考中国区域互动的作用与意义，在区域间互动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追寻各个区域是如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凝结为一个中国的历史过程。把握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讲程与特点，从区域中国的独特视角，重新阐释了中国的历史。

写在前面

导论 必须阐释的理论问题

区域史的核心问题

本书研究的时空范围

中国区域史的分区与分期

中国区域整合的动力：互动与认同

第一章 环境：中国区域结构的地理舞台

三级台地的扇形展开

纵横交错的山脉

大河向东流

作用被弱化的近海

气候带：也是文化带

第二章 史前：对其影响力的分析与猜测

史前区域结构的演进

族群的分布

被忽视的文明中心

重释“夷夏东西说”

[历史特点]

第三章 孕育：中原核心区的出现

中国早期国家

“中国不绝若线”：核心区的起源

东夷：一个持续千年的问题

春秋五霸：区域间竞争的表像

变革的动力：走向成熟国家

[历史特点]

第四章 建构：中国区域结构的雏形

秦汉帝国的盛衰

双重环状区域结构的确立

战国文化到地域文化：主流文化的形成

区域结构新变化：草原游牧社会的加入

潜在的危机：北方民族南迁

[历史特点]

第五章 冲击：北方民族的影响

第一次南北朝

移民对区域结构的冲击与改造

互动新特点：文化上的南北朝

南北同沐“西风”：主流文化的变迁

发展的潜力：北方民族大融合

[历史特点]

第六章 重建：多元融铸的辉煌

隋唐帝国的极盛

扩大的双重环状结构

定都关中的潜在问题

南方的契机

[历史特点]

第七章 再造：经济文化重心区南移

第二次南北朝

膨胀的内环：区域结构的变化

互动新内容：区域市场的出现

发展中的遗憾：商品经济的悲哀

[历史特点]

第八章 凝滞：中国区域结构定型

停滞的帝国

五系十二区：中国区域结构

痛失边疆：清末民国区域的萎缩

发展动力的丧失

值得关注：东南沿海地区

[历史特点]

结语基于历史的思考

中国区域基本框架与发展方向

区域发展的关键

后记

[历史特点]

战国以来华夏族与其他族群的大规模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汉族，汉族的分布区构成秦及西汉初疆域的主体部分。虽然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人口数字因缺乏相关的史料记载而导致学者们意见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汉初年汉王朝统治下的人口已达到1500～1800万，至汉武帝时期开始大规模开疆拓土之前，汉王朝统治下的人口已达3千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族。汉民族自形成之日起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人口数甚至超过同一时期全欧洲的人口数。汉族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此后的民族融合只能以汉族为主导，中国境内的主体民族只能是汉族，而中国的区域结构也只能是以汉族居住区为核心的双重环状结构。

汉族的出现，意味着从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文化整合的基本完成，上述区域内的居民大多以精耕农业为主要经济类型，已经拥有相同的文字、相同的语言和共性大于差异的风俗文化，拥有类似的宗教文化、伦理道德和审美，并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学术文化上也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在经历战国以来的民族融合之后，春秋以前被视为戎狄的秦、楚等国控制的地区已成为汉族分布区，中原地区的戎狄文化已经与华夏文化相融合，多源同流，汇聚为汉文化。但是，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旧有文化影响的完全消失，从前彼此独立的各文化在相互融合后，其影响将会以新文化的亚文化或新文化内部的区域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一种文化包括多少亚文化或多少种区域文化，即意味着其曾经融合了多少种不同的文化。多源汇聚成的汉文化从一开始就存在多种区域文化，就是这个原因。这构成中国区域文化的特点之一：居于双重环状区域结构的内环区的汉文化从一开始就可以分为许多区域文化或亚文化，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旧存在。

在经历战国时代的大规模民族融合后，秦统一之后的中国已经以华夏族为主体民族，但这并未改变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性质，只不过此时的非华夏族族群主要分布在南部，淮河流域的东夷、江南地区的百越以及西南夷各部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经过汉王朝的对外开拓后，北方民族被大量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非汉族居民在南方主要是百越，在西南主要是西南夷各部，在西部主要是羌人各部，在西北主要是西域诸国，在北方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从事游牧经济的突厥族系各部、匈奴族系各部和东胡族系各部，东北地区则是肃慎族系和秽貊族系各部，而山东半岛至淮河流域的东夷各部已完全融入汉族之中。先秦时代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方戎夷环状分布格局已经演变为分布在汉族居住区东北——北方——西部——西南——南方的扇形外环民族分布结构。这是此时期区域结构的另一个特点。

在此时，中国境内已经出现旱作农业经济区、稻作农业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三个主要经济区，在三大经济区的外缘地带，北部存在着以渔猎采集为主导的“复合型”经济区，南部则是以刀耕火种为主导的粗放农业经济区。旱作农业经济区、稻作农业经济区与汉族的分布区基本是吻合的，这也构成精耕农业文化圈。从事游牧经济的各民族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共同构成游牧文化圈。此外，北方的“复合型”经济区在文化上兼具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特点，南方的粗放农业经济区在文化上与精耕农业区也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总体而言，旱作农业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和“复合型”经济区在文化方面的交流，显然比稻作农业经济区与粗放农业经济区在文化方面的交流要多得多，南方多山的地形造成的交通不便显然是主要原因，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制约。

汉代文化重心区仍然在北方黄河流域而且呈狭长的带状分布，与西周时代的条状文化核心区是大体吻合的，只不过其范围已向南北两个方面都有较大拓展，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区域文化结构对先秦时代的继承。但是，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已经有较大发展，成为足以与首都所在的西北关中地区相抗衡的新的经济文化中心。汉初楚文化的风行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东部地区在文化上获得主导地位的证明，虽然来自西部的秦人实现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但中国文化方面的统一或者说主流文化的形成却是以东部文化为主导的，汉代的主流文化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东部的地域文化逐渐发展为主流文化的过程。

以蒙古草原中部和南部为中心的游牧文化一直是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自西汉开始的草原移民的南迁，揭开了两种文化相融合的序幕，进人中原地区的北方民族与汉族相融合，不仅改变着主流文化的面貌，也改变了汉族的血统，只不过其对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撞击力要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极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P160-162

2000年10月9日，我的导师张博泉先生(字在清)与世长辞，我永远地失去了在学术上指引我前进的一座灯塔。当我在学术上遇到困惑的时候，再也无法当面向先生求教，聆听他那令人茅塞顿开的教诲，而只能充满悲凉地来到先生的墓前。当先生的学生们商量在我们送给先生的挽幛上题写什么辞句时，我建议写：“呜呼，先生往矣；哀哉，无复斯人。”大家赞同。我相信，作为先生的学生，我们拥有一样的心情：中国的区域史研究失去了一位巨匠，他没有来得及系统阐释的思想已成为我们永久的遗憾。

早在1989年，先生在构思《中国地方史论》一书时，就已经萌生写一部《中国地方史》的想法，要用区域的方法重新阐释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特点。1994年，先生与他的学生程妮娜教授合著的《中国地方史论》一书出版时，先生特别在书后附上了自己起草的《中国地方简史》编写提纲，向学术界征求意见。从提纲中可以看出，先生要用他在1986年率先提出的“中华一体”思想体系来编写这部《中国地方简史》，遗憾的是，先生未能来得及着手这一设想多年的研究工作就离开了我们。每当我想起先生的时候，总是感觉，作为学生，完成这样一部书是我的责任，但同时，我却不得不为自己学识的浅陋而感到羞愧。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努力学习着，但没有了先生的指导，我发现，学习也是一个充满困难的旅程。

自2002年起，我开始负责给吉林大学中国地方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学位课《中国地方史》，虽然到现在还仅仅讲过五次，可是我的教案却进行了三次全面的“改版”。我不知道听我课的学生们是何感觉，但这个过程却使我自己受益匪浅，至少使我开始拥有了编写一部有关中国区域融合、互动历程的论著的决心。自2004年起，我开始一边修改教案，一边读书、思考，编订编写提纲，并在教案的基础上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深切地感觉到，我的学识、能力与思想都与先生相去甚远，我不配也不敢使用他当年定下的书名，经过与长春出版社的同仁协商，最后确定了现在的书名。

在1990年的一次家宴中，先生赋诗六首分赠在座的六位弟子。后来这六首诗贯以《邀在长春诸生聚会以劝学诗六首赠之》的标题，收入先生的诗集《三余书屋诗草》卷8中。当时先生亲笔誊写的诗稿发给我的一首后来在诗集中列为第五首：“从新位序立新前，欲领创新立在先。立是疏通渠是创，活流更向五湖天。”先生对第一句的解释是：创新就是要打破旧有的次序与秩序，确立新的次序与秩序，在学术研究上，就是要不囿于成说，这样才能站在创新的前沿，领导新潮流。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将先生的手稿贴在寝室床头的墙上，每日睡前默读，以激励自己，可是到搬离寝室的时候才意识到，因为我贴得太牢，我已经无法带走先生的手泽了。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这首诗我早已经熟读成诵。先生去世后，《三余书屋诗草》才得以出版，这首诗的第一句印的是“从新位在立新前”，与我的记忆有一字之差，我也弄不清楚是先生后来改了一字。还是我的记忆不大准确。

但不管怎么说，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常常默诵先生这首诗，提醒自己创新的重要，但时时也感觉到自己学识的欠缺，创新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我只能说，我已经尽力了，但做得如何却不敢说。也许，这部书只是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交给先生的一份迟到的作业吧，用以寄托我的哀思，用以抚平我心中的遗憾，至于其是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我只能惶恐地等待学术界先达诸君的评价了。

作为一部抛砖引玉之作，我更期待得到的是中肯、深刻但不尖刻的批判。不希望获得名实不符的赞誉。

当我最后一遍修订本书的书稿之后才蓦然明白，我是在用一种新的视角写一本中国古代史，如果在动笔之前我就理解这一点的话，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开始本书的写作。因为我知道，编写通史是史学著述中最艰难的任务，也是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这种冒险获得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尤其是以个人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时更是如此。这绝不是不学如我者所能完成的任务。看着厚厚的一摞书稿，看着更厚的几摞资料和堆满斗室的书籍，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没有完稿的喜悦心情，只是在内心中对自己淡淡地说：终于写完了。

我不想用一个长长的鸣谢名单来使读者感到厌烦，但对几位学生的工作我无论如何不应该埋没。本书第二章的考古资料基本都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的霍东锋博士整理的，《新石器时代区域结构表》反映的也是他的思想。我的学生孙昊、李艳玲、张利锁分别参加了第八章、第七章的编写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书稿的完成恐怕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在教师节站在恩师墓前的时候，我想说，除鲜花，我还带来了其他东西。只是不知恩师会怎么评价。

杨军

2006年10月2日於闲置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