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很沉重的书，“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沉重，本书内容来自作者党宪宗的第一手资料，他满怀社会忧患感，写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感情真切，正义凛然，视角奇特，文词生动，尤其令人震颤，催人泪下！通过本书希望更多的人用心来关注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供养大学生的沉重负荷。

采访中，农民家庭在当今高学费的情况下，供养子女上大学，血泪交织成的一个个典型事例，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我的情感全部倾注到父母供养大学生所遭受的痛苦的诉说、辛酸的眼泪之中，我怀揣着一颗沉重的心，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访了这个县将近二十个乡镇，并从采访调查的一百一十个家庭真实事例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四十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有着供儿女上大学的辛酸史。大学生这顶桂冠是父母的血和泪交织成的。从采访到写成这本书，我不知默默流过多少次泪，也不知道大声痛哭过多少回，这本书是我用手中的笔蘸着泪水写成的。

只要有妈在，你们的学就得上

再苦再难，娃娃的学还得上

一辆玉兔牌自行车骑出了三个大学生

孩子在雷声中出世，准能干大事

我不能把娃往火坑里推，一定让娃上大学

为了儿子上大学，摔死也值得

一个普通母亲最后十天的日记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黄婆婆千里讨“秀才”

母亲愿意给儿女一百次生命

挣死挣活供娃上学，就是为了让娃不再当农民

我有什么脸去享儿女的福

不管家里有钱没钱，我娃的大学都要念

嫂子说，无论如何也要供养弟弟上大学

一年大学费用一万多，咱农民受不了

砸锅卖铁，我也要供娃上学

打烧饼的儿子考了全县理科第三名

才几天，为什么父子间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称呼

母亲说，娃们受苦了，都是我把娃害的

其余学费咋办，我真的不知道

母亲走进地狱，女儿却走向了天堂

狼吃了也罢，反正苦也受够了

“老虎”在后边追赶着，他只能慌不择路了

这个家让娃娃上学的学费拖垮了

活，为秋阁活；死，为秋阁死

该死的都死了，该活的都留下了

只要儿子踏进大学门，父母做牛做马也心甘

奉献到死的母亲，才是最好的母亲

为了儿子，父亲把一辈子的泪都流完了

老天爷保佑，这个家不能再发生不幸的事了

二十年守寡吃苦，妈为的就是你姐弟俩能上大学

儿子上学，父母掏钱，这是天经地义

这存心是不想让农民的孩子进大学门

为了给儿子借学费，人瘦了几十斤，脸皮厚了几十层

要让孩子不吃苦，妈妈首先要吃苦

我是靠墙墙倒、靠房房塌

几乎都是为了孩子上学

父母永远是败者儿女永远是胜者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来到了坐落在几百米高的黄河岸边的西申村。西申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她的古老已无从考究，这儿至今仍然保留着的原始部落文化“上锣鼓”，早就誉满全国。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家户主叫雷天喜，女主人叫王秀娥。和许多庄稼人一样，五十三岁的雷天喜，也是过早地被岁月磨砺尽了壮年应有的活力和英气，显得很老相。而五十二岁的女主人，倒是身板结实，神情爽朗，说话大嗓门，连走起路也显示出一种刚毅。

走进院子，宽大的院子里，五问快要倒塌的旧厦房显现得出这户人家生活上的捉襟见肘。与破败的房屋相比，院子里却热闹了许多，到处是觅食的羊、鸡、猪等。我简单说明来意后，没等男主人开口，女主人就打开了话匣子：

“我能干，也能吃苦。我能养猪，能养牛、养羊、养鸡。我能种苹果，种烤烟，晚上还能逮蝎子……”说着她就领着我钻过一个土窑洞过道到了后院。后院拴着两头牛，一头卧着，一头站着，全是膘肥体壮，滚瓜溜圆。到处堆放着青草，散发出浓浓的草香味。女主人望着牛，显示出了一种自豪感。我和女主人回到前院那排厦房的一间屋子坐下来。屋子东北角是一个土炕，土炕上凌乱地放着几床被子。屋子没有顶棚，黑旧的椽和檩，说明这房子几十年也没有翻修过。男主人蹲在地上抽着旱烟，一声不吭。女主人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儿女的事：

“我们结婚三十多年了，共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娃，娃们个个都上了大学。两个女儿毕业了，儿子正在西安上大学还得一年才毕业。大女儿在蓝田工作，二女儿在汉中。大女儿是一九九一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学费低，农业收入还可以，我们还不觉得太要紧。另外，我老两口又能逮蝎子、挖药材，勉强还能供得起孩子上大学。可到了供老二、老三时就不行了。日子一下紧张得没法说，有时家里连十元钱都拿不出来。老三那年上大学，实在没有办法就在农村‘基金会’贷了八千元，每年光利息就是一千六百元。为了娃上学，咱豁出去了，利息再高也得贷。就这，到了第二年再去贷款时，人家还不给咱了，说是先还了利息才能再贷款。为了还利息，我把家里的粮食卖完了，钱还是不够。那时，为了钱的事，我老两口夜夜吵架……”

说到这儿，女主人不由自主地抹起了眼泪。一直没有吭声的丈夫磕了磕烟袋也插了话：“有一夜吵得最凶，我心里烦闷，就出了门。在村巷里转了转，到最后也没有个去处，最后跑到了东埝的玉米地。我看着长势非常好的玉米，心情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三亩玉米的收入不够一个娃一年学费的六分之一。我和他妈都五十岁的人了，一辈子为娃娃，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夜好觉，没住过一天好房。尤其是这几年娃娃上大学的费用，把脊梁骨都压断了。大学呀大学，咱农民家的娃上起来咋就这么难呢?天下多少农民家庭被大学的学费逼得不安宁，越想我越想不通，越想越难受。可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娃娃的学还要上。可谁知道，回家后不见了娃他妈，我当时心里急了，赶快就到村巷里找，跑了几个来回没找见。那天正好老三也在家，我和老三一起找，找遍了村里和地里，最后在东沟里找见了。他妈一个人在沟崖下躺着，满脸是血，人事不省。原来她和我吵完架，也心里气不过，就跑到沟里去逮蝎子，没想到一脚踩空，跌到沟崖底下，蝎子没逮着，反叫蝎子在她身上蜇了几处。老三一见他妈这样子，趴在他妈身上就哭。说：‘妈，我不上学了……’”

这时女主人哭出了声，男人也在抹泪。忽然，女主人停止了哭泣，继续用她那高嗓门说起来了：“还是上天有眼，没要我的命，一只胳膊坏了，幸好是左胳膊，不碍大事，吃了点药，三四个月就好利索了。当时娃娃看着我那个样子，围在我身边，忍着眼泪装出笑脸说：‘妈，我们不上学了，好好伺候你。’我一听这话就火了，我说，不上学干啥，一辈子跟我和你爸这样过吗?谁要再说不上学的话，我就不认他(她)!你们不要怕，妈的骨头硬着哩，只要有妈在，你们的学就得上，欠下的债妈不要你们还!”

男主人又插话了：“这老婆也真硬!治胳膊只花了五十元钱。这五十元钱还是借下的!”女主人接过话头说：“老天总是爱穷人，他老人家知道我要管三个娃上学哩。”女主人说着，看了老汉一眼，语调放低、放慢了，言语中含着一种老夫老妻的深情，说：“你们看，我老汉才五十多，头发全白了，腰都弯了……唉!这都是累的!你想，白天做地里的活，晚上逮蝎子，家里的活晚上加班干，有时还要下黄河捞草卖钱。前年遇上发大水，险些丢了命。地里回来，饭没熟，赶紧提着笼拿着镬到沟里挖药材，挖一点是一点。唉!我毕竟是个女人家，重活还得靠人家干。”

“都是为了娃娃上学，再苦再累也值得!”男主人又插了一句。

女主人打断话头声音高起来：“当然值得!我的娃们都乖，我老三在西安上学，也争气着呢，每年都能获得一千多元的奖学金。娃及时给我汇报，从来不打埋伏。”

我问男主人：“你们三个娃上学，总共要花多少钱?”

男主人说了一句：“这个我没底，他妈记的账。”

我笑着又问女主人：“你还能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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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职业原因，我从一九九O年开始接待高考学生，至今已整整十六年了。我看着这些一身土气、满脸稚气的中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学习和精神负担，满怀着跳出“农门”的无限希望，冒着酷暑，拼力奋战三天。高考的三天，除了陪考的老师外，更牵肠挂肚的还有学生家长，有爷爷奶奶，有爸爸妈妈，他们放下手中的各种活路，到考场外，问吃问喝。他们送子女进考场，接子女出考场。一对衣着破旧的农民夫妇对我高兴地说：“今年我的三女儿考大学，前面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大女儿现在定居国外。每个女儿参加高考时，我们都早晨六点骑自行车从三十里外的家里赶到考场门口，看着女儿进了考场，下午又看着女儿出了考场。晚上我们回家去，第二天早晨又来……”当我回过头看到他们从一个黑不黑、白不白的旧布兜里取出冷馍啃时，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一个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流着泪对我说：“我儿子病逝已经五年了，儿媳妇有精神病，孙女前年考上大学，今年是孙子考大学。我昨晚来到县城，借宿在亲戚家，今天早晨送孙子进了考场，现在等孙子出考场，不然我的心放不下。”尽管老奶奶说话时脸上挂着泪水，但眼睛的深处透出了强烈的希望。一个坐着轮椅、双腿残疾的母亲，手里捧着水杯等女儿出考场。一个满身沾着泥土的老农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劳务市场过来，等着接儿子出考场。每年的高考，考场外演绎着一个个“天下谁无怜儿意，尽把春意付儿程”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

渭北这个贫穷的小县，每年有将近三千名学子被录取或自费到大专院校求学，涌入了大城市，而他们百分之八十都是农家子弟。这些农家子弟经过四五年的大专院校学习，最后几乎全部落户在大城市，当了城里人。甚至有的漂洋过海，定居在国外。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学子的农民父母们，他们大部分家庭的住房仍然是那样低矮，他们的衣着仍然是那样破旧，他们过的仍然是那样再简单不过的生活。他们仍然三百六十五天背负着青天、面朝着黄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们家庭农村、城市生活中的两重天?什么原因把亲父子、亲母女、亲兄弟、亲姊妹分成了城里人和乡里人?随着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亲骨肉之间用血脉结在一起的情感却愈来愈淡化。十多年来，我苦苦思索着这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一九九八年，我曾作出一个决定：深入到农村去调查大学生工作后对家庭的回报情况，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付诸行动。到了二O O三年六月高考时，我在考场外碰到了我初中一个老同学送小儿子进考场。他将要失明的双眼，满头的白发和横竖都是皮壑的脸，我几乎认不出来他了。他对我诉说了供养三个大学生的艰难历程和当前家庭的困苦生活，我又一次落泪了。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再一次撞击着我的心灵，不能再拖了。我购买了录像机、照相机、录音机，打点行装，从二O O三年七月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采访调查。

在对一百一十个农户家庭的调查中，大部分工作后的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不能令人满意。这些毕业了的大学生，多的每年给家庭回报一两千元，少的仅仅三五百元，有的甚至没有一分钱的回报。而这些大学生的农民父母们，没有一个人指责、怪怨自己的儿女，总是千方百计为儿女辩护开脱。黄河岸边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妇女，供养了三个大学生。大女儿工作后给她寄了三百元，她却对女儿说：“以后不要寄钱了，寄的钱村里人不知道，你给妈过年时买一身新衣服，妈穿着新衣服，村里人知道我娃孝顺。”一个寡妇母亲供了两个大学生，儿女工作后，要给她一点钱，她却说出让世界上任何大作家都想不到的话：“我没脸享儿女的福，别人父母给儿女留房子，留存款，我却给儿女留下了十万元的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竟然说：“为儿女干到死的母亲，才是最好的母亲。”当我问起在外工作的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为什么这么少时，所有父母都用同样的语言说：“儿女有儿女的难处，虽然工作了，他们要结婚，要买房子，城市里费钱，我们在家里好对付，也不花钱，也不需要钱。”一个农民家庭六个月花了两元钱的零花钱，没买过一分钱的菜，母亲却为自己每月只能给上大学的儿子三百元的生活费而伤心地哭泣。一个靠拉煤球为三个儿女上学挣学费的老父亲，送儿子自费上高中时，一手捂着六千元学费，一手拿着冷馍靠在墙角啃。一对靠卖豆芽供了两个大学生的夫妇，不知道干吃面是啥味道，不知道一碗羊肉泡馍多少钱。为了儿女上大学，有的父母甚至付出了生命……这些大学生的父母处处想到的是儿女，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些母亲哪怕一字不识，谈到儿女上学的事却是滔滔不绝。这种感天感地感鬼神的母爱、父爱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再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勇气去指责那些大学生了。

采访中，农民家庭在当今高学费的情况下，供养子女上大学，血泪交织成的一个个典型事例，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我的情感全部倾注到父母供养大学生所遭受的痛苦的诉说、辛酸的眼泪之中，我怀揣着一颗沉重的心，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访了这个县将近二十个乡镇，去过深山，到过黄河岸边。每个农民家庭，只要有上学的孩子，父母们都在含辛茹苦、呕心沥血为儿女们铺筑着大学之路。为了儿女们上学，家庭的付出往往是惨痛的。尤其是母亲，视儿女为精神支柱，视儿女为生命，儿女上大学是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这种母爱太沉重了!

我每到一个村庄，只要有在高中或大学上学的学生，这些家庭都在喊：“学费重如山!”而大学生的农民父母们毅然肩负着“大山”，又在沉重地喊：“学费再重，累死我们，也要供儿女上大学，让儿女走出农村去，再不要像我们受苦受累了!”

我从采访调查的一百一十个家庭真实事例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四十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有着供儿女上大学的辛酸史。大学生这顶桂冠是父母的血和泪交织成的。从采访到写成这本书，我不知默默流过多少次泪，也不知道大声痛哭过多少回，这本书是我用手中的笔蘸着泪水写成的。

党宪宗

二o o五年十二月

断断续续八个月，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纪实性文学作品。

二O O三年七、八、九三个月采访，‘理应趁热打铁，怎奈我的职业是从商。自古商机如战火，总是腾不出心，抽不出手，几次提笔，又因生意繁忙而搁笔。时间越拖心里越不安，两年来我的心好像被虫儿不停地咬着，一种负债感、愧疚感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直到去年十一月才下定决心，推开生意，离开酒店，在洽川镇一个农家的小屋里苦栖三个月，写成了这本书的一、二稿。决心归决心，现实是现实，回到酒店，一会儿是生意，一会儿是书稿，两者交织，弄得我往往无所适从，顾此失彼。不过书还是写成了，因为我从商二十一年的宗旨是“忧于天下，乐于天下”。

采访创作过程中，县领导和县教育局、洽川镇领导给予了关心和支持，提供了很多方便，我的众多朋友也帮了很大的忙，因人数较多，无法一一提名，在这儿一并感谢。

采访时我一直在哭，写书时我也是一直在哭，不知怎的，直到现在我一看到书稿还是在哭。

二O O六年九月

他满怀社会忧患感，写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感情真切，正义凛然，视角奇特，文词生动。我读了震撼又感动。

——贾平凹

这是一本很沉重的书，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沉重，来自作者党宪宗的第一手资料，尤其令人震颤，催人泪下！党宪宗作为一个儒商，忧国忧民，如此下大心力成此一书，十分可敬!我愿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能认真读一读，用心来关注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供养大学生的沉重负荷。

——陈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