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为了纪念1977年恢复高考而编写的，在本书中，20位文化精英讲述了自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走进象牙塔的过程。这些不同职业的作者描述了自己考入大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辛酸也有感激，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记录着他们人生的辉煌。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这年的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

为了纪念这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考试，中国华侨出版社约请了当代著名作家、学者陈建功、周国平、肖复兴、叶兆言、吴思、雷颐、杨慧林、郭方、韩小蕙等近二十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出版，真实地记录了他（她）们1977年的个人入学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遥远的高考梦 蔡震

我妈逼我考大学 陈建功

我的大学之梦 高凯军

未雨绸缪大学梦 龚玉

1977: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 郭方

怎能忘怀我的南开 韩小蕙

时代变化与个人命运 雷颐

命运转折点——难忘的一九七七年 李斧

难忘的高考岁月 [美]李强

怀念1997——我梦想实现的日子 李霄凌

1977年和一件难忘的往事 李玉琦

1977年底的高考 孙文泱

我的困惑和我的大学 吴思

1978年之冬 肖复兴

恢复高考亲历记 薛庆超

“摔跟头”主题的四个乐章 杨慧林

想上大学的日子 叶兆言

1978年的夏天 袁晞

重返精神故乡 周国平

那个命运的美好时光

——纪念中国高考恢复30周年 周星

            遥远的高考梦

                 蔡 震

现在人们只记得1977年全面恢复考试招生，其实1973年也曾摆出经考试录取大学生的架式，不然，怎么会出了个“白卷英雄”呢!我在那年“有幸”亲历这场历史闹剧，留在心上的刺痛则久久难平。

我是在前一年末经招工，从插队的农村进了县城，来到税务局的，报到之后开始工作却已是1973年初了。大学招生开始时，刚刚工作半年，而报考的第一关是要单位通过举荐，而且报考名额是按单位系统分配的。这对我犹如一道雄关。

首先是“政审”，那年头样样事都是先审查政治身份。父亲还戴着一顶“文革”发的“帽子”，我的政治身份算是“可教育好子女”，这事儿可就有点悬在半空里。“可教育”和让不让你接受教育，那是两码事。“教育”跟“教育”的涵义不一样。其次就是，那年头办事已经得走门路了，虽然“后门儿”一词似乎是再晚一点才有的。我刚到单位半年，人也才刚认熟，旁人还没认熟我，而我又是那种拿着烟酒都说不出“您留着用”这句话，却好像揣着赃物似的人。

虽然有此一关，为自己圆一个大学梦的强烈渴望，还是激励我去闯关。在农村“修理”地球几年都没有淡薄下去的心愿，怎能让它失诸交臂呢!

局长在我的感觉中是个很世故、很有城府的人，说起话来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怎么向他开口，而不致让两句冠冕堂皇的话就驳回来，着实让我费了一番心思，却还是不得其解。局长又是个爱喝上两口的人，要不要送上两瓶酒，也让我颇为踌躇。犹豫良久，还是我行我素。直截了当地向局长诉说了我要上学的愿望，很真诚的，没讲那些时髦的、任谁都能信口拈来的话。末了，倒是说了句“考不上，我会踏踏实实在这儿干下去”这样意思的话，虽隐含着几分无奈，也还是真诚的。

原以为局长既不会马上同意，也不会立刻拒绝，总要说些“研究研究”、“可以考虑”之类的话。然而，局长静静地听我讲完后只说了两句话：一是同意我报考，二是财贸口只有两个名额，他会为我尽力争取。这让我一时大为感动。果然，单位在准备报考的人中，只推荐了我，财贸口两个报考名额也给了我一个。

后来我想，在时兴讲套话、讲八股式冠冕堂皇的话的年代，还得真诚才能换来真诚。当然，这也要平时一贯做人、做事都是真诚的。我被招工来这个单位，是不大情愿的，我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工作中我尽心尽责，而且努力做最好的，在同来的年轻人中，我是最先在业务上独立成一把手的。这些，局长肯定看到了，不然，他不会在我失去入学机会后，马上送我去省财院的业务培训班。这样水平的培训机会，在当时很少。那次半年的学习，使我回来后很快成为业务上的骨干，而且不久即被借调到地区财政局，实际上主管起全地区的税政业务工作。此为后话。

报名问题解决了，似乎该准备考试了，可实际上没什么可准备的。既没有考试的范围，也没有复习的资料。单位中有刚离开校门不久的青工，还有当地中学“复课闹革命”所用的课本，找来翻了翻，终是不得要领。反正大家都一样，听其自然吧。

时隔久远，怎么考的试，考了些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大约从考试本身没有感到任何压力的缘故吧!成绩并不公布，但小县城里没有打听不出来的事。朋友告诉我总分在前六名之内，全县录取名额有十几个。考中，似是板上钉钉了。然而，就在此时，报上报道了那位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考试录取大学生，成了逆“革命潮流”而动的回潮。原来招生工作的进程，延缓了一个多月，成绩不看了，大概政治身份又成为最重要的录取标准。那笃定是落榜!后来听说成绩在前若干名之内的，大多落榜，许是防患于我们走“白专道路”之未然吧。  其实，如果没有最初的期望，也就没有之后的失望，心中的沮丧可想而知。还不只是沮丧。因为在此之前，尽管学校被“文化大革命”闹得一塌糊涂，我们也都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但我一直相信“再教育”有结业之日，相信有重新得到正规教育之时。这一次的遭遇，真正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绝望，心一下子跌进冰窖中。后来，坐在省财院培训班教室里，想着这大概就是自己惟一与大学打交道的机会，不禁黯然神伤。

培训结束后，回到税务局，我继续过着小县城的城里人的生活。

不过，这城里人的工余生活，其实和在乡下插队时没有多大区别。县城里有家电影院，可翻来复去放映的老是那几部片子，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其中的情节、对话。隔壁银行的会议室里有台19英寸的电视机，黑白的，这在那时已经是稀罕物了。人熟了，每天晚饭后可以去看看，当然是人家放什么就看什么。其实，除了球赛，倒也没什么可看的，无非消磨晚上的时光而已。当时的球赛只有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我们最得意的体育运动项目。

更多的时候是打扑克。“拱猪捉羊”、“敲三家”，也玩“升级”，以分数计输赢，但与钱无关，不像如今人们打麻将。输者脸上贴纸条、头上顶纸帽或钻桌子，一脸的坦然。局长也玩，输了也钻桌子，没大没小，没上没下，倒也其乐融融。

还有就是花一两个小时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单身职工住单位的集体宿舍，宿舍．、办公室在一幢小楼里，顶上一层是宿舍。每人一个小煤油炉，不过都烧柴油，柴油便宜，而且容易搞到不花钱的，大家都有点这方面的关系。一个月38元的工资，只能精打细算，能揩油就揩油，管它谁的油。每逢一个小煤油炉点起，整幢楼里便从上到下弥漫了油烟味、葱花香、肉香，响起了叮叮当当、滋啦滋啦的锅碗瓢盆进行曲。这是当时小县城里机关单位常见的一景。还有办公、宿舍在同一孔窑洞里的，那就是公事、私事一起进行，更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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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五百多万从18岁到30多岁年龄不等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部队、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7月，又有六百多万人参加高考。

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先后迈向象牙塔，为寂落了10年之久的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生机。

可以肯定地说，这次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高考制度的恢复，令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为了纪念这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考试，中国华侨出版社约请了二十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当代著名作家、学者以及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出版。

收入文章按照作者姓氏的汉语拼音排序，不分先后。

18岁那年，我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一干就是10年。28岁了，居然又得进考场。

                          ——陈建功

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吴思

要和一脸阳光灿烂的年轻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步入大学的门槛，我清楚地明白，自己已经彻底地失去了青春。

                          ——肖复兴

今人的“回忆”往往带有过滤苦难、提炼辉煌的性质；而如果念念不忘所谓的“苦难”，又容易被人疑心为“自恋”、“矫情”或者是借苦难来反衬辉煌。

                          ——杨慧林

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

                          ——叶兆言

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种创造的生活。

                          ——周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