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马端临(1254—1340)生长在南宋末期，在蒙古军步步紧逼下，他和广大沦陷区的民众一样，困守家园，甘于寂寞。他的成长，除家学渊源与自我勤奋外，灾难深重的人民的呻吟与呼唤，成为他潜心学术最重要的动力。南宋朝廷的倾覆给予马端临以极大震撼，他立志以著书立说的方式来倾诉民众的心声，表达他对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的探寻。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对马端临时代背景、家庭出身、政治理想、经济意向、史学思想、治史方法等分别进行解说，还对其《文献通考》文献学成就、写作旨趣及历代评议作了简介，如实反映了马端临的真实面貌与史学成就。

马端临是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他为谋求治国安民之术，探讨会通因仍之道，讲究变通张驰之故，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完成明备精神之作《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本书为论述马端临生平业绩，对其时代背景、家庭出身、政治理想、经济意向、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共分九章分别进行解说，最后对其《文献通考》文献学成就、写作旨趣及历代评议作了简介，如实反映了马端临的真实面貌与史学成就。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马端临生活的时代

　第一节　昏君奸臣祸国殃民

　第二节　百姓挣扎于水火之中

　第三节　元初“遗民”心态管窥

第二章　马廷鸾与马端临

　第一节　“勤谨和俭”与“四留”

　第二节　马廷鸾的学术造诣

　第三节　马廷鸾教子有方

　第四节　《文献通考》：父子心血的结晶

第三章　马端临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知时识变通古今

　第二节　改革弊政轻赋税

　第三节　恤民疾苦反滥刑

　第四节　广开门路选贤能

第四章　马端临的经济意向

　第一节　量入为出而节用

　第二节　裕国而不致困民　

　第三节　力田致富安其民

　第四节　铸钱造币贵流通

第五章　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第一节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第二节　重视演变，探寻规律

　第三节　独立不感，成一家言

　第四节　不从流俗，肯定变革

　第五节　通裁别识，异彩纷呈

第六章　马端临治史方法

　第一节　综合分析，明其原委

　第二节　比较异同，区别优劣

　第三节　纠谬正误，还其真相

　第四节　弥补疏失，为求全备

　第五节　谨慎存疑，不妄臆断

第七章　《文献通考》的文献学成就

　第一节　承前启后，推陈出新

　第二节　层次井然，有条不紊

　第三节　内容丰富，重点突出　

　第四节　史实确凿，论证精辟

第八章　《文献通考》的旨趣

　第一节　谋求治国安民之术

 第二节 探讨会通因仍之道

 第三节 讲究变通张弛之故

 第四节 完成明备精审之著

第九章 《文献通考》评议与研究

 第一节 《文献通考》评议

 第二节 关于《文献通考》“人民性”的争论

 第三节 《文献通考研究》论文集的出版

 第四节 《文献通考》的缺失

小结：马端临的人生追求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第一节 知时识变通古今

马端临学识广博，史学造诣较深，通贯古今，其《文献通考》三四八卷，共分二十四考，将历代典章制度串通起来，以明其演变过程；同时从演变过程中，找出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如论秦亡的原因，班固认为是“销锋镝，弛武备”所致，附和这一意见的人不少，马端临则不以为然，“然愚以为秦之亡，非关于兵弛也。当时尽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岂能为纤介之害，而发百万之师以戍之；骊山阿房之役，又复数十万健卒壮士，虚耗于无用之时，糜烂于不切之役，盖侧目倒戈相挺而并起者皆秦兵也。”对项羽尽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之事，马端临评日：“夫此二十万人者，即十余年前王翦、王贲等将之以横行天下，诛灭六雄者也。国有兴废，而士心之勇怯顿殊，异哉!”对这个奇异的问题，马端临的想法是“所谓寡助之至，亲戚叛之者欤!”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审视、思考、讨论，对史学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其书涉及的问题复杂，言经济制度的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八考；言国家政权机构的有选举、学校、职官三考；言社会、政治等级礼制及与此有关的乐制共有郊社、宗庙、王礼、乐四考；言国家暴力工具的有兵、刑二考；言文化思想的有经籍考；言历代国家组织形式的有帝系、封建二考；言天文、地理的有象纬、物异、舆地三考；言周边少数民族的有四裔考。内容丰富，叙述详尽，考订精当，论证平允，特别是时间跨度大，网罗众说，纷纷纭纭，林林总总，赖其卓越的驾驭能力，精心梳理，细致排比，纲举目张，层次井然。清朝乾隆戊辰(乾隆十三年，1748)十二月重刻《文献通考》序文，充分肯定其史学成就：“朕惟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其考核精审，持论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灿然具备矣。”乾隆皇帝之所以认为《文献通考》在史学领域称得上“灿然具备”，因为它“诚考据之资，可以羽翼经史，裨益治道。”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可为政治提供有益的指导。这一评价是切实合理的。

马端临《文献通考》是成功之作，由于马端临刻苦学习、认真钻研、戒骄戒躁、精益求精，以“通儒”自许，以“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自勉自励，他实现了自己的追求与理想，他不愧为“通儒”。他凭其通儒的智慧，清楚地认识到“《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司马迁《史记》以纪、传述理乱兴衰，以八书述典章经制。马端临奉之为自己著作的典范；班固《汉书》而后，断代为史，马端临认为其最大的毛病是无会通因仍之道，不可取；至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使“开卷之余，古今咸在”，避免了断代为史的毛病，但其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马端临认为这一弊端的出现，不是由于司马光才智有所不逮，而是因为“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通过比较研究、潜心钻研、冷静思考，他将史事分作“相因”与“不相因”两类：“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巳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马端临认为各个朝代的理乱兴衰没有继承性，是“不相因”的；而各种典章经制则是一脉相传，是“相因”的。他慨叹“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顾无其书。”本相因的典章经制之书，流传于世的只有杜佑《通典》一书。马端临在肯定其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之后，论述其不足云：“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问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他所感到遗憾的地方，具体来说：古代因田制赋，《通典》将田赋析之于田制之外；古代任土作贡，《通典》将贡杂于税法之中；再如选举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泪，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各有志，而《通典》竞付缺如；历代有封建王侯表、帝系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通典》也遗漏了。因此，马端临认为《通典》不能称之为集大成之作。他以《通典》为蓝本，取其所长，补其所短，《通典》节目之间未为明备，他力求节目明备；《通典》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他重视去取精审。使《文献通考》成为实实在在的通贯古今之作，具体反映了马端临丰富的通贯古今的历史知识和治史的才能。

马端临凭其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治史才能，对《周礼》一书洋洋洒洒写出按语二千余字。开头指出：“《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他如何解决《周礼》信疑参半的问题呢?他说：“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烦扰耳。”他对《周礼》言三代之法，深信不疑。叶适早有定论：“盖《周礼》六卿之书，言周公之为周，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补上世之未备而后世之为不可复者，其先后可见，其本末可言也。于是儒者莫不为欣然自喜，以为可以必行而无疑矣。虽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后世觳闻寡见之君，因遂以经为不可尽信者，其必自是书始矣。”马端临对叶适之论，作了重大补充，信其为三代之法，只可行于三代之时，他说：“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愎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原因是三代之时，“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这是解释三代之时始可行三代之法的关键所在。但自封土建侯一变而为郡县，“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如果是有作为官员，想为民造福，需要岁月了解土俗民情，制订有针对性的策略，待稍有眉目，任期已满；如果是疲懦贪鄙的官员，“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于吏手；既授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已极矣。”这是解释三代以后不能行三代之法的症结在此。通过一些具体事例的剖析，马端临得出结论：“《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适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知时适变，通经学古，反映了马端临研究《周礼》所达到的高超的思想境界。

P83-87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