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凯德以一种优美的散文文体写成的这部小说，优雅、明澈、醉人、悲怆而富有乐感，令人着迷！堪与加缪的《局外人》媲美。一位年届七旬的老妇的自传式小说，令人沉醉，却又痛彻心肺！作者讲述了她在多米尼克的生活，带着淳朴、倔强的反抗和苦涩的自省……

　　作为当代英语文学界极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琴凯德经常被评论界拿来同沃尔·索因卡、德拉克·沃尔科特。托妮·莫里森以及奈保尔等作家相提并论，而这四位作家分别是1986年、l992年、l993年和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那是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一天，老师教我们一封普通信件的书写规范。一封信总共有六个部分：发信人的地址、日期，收信人的地址、致意或问候，信件内容，信件的结尾。众所周知，像我这样一个仅仅有望处在那样一种位置上的人——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贫穷的女人——是绝对没有必要写信的，不过，它所能给予每个教人写信的人的那种满足感，想必是巨大的。当我出错的时候，得到的是一通体罚和怒斥。我对练习抄写某些写着抱怨、感受或快乐的信件毫无兴趣．但却并不为此感到生气——我太小了，还不懂得自负可能会成为一种像刀一样危险的武器；它使我只想写我自己的信，在信里表达出我在七岁时生活给予我的感受。我开始写给我的父亲。我写道：“我亲爱的爸爸，”用的是一种漂亮的、装饰性的书法，这是体罚和怒斥的产物。我想对他说我受到了尤妮丝言谈举止上的虐待，我想念他并非常爱他。这同一件事我写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什么详情，只有一只受伤的小动物哀伤的哭喊。“我亲爱的爸爸，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没有人爱我，只有你能爱我．我遭受着言语的打击，遭受着棍棒的打击，遭受着石头的打击，我爱你胜过一切，只有你能救我。”这些话根本不是要对我父亲说的，只是对那个我仅仅能看见她的脚的人说的。我一夜又一夜地看着她的脚，只有她的脚在朝我走来，永远是在朝我走来。

我写这些信没有任何寄给父亲的打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将它们寄出去。我把它们叠起来——如果将它们拆开，会有八个小正方形。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意思；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将它更完好地放在校门外的一块儿大石头下。每天，当我离去时，我便将写给父亲的信放在那块儿石头下。我秘密地写下了这些信——在课问那少量的时间里，或在完成作业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我假装沉浸在老师吩咐我做的事情上，开始给父亲写信。

这微弱的求助哭喊并没有让我立刻得到解脱。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幸，但这种不幸可能会有所减轻，我的生活可能会改变，我的环境可能会改变——却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的秘密没能保住。一个叫罗曼的男孩，在我背后看见我把它们放在了那个秘密的地方，他拿走了它们。他毫不动情，没有怜悯；他身上所有保护弱者的本能都已被摧毁殆尽。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老师。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我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恨我，只有你爱我。”但我并没有真的想将这些信寄给我的父亲，而且信上也没有写上我父亲的真实地址。如果那时我被问到是不是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恨我．只有我的父亲爱我，我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但老师对我的信、我那些小小涂鸦的反应，让我精神一振。她相信我所说的“每个人”指的就是她，就是她一个人。她说我的话全都是谎言、诽谤，她为我感到羞耻，她不怕我。老师是在学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冲我说的这些。同学们都以为我受到了羞辱，看到我被贬得如此低下，他们觉得很快乐。可是，我压根儿就没感觉到受了羞辱。我感觉到的是别的事情。我看到她的牙齿参差焦黄，奇怪它们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的。一大片半月形的汗渍印在她腋下的衣服上，我纳闷儿是不是等我长成了女人的时候，也会出那么多的汗，也会散发出那种味道。她肩后的墙上，有一只正托着蛋囊的大母蜘蛛，我想走过去．徒手将它捻死，因为我怀疑它就是前天夜里趁我熟睡时，那只从我的嘴角吸吮口水的蜘蛛，或者是那只蜘蛛的亲戚，它咬了我三小口，让我很疼。窗外在下着毛毛细雨，我能听见它打在镀锌铁皮屋顶上的声音。

她将我的信寄给了我的父亲，以此向我显示她是一个有着纯洁良知的人。她说我误解了她的责骂，那些责骂完全是为了我好，是恨铁不成钢的表示，她以此表明我有骄傲自大的罪过。她说她希望我能学会区分二者之间的不同：爱与恨。迄今为止，我已经努力区分了这二者之间的不同，然而我还是无法分清，因为它们经常戴着同一张面具。在她说着这些的时候，我特意端详着她的脸。想看看我能否辨清她是不是真的爱我，看看她所说的那些一向似乎是一系列严厉打击的话，是不是真的是一种爱的表示。在我看来，她那时的脸并没有表现出爱意，但也许我错了——也许我太小了，还无力判断；也许我太小了，还体会不到。

我没有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不管怎样无意，也不管怎样盲目，反正我通过说一些话，改变了我的处境，甚至可能是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或对别人，谈到我自己的处境，总是一件我在事后进行的事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了自我，并迷恋于自己的需要、迷恋于实现这些需要，也明白了我的悲伤，明白了我的快乐。从这种对痛苦漫无目的的天真的表达中，我的生活改变了，我也注意到了这种改变。

P14-18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牙买加·琴凯德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她却是当代英语文学界极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时常被评论家们拿来同沃尔·索因卡、德拉克·沃尔科特、托妮·莫里森以及V·s·奈保尔等作家相提并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牙买加·琴凯德在美国乃至英语文学界的显赫地位，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四位作家分别是1986、1992、1993和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然，这种相提并论的动机里难免含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牙买加·琴凯德和他们一样，都是“少数话语”(minoritydiscourse)的代言人，其文字里储存的是一个历经殖民铁蹄践踏的幸存者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和历史梦魇。而且，她与前三位作家同为黑人后裔，又与德拉克·沃尔科特和v·s·奈保尔是同乡，皆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西印度群岛。在相当程度上，少数族裔这一身份在他国文化境遇里遭罹的创伤与尴尬，是牙买加·琴凯德和这些作家们的共同写作资源。

1949年5月，牙买加-琴凯德出生于安提瓜，原名艾莲·波特·理查森；17岁时远离家乡，来到纽约上流社会家庭当女佣，并染黄头发，改换成牙买加·琴凯德这一名字，断绝了同家人的一切联系。后曾研习过摄影，又曾进入大学学习，但未拿学位。随之开始在《乡村之声》、《滚石》、《巴黎评论》等期刊上发表有关文学、乐评之类的文字。从1976年起，琴凯德成为《纽约客》杂志的定期撰稿人，一写就是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其作品主要有《在河底》(1983)、《安妮·约翰》(1985)、《一个小地方》(1988)、《露西》(1990)、《我母亲的自传》(1996)、《我的弟弟》(1997)等。其中，《我母亲的自传》这部篇幅并不长的作品，耗费了琴凯德五年的写作时间，为其赢得了广泛认可，被认为是她最好的一部作品。

《我母亲的自传》具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这是琴凯德同V·S·奈保尔的另一个相似点，记忆承担了他们重要的写作想象，但是，在对待殖民帝国的情感上，前者却从未流露出后者那样的暧昧。尽管同是在英国文学传统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琴凯德却丝毫不曾向英国殖民文化表现出奈保尔式的敬意。她对于殖民主义的政治压迫与文化清洗，从来都是毫不妥协的。这使得她的作品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愤怒情绪，并常常会令读者感到不安。如《一个小地方》就曾被《纽约客》编辑贴上“愤怒过多”的标签，结果遭到退稿。一位名为伊莎贝拉·方赛卡的批评家也曾对此发难，认为在这部作品中，“由于一种任性得不可思议的散漫，琴凯德的雄辩力度被狂怒削弱了”，她那“野蛮的语调也因这部作品的散乱性遍布开去”。不过，琴凯德也从不讳言自己的这种愤怒，在1990年接受采访时，她坦然承认：“当许多评论说《一个小地方》太愤怒的时候，我倒是更喜欢它了……因为认证你自己的第一步就是愤怒。”显然，琴凯德是将愤怒视作了确认自我的方式，愤怒使其找到了表达自我的喉咙，那也是她唯一能够喊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愤怒让那些一直无视她的人们终于看到了她的存在。饱受凌辱的历史使愤怒成了琴凯德的一切，除此之外，她已经一无所有。

正是由于被迫与自觉的愤怒，琴凯德的作品里总是洋溢着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躁动情绪，且活力逼人，让人感觉到她似乎始终处于某种发烧的状态。这也是琴凯德本人相当喜欢的一种状态，诚若她所说：“我希望永远不要安宁!我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井井有条，而且我认为我的生活现在是相当井井有条的。但是——啊，我永远不接受安宁。安宁看上去就像死亡。当我坐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自得其乐时，我从不放弃思考我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我的祖先是如何作为奴隶来到西印度群岛的。我就是无法忘记这件事。否则，就原谅了这件事。这件事犹如一阵巨浪依然在波动。”她还说：“如果没有人们针对我的这种对抗情感，我将会迷失。我的写作出于公然反抗。”琴凯德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传达着对于殖民后患的这种抵抗，艰难的抵抗使其注定要失去安宁的内心世界，但她却让自己习惯了这一点。自觉也好，被迫也罢，琴凯德无非是想借此将抵抗进行到底。基于此，她甚至不惜与公众及其价值观为敌，反映在她的作品中，“憎恶幸福的结局”便是其此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她曾宣称：“我觉得使每一个人有点儿不太幸福是我的职责。”她以为，“我们享受得太多了，这导致了难以置信的痛苦和悲伤”。琴凯德不相信幸福是可以追求的，历史告诉她，一些人的幸福总是要以另一些人的不幸为代价的。她宁可要无辜的痛苦，也不要罪恶的幸福。在某种意义上，愤怒成了琴凯德为向这个沉默的世界表示抗议而支付的一种代价。

在顽强抵抗的过程中，琴凯德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她的愤怒之火俨然是以透支的方式燃烧得铺天盖地，火势不但波及殖民主义，还蔓延至种族、性别、儿童和亲情等问题上来。这样可怕的大火自然极易将人灼伤，故而也难保不使人产生惶惶之感。另外，她那流畅的抒情、犀利的议论，包括近乎唠叨的复沓句式，皆无不裹挟着所向披靡的火气。《我母亲的自传》就是燃烧着这样一种大火的力作，它差不多聚集了琴凯德所有的怒气。主人公雪拉已年届七旬，在她回首往事的时候，愤怒之情竟然不因“曾经沧海”而有丝毫减弱，这亦足可看出琴凯德执意要将她那不折不扣的愤怒坚持到底的决心。当然，愤怒从来都不是人们在一开始就乐于承受的，但它却是雪拉一临世就不得不继承的遗产。从她降生的那一刻起，她的生命就随着母亲的死去变成了一个不断丧失抑或说被剥夺的过程，这个世界留给她的只有愤怒。不过，她也不可能立即就意识到这一点，使用愤怒亦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但是，雪拉很快便结束了这个过程，这完全是生存的必需使然。在连父亲都不能给不堪一击的她提供任何庇护的情境下，她唯有依靠愤怒来实施自我保护了。

愤怒令雪拉逐渐形成了自负而冷漠的个性，在爱的渴求屡屡受挫之后，她只好以这种个性掩饰自己的脆弱了。通过雪拉那严酷的成长环境，琴凯德将无情的矛头同样指向了她那些饱罹殖民统治者欺压的同胞。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无情是唯一可以继承的真实遗产，而残酷有时则是唯一可以免费得到的东西”。强大与弱小、成人与孩童、男人与女人之间，从来不存在呵护和怜爱，有的仅是凌辱和憎恨。雪拉的成长史就是这样一部被凌辱和被憎恨的历史，虽然琴凯德在此并没有直接演示统治者之于被统治者的凌辱和憎恨，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试图让我们在这样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当中，发现被统治者爱的能力是如何为统治者所剥夺的。对于-这些被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卑贱的身份地位，还是残酷的生存境地，都不可能让他们学会去爱；实如雪拉所言：“那时候，任何一种爱的表示，都不会是真心的，因为爱可能会给别人以优势。”恨才是他们能够得以生存下去的可靠武器，也是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情感方式。显而易见，琴凯德意欲告诉我们，殖民统治者的所谓美好人性与幸福，是在毁灭被统治者美好人性与幸福的基础之上得来的。雪拉的最大悲哀不在于她得不到爱，而在于她不能去爱。而没有了爱，也就意味着雪拉丧失了同他人的真正交流。于是，她只能将所有专注的目光都转向自我，决心以一种封闭的方式终止自己对他人的依赖。她不再信任他人，也不再需要他人；她要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完成自己。她单纯凭靠自己的力量摸索着走出了青春期的窘境，并用自慰的方式表明她在性诉求上的独立。即使后来同男人们有了性的交往，她也决意不“成为这种最原始、最基本情感的囚徒”。她永远是她自己的上帝。

恶劣的社会人际关系迫使雪拉只能把自恋当成可靠的生存方式，她说：“出于绝望，我公然挑战性地渐渐爱上了我自己，因为我别无选择。这样一种爱还要继续下去，尽管它不是最好的一种爱，但也只有继续下去。”而且，如同她对愤怒这一遗产的继承过程一样，随着自我独立欲望的增强，雪拉的自恋情结也由自发走向了自觉。自恋被雪拉升级成了反抗异己认同自我的另一个有力武器，通过对抗，她构筑起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审美理念，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一个非洲奴隶后裔的独立宣言：“看我自己的脸令我欣慰。我开始崇拜自己。我的半月形黑眼睛，正诱惑着我。我的鼻子，半扁半挺，好像是费煞苦心才弄成这样的；我发现它是如此的美丽，让我从中看到了鼻子的标准，不符合这种标准的鼻子，就是我不喜欢的鼻子。我爱我的嘴巴，我的双唇厚而宽，当我张开嘴时，无论醒着还是睡着，我都能消受大量的快乐和痛苦。我想要的就是我面前自己的这副形象——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搭配于我脸部平整、光滑、无瑕的皮肤上。我自己的脸蛋儿对于我是个安慰，我自己的身体对于我是个安慰，不管被任何人或任何事怎样地清除，最终，我都不会允许任何东西在我心中取代我自己的存在。”此种对抗式的自恋，使雪拉从根底上杜绝了一切可能的求助。她仅仅向她的同胞提供帮助，就像她帮助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一样。然而，她从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给予她任何帮助。

极度的自恋不只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形式，最后，它发展成了雪拉维护自我民族纯洁性的有效手段。但是，雪拉也不是不知这毕竟是一种有缺陷的情感，它的内部重复终究要导致生命力的缺失；可雪拉为了完成她的抵抗，又不能不将其所有的行动都推向极端。她十分清楚，她已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因而，她宁可仇视生命，宁可承担自我历史的终结。雪拉拒绝生育这一行为，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的不合作态度，更是对于自我民族历史生命的悲壮自绝。她看到，不管是出于自愿／自恋，还是出于被迫／抵抗，在殖民统治权力的规范之下，她的民族历史都只能是不幸的重复：多姿多彩的唯有统治者的历史，被统治者的历史永远都是一样的：“这里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已经成为对于我母亲的生活的叙述，而这也就等于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即使这样，它又是对于我没有生下来的孩子的生活的叙述，这也是他们对于我的叙述。”至此，我们也终于可以明白了，为什么“我母亲的自传”并非“我”母亲的自传，其实只是“我”自己的自传，但到头来，它还是‘‘我，，母亲的自传，而且也是“我”的孩子们的自传。对此，雪拉所能主动采取的行动，便是以拒绝生育的方式，自行终结其民族历史的此种悲哀重复。这也是其保全民族起码纯洁及尊严的一种伤感方式。既然生命无法赋予公正，那就亲近死亡吧：“死亡是唯一的现实，因为它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万物皆无可避免。”只有死亡才是真正公正的。对于死亡的信赖，是琴凯德蓄意采取的又一种极端抵抗。也许这种抵抗未免悲观，但悲观也许就是琴凯德同那些乐观的统治者开的一个恶毒玩笑。

母亲的缺席指涉的是一个卑微民族历史的缺席，琴凯德借助雪拉之于母亲的想象，完成了自己对于民族历史的想象。这一想象同样是对于一个民族的记忆的修复，琴凯德的愤怒无疑与这种修复有关。试想，设若没有了记忆，琴凯德的愤怒将会从何而来?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从来就是一个不断肢解他者记忆的文化同化过程。而琴凯德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她已被不可避免地同化了，却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民族历史记忆。如果说V·S·奈保尔之于英国殖民文化的认同甚少流露出矛盾的情感，那么，琴凯德则由于记忆的作用对这种文化一直心存芥蒂。她曾说道：“我被迫记住了约翰．弥尔顿，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过，她又不能清除自己的此种记忆果实，故而只得安然处之：“我发现约翰．弥尔顿很美，我高兴我知道了他……既然我知道了他，那我就拥有使用他的每一项权利0”琴凯德的这种态度，旨在表明她并不想感激将其哺育长大的英国文化传统。

需要言明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赞赏琴凯德的民族志气，便藐视v．S．奈保尔的文学成就；也不能因为理解V·S·奈保尔的大度宽容，就苛求琴凯德充盈于作品之中的不平之气。两位作家虽有着相同的文化处境，却也有着不一样的出身。再则，英国殖民文化作为他们的另一个母亲——一个养母，不论他们拒斥抑或亲近，都是已经不能颠覆的事实；怎样的态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V·s·奈保尔应当警惕不要让自己的历史认同变成对于历史的美化；他没有理由因为温馨的记忆，就忘却还有过另一种血腥的记忆。对于琴凯德来说，她同样需要提醒自己，她那熊熊怒火不可能不伤及她自身。仅就美学层面而言，她惯于宣泄的那种情绪，激烈得往往令读者难以招架。她针对历史所作的极端抵抗，又由于缺乏某种命运感，进而大大限制了其作品悲剧况味的升华。此外，过于强烈的愤怒多少也会有损她的优雅与从容，致使她在有些慌乱的心境中，很难对其竭力拷问的对象进行正确而又深刻的剖解。她对于问题的揭批火力也的确是炫目和强劲的，可我却不敢说它满足了我所期待的那种深度和广度。琴凯德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她的那个悲惨世界，但是那个悲惨世界很不容易让我们产生悲怆的共鸣。其原因就在于，她的愤怒始终摆脱不了一个弱者的过多怨气，而这势必要导致其所有的力度都大打折扣；她一向显示出来的强硬也因此难免不让人生疑。与此同时，过多的怨气促使琴凯德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种风度，更重要的是，它很有可能因此使其一直寻找不到明智的解决问题的良方。如此一来，她只能深陷于愤怒的泥淖中不得自拔，除去弄脏对方及自身之外，她还会有何作为?

然而，这就能成为我们谴责琴凯德的合法借口吗?毕竟我们已经知道，除了愤怒，琴凯德一无所有。更何况，也正是由于这愤怒，琴凯德才从此拥有了一切。

                路文彬

            2004年5月4日于北京二里庄

琴凯德以一种优美的散文文体写成的这部小说，优雅、明澈、醉人、悲怆而富有乐感，令人着迷!堪与加缪的《局外人》媲美!

——《华盛顿邮报》

琴凯德女士追忆出整个多米尼克世界全部的美丽与苦涩，她以抒情性的散文体写出了一部有力而又激动人心的书。

——《纽约时报》

一位年届七旬的老妇的自传式小说，令人沉醉，却又痛彻心肺!作者讲述了她在多米尼克的生活，带着淳朴、倔强的反抗和苦涩的自省……

——《出版家周刊》

牙买加.琴凯德这部让人难以忘怀的小说，是我们这个半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伟大作品。

——《洛杉砚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