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文化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文化,21世纪的文化则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的文化。
这是一本有关财产的书,阐述了财产是如何在数码时代巩固社会合作与生产组织的。本书揭示了开源软件程序的工作原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关于技术和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书。其意义在于,技术的变革揭示了生产体系和社会活动中隐含的必然性假设。由于开源的成功归根结底必须依靠计算机代码,因而,本书也是关于计算机和软件的。人们经常发现,这种代码的功能性、可靠性和发展速度都比以前更强、更快了。在这一点上,传统公司组织开发的大部分私有软件都无法与之相媲美。这也是一个关于商业和法律的故事。开源代码并没有否定利润、资本主义或者知识产权。通过创建知识产品,公司和个人从开源软件代码中获利并同时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财产概念。
本书解释了开源进程的形成方式、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提出一种包含个人动机、经济原理和社会结构在内的综合观点,用来解释一种重塑集体行动问题特征的进程。该观点透析了数字政治经济中协作的本质。它也透析了人类动机在该环境中的运作方式以及相应冲突管理的可能性。在最低限度上,这是关于一种作为数字经济产物的生产进程的系统论证。这种生产进程与前数字时代生产特征模式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可能发生的事情还不仅局限于此。该观点的核心概念——即发生在平行分布式环境下的用户驱动创新,通过准则和管理结构调节的协作行为的独特形式和机制,彻底改变不劳而获“问题”的“非竞争”商品的经济原理——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足以表明软件并非开源进程能够繁荣发展的唯一环境。
现代计算机的历史是一个关于人类、组织和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故事。这里我将重点放在软件生产的社会组织上,探讨个人如何聚在一起编写复杂的电脑操作指令。与有关工业组织的许多故事并无二致,软件历史上也存在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这些方式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内在的世界观,即有关输入输出转换的有效途径的世界观。以特殊方式创建软件的支持者可能声称,他们的世界观是不证自明的,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是一种技术必然,这是物质力量和计算技术限制的一种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审读历史后,却会得出与此观点相悖的结论。作为软件工业组织的一种普遍典范,无论私有软件还是自由软件,它们都不是技术决策的终点。本章要呈现的内容就是,现代计算的前几十年是如何影响这两种范式之间的竞争格局的?
软件是一种工具
“起初……是命令行”就是尼尔·斯蒂芬森畅销一时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报道的标题。这个令人心动的标题承载了太多的内容。在开始,仅有一个转换开关。把足够多的开关放在一起,你就拥有了一台二进制计算机,一串通过开关(或O-1)计算将输入转换成输出的电路。为了最终到达命令行——人们可以在命令行输入字母或数字串作为命令,给计算机发出相应指令——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工作。
在“起初”,我们今天所谓的硬件和软件,或者用户和程序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上的差别。那时,只有计算机和用计算机工作的人。就像许多新生的技术一样,这些用户兼程序员可利用机器完成的王作并不多。早期的现代计算机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且价格昂贵,维修复杂,功能也不够强大。1952年,当IBM首次在市场上推出自己的商用计算机701时,现今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性能,比如海量内存、快速处理器、可靠而庞大的存储介质,以及最为重要的连接性在当时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
租用这样一台机器每个月要花费15,000美元。大多数租用机器的组织不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机构,就是为国防部工作的承包人(因此,701的绰号就是“国防计算器”)。1953年,一些公司开始购买IBM的一种商用衍生型号705,平均售价为160万美元。
抛开价格不谈,拥有这台机器最困难的部分在于编写操作机器的指令或软件。例如,在IBM 704上,用于给动态雷达图像着色的软件包含大约80,000行代码。在没有多少王具的情况下,给这些机器编写软件的用户兼程序员大部分需要从头开始干。如果当时拥有一套编译程序的话,他们的任务就会轻松多了。编译程序是一种可以将高级编程语言(程序员使用的文字和符号)翻译成机器语言(计算机可以理解和执行的指令)的软件。
从头撰写编译程序是相当困难的。面对这一艰巨的挑战,工程师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下一步应该进行的工作:将该机器的所有用户召集到一起,无论其公司背景如何,大家的一致目标就是开发一套可以共享使用的编译程序。按照今天的商业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预竞式协作:竞争者们共同参与早期的研究阶段,以便共同分享研究成果带来的利益。在1952年,这样的概念标签或者相应的意识形态还不存在。大家都需要一套基本的工具,没有人可以独自承担编写任务(至少说不会足够快),效率决定了实施跨公司协作的必要性。最终,正是这种关于效率的理由帮助程序员们说服了犹疑不决的经理们,让他们相信这种方法是有意义的。编码技术推进项目将来自洛克希德、道格拉斯、兰德公司以及其他主要的西海岸国防大承包商的软件工程师们聚集在一起,致力于一套共享工具的开发。
所有的技术系统都处于特定的文化框架之内。作为一种工具,早期的软件设计都有实用主义的痕迹。1956年,它还将具备法律基础。1956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司法部与美国西电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达成一个各方均认可的判决,旨在妥善解决舍曼反托拉斯法案的控告。杜鲁门政府大约在七年前就提出了这个控告。该判决的通用解释为,禁止这些公司进入与电话无关的市场。
实际上,判决条款要更为微妙一些。按照该判决的规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国西电公司不能从事除电话、电报、“电讯公司通讯”服务之外的生产或销售工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律师对于公司的业务范围持保守意见(特别是留待自由解释的最后一点)。正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律师将协议的本质解读为“不得从事电话和电报之外的业务”,以避免恶化与司法部本已紧张的关系。这种理解通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管理层的渗透,成为公司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律师们在该判决的一条附加规定上也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该规定要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电公司以及贝尔电话实验室征收象征性的专利授权费用。他们将此理解为一种信号,即美国司法部有意加快通讯技术以及相关技术创新的传播速度,而贝尔实验室正在从事相关的技术创新工作。P24-26
数年前,我刚刚开始关注开源软件。当与技术圈外的人谈话时,我不得不去说服几平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这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值得以严肃的方式加以研究。现在,我再也不必费这份儿神了,因为对很多人和组织来说,开源已经成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我希望通过本书向人们解释清楚开源程序的工作原理以及为什么开源成功的意义极为深远。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我更关心社区的管理方式,而非技术本身。我之所以对开源产生兴趣,正是因为这个新兴的技术社区似乎能够以一种非常新奇而动人的方式,解决在我看来相当棘手但常见的基本管理问题。在本书的最后,我提出的论点是,开源社区首创精神的意义尤为深远。通过探讨构成财产的基本概念,该社区重新改写了一些最基本的管理问题。与此j司时,它正在重建软件世界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假如您就像我一样深信,在未来,软件构成的一些核心工具和原则将指导人类如何协同工作,协助人们创造财富并开创美好的未来,寻求新思想和新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理解开源如何改变这些过程至关重要。
在撰写本书期间,我得到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福特基金、马凯尔基金、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以及加州大学行业暨大学合作研究项目的相关人员肯定地说,我将完成一部价值非凡的著作。我在伯克利国际经济学圆桌会议、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和摩立特咨询公司的挚友和同事也这么说,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好友和同事提出了一些伟大的想法和一针见血的问题,这份厚礼是弥足珍贵的。另外,还有更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们阅读了不同版本的样张,并与我一起探讨棘手的问题,有时他们还得忍受我提出的幼稚问题,恕不能在这里——列出他们的名字。我要特别感谢乔纳森·阿伦森、迈克尔·巴尼特、戴维·博利尔、丹尼斯·卡鲁索、彼得·考海、杰罗姆·费尔德曼、布拉德·德朗、罗娜·南贾帕、艾略特·波斯纳、安娜丽·萨克斯尼安、贾尼丝·斯坦、马克·斯通、尼克·齐格勒、约翰·齐斯曼以及一群世界上最棒的研究生。还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迈克尔·阿伦森和伊丽莎白·柯林斯。
当然,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我所研究的开源社区以及为了这项事业奉献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人们。我知道,你们并非试图建立庞大的数据库来供某位研究人员访问并理解你们的工作方式。你们只想尽自己所能,按照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式创造出最好的软件。我希望,在试图揭示开源的成功秘诀并自认为这种成功具有非凡意义之时,我为这种努力说了公道话。
我想将本书献给我的三位生活伙伴。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他们陪伴我度过每一个日日夜夜,尽管他们之中仅有一位是用两条腿走路的!
在假定传统财产权毫无侵害之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继续围绕知识财产盲目地进行开发、赢利、保护和组织。否则,我们就应该听听史蒂文·韦伯的观点,并开始接受这一令人忧虑的现实,那就是我们熟悉的“知识财产”世界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无法挽回的变化。
——艾伦·坎特罗 摩立特集团知识工程主管
自从农业诞生以来,在任何大规模分工组织方面,人类仅有三种社会工程工具:市场(及其所提供物质利益的胡萝卜)、等级体系(及其施加的大棒惩罚)和领袖魅力(及其所提供的成功喜悦)。现在,有了第四种有效社会组织模式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在开源软件的创造和维护初期或许可以看到的。我的伯克利分校同事史蒂文·韦伯在他的书里对这一引人注目的话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布拉德福德·德朗 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
史蒂文·韦伯创作了一部意义深远、见解深刻的力作,既机敏又重要。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韦伯花时间从技术、社会学、商业和法律角度学习和思考了开源相关的问题。《开源的成功之路》一书的面世是及时的,在过去几年间,这是我碰到的最富有启迪意义的著作。它值得广大读者仔细地阅读和品味。
——乔纳森·阿伦森 南加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