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著名史家张荫麟先生的代表作，完成于抗战前夕，它以洗练的文笔，栩栩如生地讲述了自商代到东汉的中国历史，在述事的同时重点叙述了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  本书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以丰富的文史资料和自由的行文风格阐释主题。书中叙述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并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历代文化的各个层面——内城与外郊；市区与郊野；皇室与民众；皇宫、御苑、寺庙、佛塔、雕塑、绘画、书法等等艺术的概观或细节，并尽可能以照片和地图辅助表达。该书是国人不可不读的又一名作。

作者荫麟先生为民国时期极具才和思想的者，曾受到其师辈们梁启超、寅恪、钱穆等诸多大师的器期，惜英年早逝，住世仅37年。本书是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已足见作者深邃敏锐的识见和渊博厚实的学，透又睿永的思想。本书的撰写，在当时是作为历史教的一种读本(《中国史纲》第一部)，所以在形式上就更为生动活，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但同时又富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且作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含情感与敬意，故全书无任何浅薄、空疏、浮夸，书中的不少观点和思想在今人看来仍极有价值和参考意义。由史学家王家范教授特为本书撰写的导读文，也是有血肉，见解独到，意味深长，可谓珠联璧合。

序言：阅尽沧桑，读史明智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黎明

 第一节 商代文化速写

 第二节 历史与传说之间

 第三节 周的兴起

 第四节 周朝的外族

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会

 第一节 封建帝国的组织

 第二节 奴隶的政治经济地位

 第三节 庶民的形成与抗争

 第四节 都邑与商业

 第五节 婚姻中的女性等级

 第六节 士的性质及其演变

 第七节 宗教与祭祀

 第八节 卿大夫势力的扩大

 第九节 封建组织的崩溃

第三章 霸国与霸业

 第一节 楚国的兴起

 第二节 齐国的发展(附宋)

 第三节 晋楚霸业的交替

 第四节 吴越世仇之争

 第五节 郑子产之兴国

第四章 孔子和他所处的时代

 第一节 周礼在鲁的传承

 第二节 孔子品德的养成

 第三节 乱世之下的孔子

 第四节 孔子的政治实践

 第五节 孔子的教育事业及其晚年

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第一节 卿大夫的弑君僭越

 第二节 李悝和吴起的变法

 第三节 秦国的图强之路

 第四节 经济和战争的演变

 第五节 国际局面的变迁

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

 第一节 新知识阶级的兴起

 第二节 墨子与墨家思想

 第三节 孟子、许行及《周官》

 第四节 杨朱、名家和道家学说

 第五节 阴阳家和法家的形成

第七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

 第一节 吕不韦与赢政

 第二节 六国统一于秦

 第三节 新帝国的经管

 第四节 帝国的发展与民生

第八章 秦广汉兴之际

 第一节 陈胜、吴广之起灭

 第二节 项羽与巨鹿之战

 第三节 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

 第四节 项羽入关中的经过

 第五节 楚汉之战及其结局

第九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

 第一节 从分封到郡县的回归

 第二节 中国与外族的交往

 第三节 汉武帝抗击外族的事业

 第四节 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第一节 道学的兴盛及影响

 第二节 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

 第三节 儒家思想之于武帝朝的影响

第十一章 改制与革命

 第一节 外戚王氏专权

 第二节 哀帝朝的改革与政治

 第三节 王莽复起至称帝

 第四节 王莽改制

 第五节 昙花一现的新朝

第十二章 权谋夹缝中生存的东汉

 第一节 东汉建立与光武中兴

 第二节 腐败混乱的东汉朝政

 第三节 两汉的制度

 第四节 秦汉的武功

 第五节 丝绸之路的开辟

 第六节 佛教和道教

 第七节 两汉的社会

第十三章 混乱中洒脱的魏晋

 第一节 三国的鼎立

 第二节 晋的统一和内乱

 第三节 民族融合的高峰

 第四节 南北朝的对峙

 第五节 魏晋制度之变

 第六节 贵族与门阀的社会

第十四章 开创盛世的隋唐

 第一节 隋唐的开国之路

 第二节 唐朝盛世之兴

 第三节 隋唐的开拓与征战

 第四节 隋唐的对外交流

 第五节 隋唐的兴起

 第六节 隋唐文化一览

 第七节 教派(佛教与新教)

 第八节 探讨中外文化

 第九节 唐中叶以后的政局

 第十节 隋唐文化

第十五章 盛而不强的两宋

 第一节 五代之争

 第二节 宋朝初年的政治

 第三节 变法和党争

 第四节 辽夏金的兴起

 第五节 宋和辽夏的关系

 第六节 宋和金的关系

 第七节 宋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八节 宋的制度和社会

第十六章 来自草原的元帝国

 第一节 元的勃兴和各汗国的创建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交通

 第三节 元的制度

 第四节 元帝国的瓦解

第十七章 在矛盾中行进的明朝

 第一节 明初的政局

 第二节 明和北族的关系

 第三节 明朝的殖民事业和外患

 第四节 明末的政局

 第五节 明的制度

 第六节 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七节 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第十八章 落日余晖中的清朝(上)

 第一节 明清之际

 第二节 康乾盛世

 第三节 清初的外交

 第四节 清代的武功

 第五节 清中叶的内乱

 第六节 清代的制度

第十八章 落日余晖中的清朝(下)

 第七节 清代的学术

 第八节 清代的社会生活

 第九节 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

第十九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欧洲的东方殖民步伐

 第二节 英人寻求平等邦交失败

 第三节 鸦片贸易之祸

 第四节 商业战争和殖民战争

 第五节 坐失发展的良机

 第六节 不平等条约的禁锢

 第七节 剿夷派势力兴起

 第八节 书生意气的灾难

第二十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治与乱的循环

 第二节 洪秀全的新朝旧革命

 第三节 曾国藩改良旧社会

 第四节 旧式革命的末路

第二十一章 自强之路的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求自强

 第二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三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四节 中曰初次决战

 第五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十二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康梁助光绪变法(并)

 第二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三节 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第四节 远东国际新形势

 第五节 日俄战争

 第六节 清末的宪政运动

第二十三章 辛亥革命

 第一节 孙中山的革命方案(并)

 第二节 冲破阻碍共和立国

 第三节 二次革命始末

 第四节 城下之盟的外交

 第五节 袁氏称帝的闹剧

 第六节 二十一条之交涉

 第七节 中央权力的频繁更迭

 第八节 一战留下问题种种

 第九节 弱国的外交

第二十四章 一战后的中国

 第一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并)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成立

 第三节 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

 第四节 国民革命直指统一

 第五节 日本的进一步威胁

 第六节 关税自主权的收回

 第七节 逐渐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八节 俄国的狼子野心

 第九节 国耻之东北的沦陷

 第十节 国民政府的政治

 第十一节 现代的经济和社会

 第十二节 现代的教育和学术

 张荫麟小传

 吕思勉小传

 蒋廷黻小传

后记

公元前565年，即鄢陵大战后十年，郑司马子国打胜了蔡(是时蔡是楚的与国)，把他的主帅也俘了回来，郑人都在庆祝，子国更是兴高采烈。他的一位约莫十六七岁的儿子却冷静地说道：“小国没有把内政弄好，却先立了战功，那是祸种。楚人来讨伐怎办？依了楚，晋人来讨伐又怎办？从今以后，至少有四五年郑国不得安宁了！”子国忙喝道：“国家大事，有正卿做主。小孩子胡说，要被砍头的。”正卿做主的结果，不到一年，楚、晋的兵接连来临郑国。

那位受屈的小预言家就是子产。

胜蔡后两年，子国和正卿给一群叛徒在朝廷中杀死了。正卿的儿子，闻得恶耗，冒冒失失地立即跑出，吊了尸，便去追贼，但贼众己挟着郑君，跑入北宫。他只得回家调兵，但回到时，家中的臣属和奴婢已走散了一大半，器物也损失了不少，他兵也调不成了。子产闻得恶耗，却不慌不忙，先派人把守门口，然后聚齐家臣属吏，督着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领着十七乘的兵车，列着队伍出发，吊了尸，就去攻贼，别的贵族闻风来助，把贼众通通杀死了。从此以后，郑国的卿大夫们对这位公孙侨都另眼相看。

再经过几番的大难和子产几番的匡扶之后，那外受两强夹剪，内有巨室捣乱的郑国终于(在前543年，弭兵之会后三年)轮到子产主持。这时他才约莫四十岁。

子产知道那习于因循苟且的郑国，非经过一番革新整饬，不足以应付危局。他给全国的田土重新厘定疆界，划分沟洫，把侵占的充公，或归原主。他规定若干家为一个互助的单位，若干家共用一口井。他令诸色人等，各有制服。他开始编定刑法，铸成“刑书”，向人民公布，他把军赋增加，以充实郑国的自卫力。为着这些，尤其是为着加赋的事，他不知受了多少咒骂。有的说：“他的父亲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尾巴了！”子产说：“苟有利于国家，生死不改！”

但子产对舆论从不肯加以任何干涉。当时都中有一所“乡校”(大约是一个养老而兼较射的地方)，人民时常聚集其中议论执政。或劝子产：何不把乡校拆毀？子产说：“为什么？人家早晚到那里逛逛，议论执政的长短，正是我的老师。为什么把乡校拆毁了？我听说：忠爱可以减少怨恨，却没听说威吓可以防止怨恨。若用威吓，难道不能使怨声暂时停止？但民怨像大川一般，堤防虽密，一旦溃决便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留些少决口，给它宣泄。不如让我得听谤言，用作药石。”

子产从政一年后，人民唱道：

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到了三年，人民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的政令，说得出，就要做得到，若行不通，他就干脆撒手。有一回，大夫丰卷为着祭祀，请求举行狩猎，子产不准。丰卷大怒，回去便征调人民。子产马上辞职，向晋国出走。幸而当时郑国最有势的罕氏子皮拥护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却保留着丰卷的田产，过了三年，召他回国，把田产还他。

子产对于传说的迷信，毫不迁就。前524年，火宿(即心宿)出现不久，接着起了一阵大风。祝官裨灶说了一堆鬼话之后，请求子产拿宝玉去禳祭，以为若不如此，郑国将有大火。子产不听，凑巧几天之后郑都有一家失火，灾后，裨灶又请拿宝玉去禳祭，以为若不如此，又将有大火，子产还是不听。郑人纷纷替裨灶说话，连子产的同僚也来质问，子产答道：“天象远，人事近；它们是不相关涉的。怎能靠天象去预知人事？而且裨灶那里懂得天象？他胡说得多了，难道不会偶中？”次年，郑都大水，郑人纷传时门外的洧渊有二龙相斗，请求祭龙。子产不许，回道：“我们争斗，碍不着龙；为什么龙争斗却碍着我们？”

上面讲的都是子产在内政上的措施。但最费他心力的却是对外的问题，在这方面他集中了全国的专才。当时冯简子最能决断大事：游吉长得秀美，举止又温文，宜于交际；公孙挥熟悉外国的情形，又善于措辞；裨谌最多谋略，但他要在野外才能想好计，回到城中便如常人一般。子产遇着外交大事，大抵先向公孙挥询问外国的情形，并令他把该说的话多多预备；然后和裨谌乘车到野外筹划；筹划所得请冯简子决断；办法决定了，便交游吉去执行。因此郑国在应付外人上，很少吃亏。

前541年，楚公子围(后来的灵王)，领着一大班人马来郑都聘问并且娶亲，要入居城内的客馆，经子产派“行人”去劝说，才答应驻在城外。到了吉期，公子围又要率众人入城迎接新妇，郑人越疑惧。子产又派行人去说道：“敝邑太窄小，容不了贵公子的从人。请在城外扫除空地，作行礼的场所罢。”公子围的代表，以面子关系为理由，坚持不允。郑人便直白说道：“小国没有什么罪，惟倚靠外人才真是罪。本来要依靠大国保障的，但恐怕有人不怀好意，要计算自己。万一小国失了倚靠，诸侯不答应，要和贵国捣麻烦，那时小国也是过意不去的。”公子围知道郑国有备，只得命众人倒挂着弓袋入城。对强邻戒备，那是子产永远不会放松的。前524年郑都大火时，他一面派人去救火，一面派大兵登城警备。有人说：“那不会得罪晋国吗？”子产答道：“平常小国忘却防守就会危亡，何况当着有灾难的时候？”不久晋人果来责问，说晋君正在替郑人担忧。郑兵登城，是什么意思？子产给他解释了一番，最后说道：“若不幸郑国亡了，贵国虽替担忧，也是没用的。”

前529年，晋君乘着楚灵王被杀，楚国内乱之后，大会诸侯于陈国的平丘，子产代表郑国赴会。将要结盟时，子产突然提出减轻郑国军赋的要求，从正午一直争到昏黑，晋人到底答应了。会后有人责备子产道：万一晋人翻起脸来，带着诸侯的兵，来讨伐郑国，那时怎办？子产答道：“晋国政出多门，尚且敷衍不过来，哪里有工夫向别国讨伐。国家若不挣扎，便愈受欺凌，还成个什么国家？”

子产不独是一个实行家，而且是一个能够化经验为原理的实行家。有人问他为政的道理，他说：“政治好比庄稼的工夫，日夜要筹度。起先筹度好就做到底，从早到晚苦干，可别干出了筹度的范围，如像耕田不要过界，那就很少有错失了。”(摘自上册P82-86)

代序：阅尽沧桑，读史明智

钱穆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此种通史，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曰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而要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

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域，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

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

说到吕思勉、张荫麟、蒋廷黻这三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然而，在演义历史、戏说历史、调侃历史异常风行的今天，也许人们很难会对略显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感兴趣。这也就难怪他们不得不偏居一隅，沉入了历史的鸿沟，但是在中国现代的学术史上，他们都曾经是煊赫一时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现代史学一定会寂寞许多，也无趣许多。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经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而在清华读书期间曾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的张荫麟更是受到了熊十力的极力推崇，他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

本书正是在张荫麟《中国史纲》、吕思勉《中国史》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取其所长，融合而成。其中前两本都曾经是作者编定的教材，但是时至今日，这两本历史教科书的深度和广度仍然大大超过了今天的一些史学专著。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吕思勉先生的这部《中国史》中不仅吸收了当时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还融入了大量自己的研究心得，颇有阅读价值。而年轻博学的张荫麟则堪称一位史学奇才，可惜天妒贤良，年仅37岁便离开了人世。张荫麟治史强调从长编入手，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抓住最有意味的环节，撷取最为典型的事例。加之他所具有的通透的哲学和社会学眼光，更能够把握历史事件的实质，再现历史人物的性格。史学名家王家范称赞他的《中国史纲》：“文笔流畅优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则是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那时正是国家、民族处于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在这本著作里，他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凸现出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救亡图有的使命感，其殷殷的爱国报国之情，动人心魄。全书篇幅虽短，但他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宏观把握，至今仍不乏可资借鉴之处。

为了避免重复和烦冗，针对同一事件或同一段历史，编者只选取了其中一位作者的说法，大致说来，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十二章第一节，为张荫麟所著；第十二章第二节至第十八章，为吕思勉所著；第t-A章至第二十四章，为蒋廷黻所著。这样一种编排，也就成就了这样一部融合了三位著名学者思想和研究成果的著作。既展现了各位学者的风釆，也为读者全面的、直观的阅读和了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本和视角。

另外，本书在尽量保持原作面貌的基础上，为了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于文中的地名、人名、纪年等方面进行了修订和调整。在此加以说明。

编者谨识

中国通史的写作，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及此书一出，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著名历史学家 顾颉刚

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面开方来。

——著名哲学家 熊十力

翻开这部著作，我们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合时宜。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不能预测将来的事情，只能从过去发生的事情提出若干建议。

——著名历史学家 黄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