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所为是一种革命，它无革命之名，但有革命之实。

“帮会”中人虽也有渣滓，但有学识、有思想、有志气、有胆量的人也很多。他们“义”字当头，敢做敢为。

中国社会的复杂，深不可测，读“帮会史”，也许可以帮我们找回那一段逝去的记忆……

阅历不深或阅历深厚的人、最讲义气或最不讲义气的人、传统文化的倾慕者、想要了解或不想了解中国社会的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近代剧烈动荡的社会和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无以适从的心理，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江湖化”或称“帮会化”。拂去历史的尘埃，只见江湖烽烟四起，顿时一片刀光剑影……丐帮、斧头帮、青帮、袍哥、会道门组织和因之面叱咤风云的江湖老大们一个个粉墨登场雨装亮相……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近代剧烈动荡的社会和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无以适从的心理，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江湖化”或称“帮会化”。拂去历史的尘埃，只见江湖烽烟四起，顿时一片刀光剑影……丐帮、斧头帮、青帮、袍哥、会道门组织和因之面叱咤风云的江湖老大们一个个粉墨登场雨装亮相……

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有一串并非褒义的词：斧头帮、老大、摆平、上海滩、堂口等等。在这一串词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综括性名词：江湖!耳熟能详的名字深究起来往往是人们最陌生的名词。到底什么是江湖?谁在江湖之中?江湖里面又是什么呢?本书将带领大家走进由近代帮会组成的江湖世界。

第一章 江湖简史

第一节 从五斗米教到明清海禁——古代帮会的发展

第二节 侵略、租界和社会变迁——近代帮会的兴盛

第三节 其兴也勃，其亡也乎也——近代帮会的归宿

第二章 帮会组织

第一节 堂口

第二节 帮规

第三节 隐语

第四节 进退

第三章 帮会营生

第一节 烟赌娼和贩卖人口

第二节 保护费和代理收入

第三节 投资近代事业收益

第四章 天下丐帮

第一节 天下第一帮

第二节 近代流民潮

第三节 一盘大散沙

第四节 善恶知多少

第五章 沉浮——洪门的兴衰

第一节 反清复明天地会

第二节 墙里开花墙外香

第三节 圆满的归宿

第六章 一手遮天——青帮

第一节 漕运发家

第二节 青帮组织

第三节 风云东南

第四节 齐聚上海滩

第五节 杜代黄兴

第七章 毁誉参半——袍哥

第一节 与子同袍，亲如同胞

第二节 投身辛亥革命

第三节 袍哥兴衰

第八章 会道门

第一节 民不聊生刀出手——小刀会

第二节 刀枪不入的神话——红枪会

第三节 面具背后的罪恶——贯道

第四节 杀尽天下不平事——白莲教

第五节 京门在理人禁烟——理门

第九章 帮会人物

第一节 盐枭巨头——徐宝山

第二节 上海二张——张仁奎、张树声

第三节 流氓大亨——杜月笙

第四节 第一帮主——黄金荣

第五节 三色大亨——张啸林

第六节 海上闻人——虞洽卿

第七节 袍哥军阀——范绍增

结语 从旧上海黄包车说起

帮会组织是江湖内部次级组织形式。江湖早有，江湖中人常有，而帮会组织则要晚得多。

庄子在其作品《庄子·内篇》中最早使用了“江湖”一词。在作品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动荡，社会分化严重的时期。政治权威的动荡，松动了正常的社会组织，产生了大批难以归类的士、侠、游商等人。一个原始的江湖逐步剥离出来了。

荆轲、高渐离等人仗艺游荡各国，专渚、聂政等人行刺各地，加上社会对这一群体或多或少的推崇，使得早期的江湖萌芽发展迅速。根据记载，墨子学派就围绕思想学说，形成了严格的组织体系。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违禁者轻则开除，重则处死；同时墨家子弟的生活起居，行为举止都要受到“巨子”的操纵。有人将墨子学派作为中国帮会的始祖。现在看来，这一学派的确同其他的学术团体不同，内部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依然是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正常社会的一部分，算不上是江湖组织。真正形成江湖的年代，还要追溯至西汉末年。

公元17年，王匡、王风等人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时率领饥民攻占地主宅院，夺取粮食，发动了起义。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因此被称为“绿林军”。从此“绿林好汉”就成为除强扶弱、劫富济贫的侠义英雄的代称。同时期的“赤眉军”还创造出了“杀人者死”等简单的纪律，这应该算是江湖道义的起源。当时的绿林军也好，赤眉军也罢，都是带有改朝换代性质的政治军事组织。

这么多年的酝酿，最终在张陵的手中塑造出了原始的帮会胚胎。东汉顺帝时，江苏沛国人张陵客居四川，针对当时灾荒频繁、瘟疫猖獗、百姓饥谨、民不聊生的形势，在四川鸽鸣山依据《太平经》作道书，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口授，将民问巫术与巴蜀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成分相融汇，创立了“五斗米教’’。五斗米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主要是祷福和驱鬼，假借鬼、神、符、禄为人治病，聚徒惑众。因其入教条件是缴纳信米五斗，以“防凶年饥民往来之乏，行来之人不装粮也”。具有互救互助性质，故广大贫苦百姓纷起响应，“竞共事之”。由于“五斗米教”具有浓厚的原始性、民问性和联盟性，遂逐渐演化成农民起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它也凝聚了江湖的规范因素，创立了原始的帮会组织。

到东汉末年，“五斗米教”分支道首张角，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一带传播“太平道”，用“符水咒语以疗病，百姓信向之。”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聚教徒几十万人，发动起义，遍及八州，焚烧官府，捕杀官吏。公元184年出现的黄巾起义将原始帮会组织和反政府的农民起义相结合。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的起义将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还是没有彻底推翻东汉政权。在长达30多年的斗争中，黄巾军将反政府、实践理想的意识传播到了全国。黄巾起义让生活困苦不堪的农民和小商小贩等社会底层民众主动自觉地联络，并在躲避官方追查的联络中创造出了很多特殊方法和规矩，这些都成为江湖道义和规矩的渊源。

时间到了魏晋之季，宗教大为兴盛，开始了宗教与帮会组织的不解之缘。宗教在推动帮会发展完善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自佛教传人我国之后，随着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在民间的普遍流传，魏晋南北朝时，“沙门异端纷起”，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广收信徒，蛊惑人心。在山西、河南一带，有人利用宗教曾掀起过多次武装暴动。在累遭封建王朝镇压后，遂于民间秘密繁衍滋生，门派各异，邪说纷呈。但大都以“释逛佛衰谢，弥勒佛出世”，“称之以为奸”。

隋朝初年，民问广为流传着“吃菜事魔”的说法，信者多“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其后，唐县人宋子贤利用幻术，“自称弥勒佛出世”以迷惑群众，原始的白莲教组织因此产生。唐朝时有“白衣长发会”流行甚广。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民问非正常团体有了新的发展。正式的“社”开始出现。一些城市中出现了类似于现代黑社会成员特色的文身恶少。

宋元时期白莲邪教在民间就很兴盛，“吴郡沙门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元末世乱，多少枭雄利用宗教和帮会组织武装与元兵相抗。其名称除白莲教外，还有弥勒教、大明教等等。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大肆宣扬“明王出世”，“弥勒降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事之初虽参加的是“红巾军”，但当羽翼丰满时断然与红巾军划清界限。他出身沙门，并不真心信教。谙于世事的朱元璋明白历史上以宗教、帮会而成大业者从来就没有，只有吊民伐罪，解民倒悬者才能得民心，得天下。帮会对正常社会和政治统治的危害使得掌握政权后的朱元璋在即位伊始，便下令取缔一切“邪教”，以法律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P3-5

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有一串并非褒义的词：斧头帮、老大、摆平、上海滩、堂口等等。在这一串词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综括性名词：江湖!耳熟能详的名字深究起来往往是人们最陌生的名词。到底什么是江湖?谁在江湖之中?江湖里面又是什么呢?本书将带领大家走进由近代帮会组成的江湖世界。

何为“江湖”

何为江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将“江湖”解释为：“旧时指各处流浪靠卖艺、卖药等生活的人。也指这种人所从事的行业：江湖艺人。”在接下去又有一条“江湖骗子”，解释为“原指闯荡江湖靠卖假药等骗术谋生的人。”①这可算作是狭义的江湖。相信读者心目中有关江湖的许多内容都没有包含在这个解释中。

与之相对的，武侠电影营造的江湖世界远远要比这个大得多。徐克笔下的任我行曾经对令狐冲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的江湖：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任我行理解的江湖是广义的江湖，人和人际关系组成江湖。人就是江湖，所有的个体都在江湖之中。

追本溯源，江湖一词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庄子在其作品《庄子·内篇》中最早使用了“江湖”一词。《内篇·大宗师第六》中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河水干枯了，鱼儿们在陆地上苟延残喘，只好吐沫子相互湿润，这情景的确感人，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如彼此互不相识，畅游于江湖之中，来得自由自在。这里的“江湖”是充满褒义的理想境地。

从历史事实中说江湖，可以追溯至西汉末年的绿林起义。公元17年，王匡、王凤等人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时率领饥民攻占地主宅院，夺取粮食，发动了起义。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因此被称为“绿林军”。从此“绿林好汉”就成为除强扶弱、劫富济贫的侠义英雄的代称。同时期的“赤眉军”还创造出了“杀人者死”等简单的纪律。这应该算是江湖道义的起源。但是当时的绿林军也好，赤眉军也好，都是带有改朝换代性质的政治军事组织，这又显然与无拘无束的江湖不符。

公元184年出现的黄巾起义将反政府的农民起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江湖内涵拉近了很多。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的起义将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拉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还是没有彻底推翻东汉政权。在长达30多年的斗争中，黄巾军将反政府、实践理想的意识传播到了全国范围。黄巾起义让生活困苦不堪的农民和小商小贩等社会底层民众主动自觉地联系，并在躲避官方追查的联络中创造出了很多特殊方法和规矩，这些都成为江湖道义和规矩的渊源。

现代人意想中的江湖，首先是与官府、朝廷相对的民间社会。战国时期魏国中山公子牟曾说“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阙之下”，范仲淹在名作《岳阳楼记》中也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句子。这是有别于官府控制的、自由自在的空间。  但是正如柏拉图说的，每个人都是政治人。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完全与政治绝缘。大家都在政治伦理、政治制度的控制和影响下。即使是一生难见到几回县衙小吏的偏僻农夫，也要间接地向官府完赋纳粮。因此，现代意义上所谓完全脱离政治因素的江湖是不可能存在的。更切合实际、更常见的江湖意义是后两层：游离于正常生活状态的迫不得已的处境。比如人们挂在嘴边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里就有个人非自己所愿的沦落之感。唐朝诗人杜牧曾有“落魄江湖载酒行”的诗句，说的就是这种无奈和沦落情绪。这是被迫的沦落，常常与怀才不遇、家破人亡、人生坎坷等情境相连。现代意义的第三层江湖指的是叛离于正常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的境地。这里强调的是非正统的主动姿态。比如人们常说的“闯荡江湖、纵横江湖”等。这两层意义的江湖既是个充满血雨腥风的地方，有时又是个人们躲避是非的空间，有时还是个新是非的源地。

千古江湖的存在，创造出了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道义、文化和游戏规则。比如在江湖社会上，有一些切口或隐语是带有共性的，而有一些隐语或切口则是某一行当所特有的。但无论是哪种行当，只要是江湖社会分子，肯定就懂得那些共性的语言，而那些特有语言，则是特定行当才能理解的。江湖文化的存在使江湖一词取得了独特的借代意义。比如人们说的“老江湖”，指的是对江湖上的种种游戏规则烂熟于心的一类人，而说一个人“够江湖”，在江湖中的含义，表达的其实是讲义气，够交情的含义。

有这样的小故事，讲的是近代上海大亨杜月笙。有一次，杜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打牌，一个交锋，那个财阀输了二三百万元。支票递到杜手中，杜连声说：“笑话，笑话!”就撕成碎片。此类事件传开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四海”，够朋友，真是经过大场面的!

江湖中人，类型多样，鱼龙混杂。并非人人都如小说所说的那样武艺高强、行侠仗义、誉满江湖。归隐江湖的居士和看破红尘的高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不得不身陷其中的贫苦百姓和混入其内的社会下层中反社会的不法之徒。正是因为江湖对传统社会的剥离影响、江湖人的违法乱纪，江湖多数时候为政府所镇压；也正是因为正常生活的压力巨大、生活困苦，江湖对普通百姓的吸引力始终存在。江湖成为了儿童的圣地，成人的童话世界。

当江湖成为一种文化，它的意义就止于理想的圣地，带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江湖文化就属于那类不太容易告别的旧有的文化。”①我想《水浒传》之所以能成为四大名著之一，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它营造了一个108人的江湖。

近代江湖

帮会是江湖这个大系统中有组织的小系统。东汉末期张鲁创立的“五斗米道”可算是最早的成型的帮会组织。其鼎盛时期建立了汉中割据政权，首领封侯拜将。之后的帮会组织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绵延千年。明清时期的海禁，限制贸易、严防结社。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了地下帮会的繁盛。近代中国的三大帮会(青帮、洪门和袍哥会)都是在那时候成型的。这为近代中国帮会组织的畸形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屈辱的近代中国破坏和建设并立。近代化的过程是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解构过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历程中必然对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强烈冲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破坏已有，而前途未明。明清之后，中国社会保守僵化已久，一旦解构，其冲击威力之大令人震惊。破裂后的中国没有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之路，而是倾向于传统的恢复与重建。在变革的混乱和阵痛中，大量的失败者和弱势群体被抛向动荡的社会。

正如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描述的，传统农民在自然经济解体、列强入侵、兵匪骚扰、自然灾难的多重打击下，日益破败，失业破产者和无业游民大量增加，“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是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①农业如此，手工业和城市工商业也是如此。失业问题日益严重。非农业人员既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又遭受列强经济势力和封建地主的随意压迫剥削。各行各业的中国工人受压迫最重，甚至屡遭他人欺凌蹂躏。

发展无望，政府保护职能缺失，各行失业者流入江湖，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加入帮会就是其中的主要形式。

除了普通百姓，中产阶级，甚至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热衷于帮会组织。对于无衣食之忧的他们来说，参与帮会活动主要是为了“不怕流氓敲竹杠”、“跑码头可以吃得开”、“借帮会为号召，加强势力”、“得到安全保障”、“多交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在业务上得到便利”等。①

蒋介石在上海做证券生意亏本后，经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老头子”，才得以摆脱债主们的纠缠。蒋介石发迹后，黄金荣很知趣地退还了蒋送达的帖子，主动放弃了师傅辈分。黄金荣果然有帮会老大的过人之处。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被战局急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是专程赶到上海拜寿，向早已风光不再的黄行跪拜之礼。

近代社会的动荡和人们对帮会的热心参与，使得帮会组织开始公开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帮会组织的拓展。

帮会的反正统、非政府性质在古代中国决定了其只能作为秘密会社存在。中国历朝历代都视“结党”为大忌，所谓君子不党。清政府统治时期，对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及其分枝严厉压制。参与者一经发现格杀勿论。起于漕运的青帮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清廷默许，但是太平天国以后也被陆续取缔、遣散。这样的大环境又加强了帮会组织的秘密色彩。为了防备被叛徒、奸细出卖，为了防备被密探、官兵打入内部，各帮会为新成员的加入设计了极其繁琐复杂的仪式、规定和诗词条幅，以达到鉴别异己和强化对内部人员思想灌输的目的，并严格限制成员的退出机制。这套礼仪不断发展变化，愈演愈繁。这种严格的，有时甚至是极严厉的保密制度，给帮会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民国初年，帮会外人士还很难窥见帮会的真面目。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政治权威骤然消失，来自政府当局的压力消失，帮会再也没有秘密集合、维持繁文缛节的必要。帮会的神秘色彩不再，逐渐为外人昕知。先是在1912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日本人平山周写的《中国秘密社会史》，该书对中国的帮派有较详实的记载和分类。一些帮会组织深感过去那种口耳相传、手抄笔录式传道过程效率太低、错误率过高，陆续编印了诸如《江湖海底》、《金不换》、《通漕辑要》之类的书籍，收录了帮内的各种规章制度、历史沿革、隐语暗号及帮会人名录等内容，帮会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压力的持续减弱，帮会势力的扩张，有些帮会开始借用正常社会允许的社团组织形式在政府中登记注册，以合法地位公开活动。如杜月笙的恒社、张仁奎的仁社、黄金荣的忠信社、朱学范的毅社等等，可谓“百家争鸣”。帮会的公开化又推动了帮会纪律和仪式的简化。组织的公开化和仪式的简化，使得帮会和社会间开始互相认同。民国期间，加入帮会不再是需要隐瞒亲戚朋友的见不得光的事·而是谋求个人发展的正常行为。甚至有人千方百计托关系筹措资金加入帮会，将之作为人生投资。

十里洋场

提起近代帮会组织，人们自然会想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当年上海滩帮会组织和帮会大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上演了一台台正剧闹剧，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上海本为东南形胜之地，近代又扮演了中西交流的桥头堡的角色。作为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上海得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迅速发展成为华东重镇，繁荣、开放程度都在中国首屈一指。繁华的上海滩和被破败的广大内地形成鲜明对比。与蜂拥而入的流民一样，以青帮势力为主的近代帮会也东迁入沪。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朝废漕运，以轮船为主的近代海运业相继兴起。不少青帮成员参加或协助过太平军，青帮在战后被遣散。遭裁撤的船民和帮中的无业游民纷纷前往畸形扩张加速了上海的繁荣。他们混迹于沪上，寻觅各种生计，依然保持着原先的帮会组织形式。其中一些人还发迹成为了头面人物。这就使青帮组织在上海生根发芽，又吸引了更多的帮会成员从各地前来投奔。

讨袁战争时，苏北帮首领、青洪合流的关键人物、拥帮众两万人镇守扬州的徐宝山被革命势力炸死。他所控制的帮会势力陆续流入上海。上海华洋杂处、三教九流的社会状况和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奢华的生活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苏北帮进入上海后，深刻影响了上海帮会势力的发展。首先，徐宝山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同洪门老大任春山合开过“春宝山”，力推青洪联合。苏北帮本来就是青、洪合流的产物，进入上海后，更促使了当地的青洪合流，逐渐形成人们所说的“青洪帮”。其次，背井离乡的苏北帮曾经参与帮会仇杀、降清投袁，被人唾弃，因此更加团结紧密，不像其他帮会派系那般松散，很快发展成为上海帮会的主导力量。已经有相当势力的黄金荣，也郑重转投苏北帮的张仁奎为师。

 二三十年代，青帮逐步形成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三人建立起一个以三大亨为首领，以租界当局为靠山，以“大小八股党”和帮会流氓头目为骨干，拥有数百名职业打手，控制了上海数万家烟馆、赌台、妓院，势力伸展到全上海市每一个里弄角落的超级帮会势力。帮会势力以内部纪律约束成员、保持团结，其头面人物被称为“大亨”或“社会闻人”、“海上闻人”，被归入“党政要人”、“工商巨子”等上流社会。其基层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法租界望志路萨坡赛路口房屋内召开成立大会时，那个身穿蓝袍黑褂，前往干涉，传达法租界当局命令的人，就是黄金荣的爱徒程子卿。

以青帮为核心的三大亨集团的壮大，是同上海租界当局的扶植、纵容分不开的。1843年，中国第一个租界出现于上海。租界是近代中国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现，而上海又是中国租界最集中的地方。但外国人很快发现上海租界自建立之日起就解决不了严重的治安问题。外籍流氓和犯罪分子，把上海视为“冒险家的乐园”，而外来流民的犯罪也日益增多，武装抢劫及武装绑票案也异乎寻常地高频率发生，令租界当局头痛异常。租界巡捕大部分为西洋人，但他们不明中国国情，语言不通，地形不熟，黑灯瞎火，焦头烂额。

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犯罪，对付本地罪犯，租界巡捕房在束手无策之余经过激烈争论，由法租界巡捕房首先决定招收新的华人巡捕，希望以华治华，改善治安。后来成为青帮第一大亨的黄金荣就是在这个时期作为新增加的华人巡捕进入租界的。

黄金荣以其庞大的帮会关系网络，加入不久就受到了殖民当局的重视。法国驻沪总领事带着妻子到太湖游玩，被湖匪绑架勒索赎买。法租界当局极为惊慌，要求巡捕房全力营救，黄金荣利用帮会网络很快查清情况，派素与湖匪有联系的手下干将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湖匪首领分文不取，轻而易举地交出被绑的法国人。

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真正使黄金荣闻名全国的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携带几箱银元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准备开设新的教堂，不料车到山东，被山东督军张宗昌辖下军队截住火车，绑走姚主教，不知藏匿到了何处。姚主教失踪事件，在当时轰动国内外，法国领事更是一天发了几道命令，限巡捕房火速破案。黄金荣一个偶然机会得知姚某下落及关押地点，急忙一面派人携款收买看守，一面亲自率领十余名便衣侦探，化装成张部官兵，连夜赶到山东乡下营救，将姚某平安救回上海。为此，法国政府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惟一的一个华探督察长，另派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通吃黑白两道，指使他的上千徒众贩卖鸦片，开设赌台，并先后开设日新浴室、大观园浴室、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共舞台等。还以走私、绑票、敲诈勒索等手段聚敛了大量财富。

一战期间，法国国内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供给上海租界当局经费，责令就地筹款。黄金荣乘机献策，建议当局开征“花捐”、“赌捐”、“烟枪捐”和“军士印花捐”等税项，法租界当局一一采纳，缓解一时之需，并带来巨大收益。为了奖赏黄金荣，除准许其组织公开卖鸦片烟土外，后来还索性将“土捐”、“烟枪捐”一并交给黄征收。双方沆瀣一气，均从中获益不浅。

黄金荣主持的黑帮已经不是传统中那种等级森严的保守帮会。黄金荣将其徒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门徒”，专门招收的对象是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这些人一般的要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后入帮。另一类是“门生”，专门接收有身份有地位之人，他们需由介绍人搭桥，欲入帮，先投上一个红帖，封金比一般门徒要高，但只需向黄金荣磕头。门生也分档次，低档门生要磕头；而高档门生，只要通过介绍人备了红帖，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了门。门生中若有人像蒋介石那样日后飞黄腾达，地位名望超过先生，他便主动将过去的帖子原封退还门生，表示彼此问不再是师生，而是平辈。这种既不要磕头礼拜，又能遮盖门徒秘密的“招生”方式，为青帮搜罗了不少精英人物，为日后青帮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后来，黄金荣又对这套做法作了进一步的改善。他建立了“忠信社”，废除了“门生”、“门徒”间的等级和称呼。凡自愿投入门下的，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后，就成为黄门中人。忠信社为其他青帮老大所仿效。这些社员一律奉“社长”或“董事长”为共主，社员之间至少在名义上相互平等。

在黄金荣之后，又有杜月笙、张啸林两个大亨。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可算作是上海青洪帮力量的大检阅。光是送祖先牌位盛大游行的仪仗队，就有六个大队；蒋介石送来了“孝思不匮”的金匾；吴佩孚送来了“武库世家”的金匾。此外还有总统两位：徐世昌、曹锟；执政一位：段祺瑞；大帅两位：吴佩孚、张宗昌；前清提督：李准前来祝贺。大典的会务和保卫工作由公私两部、黑白两道人员承担：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法、英、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上海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自有租界以来，殖民者当局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就是蒋介石去法租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此前蒋介石不明就里，带了60多名警卫，开了两辆军车准备进入法租界，结果被法租界安南巡捕拦住，扣押了军车和警卫班长，经黄金荣协调才得以妥善解决。

时人有云：“宾朋联袂，车骑如去。草绿郊垌，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侠，居然舄履三千。”①

青洪帮在上海滩的鼎盛可见一斑。

那是一种怎样的辉煌啊，不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各获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而且让整个帮会从地下走向公开，组织严密，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渗透进工、商、军、政、新闻、出版、教育、艺术等各界．可谓无孔不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甚至经常在政治力量的博弈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立三回忆1924年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时，就曾经说过，“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大地寒锋：《上海青洪帮风光的背后》，载于天涯社区)。

江湖生活

谈完了近代帮会组织繁盛的原因和鼎盛情况，我们进入帮会组织内部，看看近代江湖生活又是如何。遗憾的是，这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谈清的。我们就截取江湖生活几点，以管窥豹。

赌。江湖本为冒险之地，而冒险的另一种形式：赌自古也为帮会成员所热衷。近代上海发展出了托庇于捕房的赌场。开设赌台的帮会成员，按其籍贯和赌博方式分为上海帮、广东帮、绍兴帮、宁波帮。1927年前后，广东帮赌棍梁培指示王宝善贿通法租界当局，在公馆马路投资200万元，开设大赌场，由于服务十分周到，顿时把本地上海帮赌台的顾客吸引过去，引起上海帮流氓不满。他们联合三大亨，要求法租界当局取缔这两大赌场。正争讼时，恰逢杨阿毛枪杀西捕案发，公共租界捕房被激怒，遂下令将各赌台封闭，不准再开。法租界广东帮赌台也受其影响，被迫关闭。上海第一批赌台的门槛很高，主要面向有钱人子弟，一般贫民是进不了门的。下层参与的主要是花会赌博①。

“花会”形似猜谜，由猜者出花题，参与者买谜底。在实践中，“凡赌必有弊”，花会赌博也如此，其手法有四：一是贿买信息，赌厂收买“带花会的”，从中了解下注情况，以决定是否“换封”(换牌)。二是提前“止封”，了解到某人所下的大注正是今天所出之牌，在此人来到之前，先挂起“止封”牌，中止投注，使猜中的人也只好望牌兴叹了。三是挑剔，如“张合海”的“海”字，若用行书把“氵”写成“I”，赌厂可借口不赔，余类推。四是内外勾结，“做筒”的人勾结亲友下注，自己获利，使股东蒙受损失。花会参与者众多，难以把控，除非是帮会要员。上海的花会，最先由青帮缪阿玉创办。1921年后，花会极盛，后改为刘良洪与郑梅堂合伙经营，轮流掌总简，被人称为“花会大王”、“良洪梅堂”。1926年前后，刘、郑二人由于分赃不均，终于决裂。先是郑梅堂指使门徒在公共租界将刘良洪暗杀。刘妻及其门徒得凶耗后，立即全力反击，13天之后，郑梅堂被杀于虹口。这件“良洪梅堂互杀血案”当年轰动沪上。

骗。涉及江湖的词语很多与骗有关：落魄江湖、遁迹江湖、浪迹江湖、走江湖、闯江湖、江湖义气、江湖好汉、江湖行当、江湖骗子……四方各地，民间的，乡野的，流动的，漂泊而隐秘。

相面、卜卦行业，江湖上叫“金点”，是历代最受江湖人敬重的行当。这应与它精深的理论有关。江湖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其技艺全靠师傅言传身教，有文字的教材不多，但金点例外，如《周易》、东晋郭璞的《葬书》、明朝鲍栗之的《麻衣相法》等，都被认为是金点的真传之作。

解放前，活跃于南方一带的“江相派”是一个利用迷信、诈骗等手段骗钱的团伙，他们行骗靠的是“师门心法”，其中最重要的秘诀师门三宝即《英耀篇》、《札飞篇》和《阿宝篇》。《英耀篇》是看相算命的江湖秘诀，讲的是如何察言观色、窥测来意。例如：“满口好好好，久居高位；连声是是是，出身卑微。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家有祸事。招子(眼睛)闪烁而故作安祥，祸发自身”，这在现在观察人也仍然有效。

“札飞”是江湖暗语装神弄鬼的意思。《札飞篇》讲述装神弄鬼坑骗他人之术。“阿宝”是江湖暗语“大骗”的意思。《阿宝篇》讲述江湖上各种弄虚作假坑骗他人的秘术。例如，用“种金”、“种银”来点化出更多的金银来。

以美色行骗，也是帮会行骗当中的惯用伎俩。美色局常见不衰。《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有一则这样的故事：李姓客商在杭州发了横财，来京都临安走门子花钱买官衔。这个人下榻在一家旅店里，对门有个宅院，门首垂着帘子，常有位少妇站在帘后看街上热闹。隔帘花影，娇声莺转，引得这个正处寂寞中的暴发户心生非分之想。一日李姓客商赌博失败，正心怀懊恼，对门宅院里走出来一个童子告诉李某说，本家主母见李输了本钱有些不忍，并送家藏柑子给官人尝尝。李某见美人有关爱之心，于是春心大动，便顺杆向上爬，也收拾一些礼物拜托小童回谢，于是就牵上了线。此后，少妇常使小童送些菜肴点心之类给李某，李某也常送一些礼物给美人。几番周折之后，二人便搭上了关系。某晚，李某趁夜与美人幽会，不想到正欲行苟且之事时，男主人突然回家，捉个正着。李某见事不妙，便跪下请求私了，男主人借此派仆人将李某财物劫掠一空。次日，李某再悄悄探看对门，却是人去楼空。

抢强行抢夺财物相对“缺乏技术含量”，一般是低级帮会成员所为，或是一些人迫于无奈的举动。抢与打往往难以完全分开。在抢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抵抗，帮会组织就要通过武力来保证抢的成果。所以抢与劫，打与抢是同时进行的。

如明朝吴中一带，就存在所谓的“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他们常常先至一家，“打抢一空”。所以，在吴中地区就流传着“假人命，真抢掳”的谣谚。清时，杭州一带也多有流氓抢劫事件发生，当时对杭州流氓的打砸抢活动曾有如下记载：“游手游食之辈，不事本业，淫酣赌博，犯上蔑伦，动辄纠集多人，背黄喊冤不已，即行抢。”一些江湖中人还“黑吃黑”。在上海，有时候流氓甚至还抢劫娼家的妓女，名之日“拔宫人”，借此向鸨母索取“照顾钱”。当然了，对于有强大帮会背景的妓女和妓院，一般帮会成员轻易是不敢下手的。

因此，抢劫还是一门学问。抢之前要踩点，了解前后左右的情况，估算可能的变化；抢劫的时候要注意伪装，以免暴露；人多的不能抢，力道强的更不能抢!而这一切规矩自然也是圈内口口相传的。虽然来钱快，但也不是想象得那么好赚的。

笼统的议论江湖，它既是一个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的社会系统，更是一个浸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美丽的童话世界。帮会组织是江湖世界的完善组织形式，是得其精华的小江湖。中国千古江湖世界和江湖文化的存在，加上中西碰撞、天下动荡的风云际会、时世弄人，帮会组织在近代迎来了畸形的蓬勃与弥散。我们走入近代江湖，就仿佛走入了一个异型的社会，走入徘徊和激荡的虚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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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南方人，家离上海市区四小时车程。虽然近代帮会在上海的鼎盛历史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了。但是近代帮会和近代社会的影响，在老家一带还是有遗迹的。

老家现在的出行还是由出租车和黄包车平分天下。这“黄包车”叫法，起于上海。上海马路上最初行驶的人力车都是仿照日本样子制造的。车身很高，双轮用铁皮包着，行驶起来的时候隆隆作响。因为系日本样子，上海人称为“东洋车”。后来产生了车身是黄色的新人力车，车身低矮，车轮用橡胶做成，人坐着比较舒服，走起来声音很低。起初人们以为是有钱人家的“包车”，因此将它俗称黄包车。东洋车后来渐渐退出了市场，而黄包车流行到现在。只是已经不是人拉，而改为踩了。

有趣的是，家乡黄包车上琳琅满目的小广告竞也是起自上海的。当年黄包车产生后，十里洋场内聪明的商家看上了车帐后面高几寸、长几尺的布条，用白粉书写广告。可惜的是，车行速度过快，行人走马看花，广告效果不好。因此广告的客户很少，这一新式做法也在半年左右成为了遗迹。现在的商家则将广告完全涂在车身上，效果自然好多了。

这样的遗迹还很多。比如上海的白相人(帮会中人)喜欢在胸口臂膀刺花，如山水人物、花草果木、飞禽走兽，应有尽有。这渐渐成为帮会成员的风气，甚至一些家属也在身上刺花。青红花朵加上白色的肌肉，非常醒目。后来租界当局下令逮捕刺花的帮会成员，不论是否犯法。巡捕一看到刺花的人立刻抓到巡捕房去。因此一些帮会成员害怕了，纷纷去医生处希望能除掉花纹。可是刺上容易，除去难。有的人为此弄得皮开肉绽。其实，上海街头刺花的风俗是因为海员而起的。海员此举是为了防止落海淹死后，为海水浸泡，尸体难以辨认而为。

现在人头脑中对帮会的印象似乎等同于黑社会。不知道旧上海白相人的刺花和当今黑社会纹身的相似之处是不是助长了人们这样的印象。

不得不承认，近代帮会势力和他们构建成的江湖世界是一个内容丰富而繁杂的天地。我们现代人所知甚少。但是他们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帮会势力的恶性发展一直是中国社会突出的问题。中国近代帮会势力的发展和壮大有着深厚的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根源。到清朝末期，中国帮会组织名目繁多，有三四百种之多。中国的帮会两大系统在地区分布上，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会党主要活动在中国的南方。因此有“北教南会之说”。书中讲了许多城市帮会膨胀的故事。这是租界当局和中国地方政府利用、扶植的结果。其中的帮会大老们因帮会而起，也因帮会而亡。他们共同造成了近代中国的“帮会化”或者是“江湖化”。复杂的中国近代社会，深不可测。我们读“帮会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特殊的时期，掌握认识中国社会的钥匙。

笔者才疏学浅，加上编写时间紧迫，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大量前人的资料和观点。在书中已经注明了许多。我再在这向读者“坦白交代”我的主要参考文献。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找来进一步深读帮会和江湖的历史。这些著作和文章是：周建超著：《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刘剑、丁小梅编：《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2月版；《纵横》精品丛书：《民国社会群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6月版；秦宝琦著：《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刘才赋著：《秘密社会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版；刘联珂著：《中国帮会史》，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版；郭绪印编著：《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郭绪印编著：《清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布赖恩·马丁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9月版；郁慕侠著：《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版；张皓，张子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演变》，载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网络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现成的资料，相当程度上帮笔者完成了观点的搜罗工作。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光顾的网站和引用的网络文章有：大唐资料库(http：／／info．datang．net)；扯淡网(http：／／www．chedan com)；《杜月笙——青帮大亨》，弄堂网(http：／／www．longdang．com)；《蒋介石拜师黄金荣内幕》，野渡空问(http：／／www．m16．cn)；《中国帮会大揭秘》(http：／／mail．zzrtu．com)；大地寒锋：《做好一个尿壶：上海青洪帮风光的背后》，天涯社区帖。

我每码完一本书，都有这样的感叹：如果给我更多的时间，我一定能呈现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这样的感叹同样适用于本书。但是后悔药是没有的。最后，我要对中图恒业的杨文编辑表示感谢，对北京牧工作室的所有同仁表示感谢，对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编辑们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张程

二○○六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