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评论中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班固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生平事迹、民族思想、经济思想、刑法思想等。尤其深入地探讨了班固反对崇古非今的政治思想，重视改革，重视人才和人心向背的治国思想，重视人事的天人关系思想，弘扬实录精神、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史学思想，及其重视考究学术源流、构建学术体系思想等方面的贡献。

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成功地撰写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确立。本书以详赡的史实为基础，并通过大量的考证和分析，系统地论述了班固所处的时代背景，班固的生平、班固撰写《汉书》的曲折经历和卓越的史识，以及班固史学的深远影响，尤其深入地探讨了班固反对崇古非今的政治思想，重视改革，重视人才和人心向背的治国思想，重视人事的天人关系思想，弘扬实录精神、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史学思想，及其重视考究学术源流、构建学术体系思想等方面的贡献。全书结构合理，逻辑严密，论证全面，内容多所开拓，新见迭出，且文字简洁，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时代际遇

 一 东汉初年国力的强盛

1．皇朝一统与政治改革

2．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平定匈奴与出使西域

 二 儒学正宗化和迷信盛行

1．儒学正宗化

2．宣布图谶于天下

3．朴素理性精神的发扬

第二章 学术渊源

 一 司马迁著史的优良传统

 二 班氏家世

1．班氏先世

2．边地豪富

3．志节慷慨的儒士

4．受诏校阅皇家藏书

5．方直自守的品格

6．兼容儒道的思想倾向

 三 班彪的学术思想及其对班固的影响

1．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

2．劝隗嚣放弃割据

3．著《王命论》，阐述天下将统一于刘氏的思想

4．劝窦融拥戴光武帝刘秀

5．提出不绝往来，加强管理的民族对策

6．撰写《史记后传》

第三章 著史生涯

 一 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

1．承继家学与洛阳求学

2．积极举荐人才

3．私撰《汉书》

4．受诏修史

5．对秦朝灭亡的深刻认识

 二 坚守志向，终成《汉书》

1．坚守志向

2．撰集《白虎通义》

3．终成《汉书》

 三 从征匈奴与班昭续史

1．从窦宪北征匈奴

2．含冤被害

3．班昭续史

第四章 反思西汉一代之盛衰

 一 建国兴业

1．汉何以兴

2．拨乱反正

3．萧规曹随

 二 文景之治

1．文景之治

2．统一与分裂

 三 汉武盛世

1．大一统

2．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四 昭宣中兴

1．霍光辅政

2．宣帝治国

 五 帝国的衰落

1．权臣擅政

2．“正直之路壅塞”

3．社会矛盾激化

第五章 创立新的构史体系

——班固的历史编撰思想

 一 创立新的著史格局

1．《史记》的续作

2．创立新的著史格局

 二 增补内容

1．出色的补充

2．增设篇目

3．比司马迁提高一步

 三 严密合理的体例

1．调整总体布局

2．移置内容

3．多设合传

4．“断代为史”与“通古今”

5．兼具“志”“表”的妙用

6．兼具“纪”“传”体例的《王莽传》

 四 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

第六章 卓越的史识

 一 反对复古，宣扬汉代功业

1．俗儒崇古非今的倾向

2．王充的期望

3．反对复古思想

4．宣扬汉代功业

 二 弘扬“实录”精神

1．评《史记》以寄志

2．直书宗室外戚的残暴腐朽

3．揭露弊政

 三 褒扬正直，怒斥邪恶

1．让正直之人名垂青史

2．令邪恶之徒遗臭万年

 四 卓越的人才思想

1．时势造英雄

2．人才与地理环境

3．对人才不求全责备

 五 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

1．关注民生疾苦

2．安疆防御与主张民族和好

3．学术流变与风尚

4．社会风俗

 六 正宗思想的印记

第七章 对抗神学浊流

——班固的天人关系思想

 一 重视“人事”的天人关系思想

 二 嘲讽求仙

 三 批评淫祀

 四 用史实批驳图谶迷信

第八章 “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

——班固的经济思想

 一 “食货二本”的新思维

 二 “惟食足而后货可通”

 三 币制改革及“货通”的作用

 四 干预主义的轻重论

 五 经济政策与国家盛衰

1．汉初由凋敝到富足局面的出现

2．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危机及其缓和

3．耿寿昌的经济措施

4．王莽时期经济政策的失败

 六 水利工程与国家“利害”的关系

1．水利与“食货”的关系

2．重视黄河治理

第九章 德主刑辅，各得其用

——班固的刑法思想

 一 “大刑用甲兵”

 二 刑罚轻重，务求适宜

 三 律文繁简，力求得当

 四 执法公正，反对法外用刑

 五 礼法并用，以礼为主

第十章 赞扬民族一统

——班固的民族思想

一 民族一统

二 夷夏有别

三 恩威并用

第十一章 论天文历法和自然现象

 一 论天文现象

 二 论音律、计量和历法

 三 关于日食、太阳黑子、哈雷彗星

 四 《五行志》的科学记录与迷信附会

1．《五行志》的性质

2．《五行志》的文献价值

3．外国学者对《五行志》的重视

4．关于刘知几对《五行志》的批评

五 班固的自然灾异观

第十二章 论地理沿革和学术源流

 一 论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

1．地理沿革与历史遗迹

2．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地理环境与风俗文化的关系

4．地理环境与军事的关系

 二 论学术源流

1．大一统国家文献的总结

2．奠定中国古代学术分类的基本格局

3．《艺文志》与《七略》的关系

4．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5．深邃的学术体系思想

第十三章 文学成就

 一 史坛上的李白杜甫

 二 鸿文伟论，嘉惠后人

 三 刻划人物的高超手法

1．在事件与场面中描写人物

2．通过人物刻划反映时代特点

 四 汉赋名篇

第十四章 班固史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一 必读之书

二 “汉书学”大兴

三 “不读《汉书》则俗”

四 “后世不祧之宗”

五 走出低谷

附录

附录一 班固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第一章 时代际遇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的成长，离不开时代的熏陶和培育。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思想家班固，以其非凡的创造力，从司马迁巨大身影的笼罩下走出来，撰写了流芳百世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创造了新的史籍体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深具影响力的史识。我们不应将班固的成就仅仅归结于班固个人的才能，实则其非凡的创造力乃深深地植根于时代土壤之中。《史记》和《汉书》这两部非凡的巨著，都产生在国家兴盛的时期：《史记》产生于西汉处在鼎盛阶段的武帝时代；《汉书》则产生于东汉国力强盛的明帝、章帝时代。东汉初年强盛的国力，是班固创造力的源泉。

一 东汉初年国力的强盛(1)

班固生活和撰述《汉书》的年代，正处于东汉社会生气勃勃的时期。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重建了统一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巩固统一的措施，为东汉初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以后明帝、章帝继续了这一趋势，使当时的国力达到了强盛。

1．皇朝一统与政治改革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平民丧失土地，沦为奴婢，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王莽夺取西汉政权以后，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激增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改制。但由于他实行的一些经济措施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以及用人不当、政府机构腐败等，社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激化了矛盾，终于引发了赤眉、绿林大起义。在农民军反对王莽政权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抱着恢复刘姓统治的目的，也加入了反莽行列。刘秀在反莽斗争中势力不断壮大，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正式称帝，重建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先后削平了盘踞渔阳郡的彭宠、秦郡的秦丰、齐地的张步、庐江的李宪、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等，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皇朝一统。他靠征战得天下，有卓越的军事才华，指挥过昆阳大捷等著名战役。太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深知这一点，曾经请他讲战场上攻战要领。光武帝一听就皱起眉头，回答说：“昔卫灵公问陈(阵)，孑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刘秀不愿意谈论兵事，也不愿意太子刘庄操心打仗的事情，说明光武帝刘秀不希望再出现战乱，他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避免分裂割据局面的再现，维护皇朝一统的大业。

为了保证皇朝一统，光武帝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皇帝失权、强臣擅政的教训，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他封了许多跟随他打天下、作战有功的功臣为列侯，明帝时得以图像于洛阳南宫云台永作纪念的功臣有28人，称“云台二十八将”，光武帝和明帝给予他们丰厚的待遇和尊崇的地位。但光武帝一反汉高祖以功臣任官执政的做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不让他们典兵预政，以免这些人恃功擅权。东汉初期，只有少数的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其余功臣列侯除了4部分任边将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

对于外戚，光武帝也鉴于王莽以外戚篡权的教训，尽量加以限制。对他们在经济方面尽量优容，但在政治上不让他们干预国政，不给他们尊贵的地位。明帝继位以后，更是不准外戚干预国政。马援功勋很大，但因为他是外戚，甚至没有列入“云台二十八将”之中。当时，外戚授官以九卿为限。明帝还明令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对于宗室，明帝也严格加以限制。明帝的亲姐姐馆陶公主曾经向明帝求情，让封他的儿子为郎官，明帝也不予照准，只答应赐给馆陶公主大量钱财。为此事，明帝还特别向群臣说明不预照准的原因：“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明确地说，郎官的职位决不是小事，郎官在京城担负皇宫门卫要职，在地方则是一县之长，如果滥用不胜任的人，老百姓就要遭殃了。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光武帝刘秀也尽量限制“三公”的权力，“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他将秦汉以来权力仅次于皇帝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名为司徒、太尉、司空，尽量优容，名义上地位极尊，但权力远远不及西汉时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实际权力则转归中朝的尚书台。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进一步扩大原属少府的尚书的权力，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为总揽朝政的最高机构，总称为尚书台，也叫中台，设尚书令、尚书仆射为最高官员。尚书台下设六曹，由六曹尚书分掌具体事宜。光武帝挑选亲信的“三公”或其他大臣“录尚书事”，实际上等于皇帝自己亲自指挥尚书台的政务。这一措施，使相权削弱，皇权大大加强。

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对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裁撤，共计裁并郡国10多个，县、邑、道、侯国400多个，减省了大量官吏；对由于战乱而人口几乎死绝的边郡地区，则于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派遣官员，先虚设郡守、县令职位，负责招集流亡人口恢复生产。光武帝以诙谐的口气对这些官员说，历来对《春秋》有“素王”的说法，现在郡无人口而先设郡守、县令等官，倒真成了只有空名的“素王”了!同时又在边境实行屯田，将内地囚犯送去从事生产，使边境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光武帝废除了内郡(国)的地方兵，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令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郡太守；停止地方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卸甲归田。废除内郡地方兵以后，国家军队常靠招募农民和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手中。

光武帝在限制功臣的同时，特别重视从儒生中选拔人才。早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统一战争还没有结束，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传授经学。在地方设立学校，以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当时，主要采用察举孝廉、征辟僚属以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明经等科目，选拔人才。光武帝还对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以使天下归心。

光武帝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很重视监察工作。他把州一级的单位，由监察区域逐渐提升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州刺史不仅具有监察职能，而且是具有统辖诸郡职能的长官。刺史举劾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验，即可以黜免。光武帝又在中央设置御史台，由御史中丞掌管监察；在京师设置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中央三公以下百官及三辅、三河、弘农七郡等地方官员。

光武帝开启了东汉初年整饬吏治的风气。朝廷和地方官员，大多由皇帝亲自选任，加以治理严察，官吏都不得渎职逸乐。对于大官，光武帝督责尤严。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责令各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对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重点加以查处。次年，诸郡太守坐度田不实，光武帝怒杀十余人。

光武帝虽然对各级官吏要求比较严格，但也非常体恤官吏，尤其对比较低级的官吏。他采取高级官员减俸、低级官员增俸的措施，调节各级官员的收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诏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正如史学家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一书中所说：“(光武)帝于小臣，亦颇能体恤。与前世宽纵大臣、近臣，不恤小臣、远臣，怠于察吏，听其虐民者迥异。此其所以能下启永平，同称东京之治世欺?”

明帝也很注意整饬吏治。他非常重视考核官吏政绩，并据此分别给予奖惩，所以永平年间吏治称良。他曾下诏命令各地刺史推举政绩优异的官员，并责令对政绩最劣者也要上报。这一措施果然有效，所以史书褒扬说，由于明帝执法甚严，当时靠打通关节、侥幸升进的人比以前大大减少。明帝本人又深明刑法，负责刑狱的官吏便不敢枉法胡为，因此“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说明案件审查认真确切，故冤狱较少，被判有罪的人只是前代的十分之二。史家用八个字来赞扬明帝时的吏治风气：“吏称其官，民安其业。”⑧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令荐举官员必须认真考核其政绩，防止滥用不称职人员。此后，又曾多次颁布诏令责令下属纠正滥施刑罚和吏民互相告发的恶劣风气，并严词责备官吏贪赃枉法、治狱上下其手的恶劣行为。但是，章帝在位期间，近亲贵戚因得宠而势力膨胀，奢纵无度，已经形成难以遏止之势，章帝虽一再下诏责备也未能触动。至章帝后期，外戚窦氏和马氏都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势力。东汉皇朝在上升和强盛的道路上运行了五六十年，而中国皇朝固有的社会矛盾又逐步激化了。

2．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光武帝是一位出身民间、艰苦创业的开国皇帝。他是西汉皇室支系疏远的宗亲，因此在反抗王莽、群雄并起的局势中，有一定的号召力量。然而他之所以能最后击败所有对手，主要是靠指挥的谋略和施行的政策。他的父亲刘钦只作了汝南郡南顿县令，本人9岁而孤，寄养在叔父刘良家中。《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他“性勤于稼穑”，说明他年青时曾参加过农业生产活动，对于民间生活、社会实情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以后他经历了艰苦的征战，对于西汉末年至王莽“新政”时期的民众无法生存的严重社会现实，有着切身的体验。所以他十分关心民众疾苦，倡导节俭，重视与民休息，发展经济。史书记载，光武帝本人十分重视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妮，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域外政权曾向光武帝赠送日行千里的名马和价值几百金的宝剑。光武帝收下之后，立即下诏表明他对这类奇珍异物毫无兴趣，并把这匹千里马送到普通马厩中，同别的马匹一样拉车，把宝剑赐给骑士佩用。他取消了皇宫中管理园林名池的官员，废除了皇帝带领大批随从外出射猎的规例。他亲手批复地方官员的文书，是在一块窄木板上，一律书写十行小字，以此身体力行，向官员们提倡勤俭节约。他经常召集公卿大臣到宫中处理政事的地方，让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论各人所了解的各地民众的生活和习俗，或是一起诵习儒家典籍中有关爱惜民力及当官尽职尽责的，有时讨论到深夜。

在关心民众疾苦、与民休息思想指导下，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西汉末期，收孥相坐律被恢复，一人犯罪，全家乃至本族人统统被牵连，没为奴婢；在战乱中又有许多平民被军人或豪强掳掠变卖为奴；还有大批农民破产沦为奴隶。奴婢数量的急剧增加，是当时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局部倒退。光武帝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武二年(公元26年)，虽仍值戎马倥偬之际，但刘秀便颁布命令，准许被掠卖的奴婢恢复自由民身份。此后，从建武六年(公元30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他又连续五次颁发诏令释放奴婢，规定：凡属王莽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青、徐、陇、蜀等封建割据势力区域吏民被掠卖为奴的，吏民遭饥乱嫁妻卖子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西汉的《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仅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一年之中，就连续三次下诏：杀奴婢的不减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罪的法律。次年三月，针对西北、西南地区吏民被掠卖为奴的严重现象，所颁布的诏令更加彻底：“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光武帝接连颁发诏令，不仅在东汉政权建立时期争得了民心，同时又打击了旧生产关系残余的复活，保护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措施。P1-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1994年，我著成《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蒋广学教授等位先生看过此书后，对我多有鼓励，并约我撰写《班固评传》一书，作为该中心组织策划的、规模宏大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中心领导和蒋教授如此盛情厚谊，我深为感激，惟因本人负担的教学及科研工作繁重，迟迟未能动笔。恰好四平师范学院历史系赵永春教授来京作访问学者，他也对研究班固很有兴趣。我遂与他商议，以《再建丰碑》一书的基本观点和材料为基础，共同重新拟定写作提纲，由赵永春教授执笔改写和扩充。永春教授为此进行了艰巨的劳动，书稿中论班固的民族思想、经济思想、刑法思想等章，以及论述《汉书·艺文志》的价值等节，都几乎是整个重新写成的，其他章节也都大量地作了改写和补充。最后全书由我负责定稿。值此书稿付梓之际，我和永春教授一起诚恳地祈请专家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书稿撰写过程中，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冯致光教授以及中心陈效鸿教授、蒋广学教授等先生一直给予关心和支持。进修教师郭炳洁讲师协助作前七章的修改工作，并执笔撰写了第四章一至三节的内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季鹏先生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改正了不少错漏，为本书增色不少。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陈其泰

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2002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