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主朱元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经历与西汉开国之君刘邦一样很不平凡，在某些方面或侧面甚至比刘氏更为奇特。数百年来，有关纪录朱元璋史事的正史、野史、笔记小说和近人刊发的论著等，可谓汗牛充栋。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谨就朱元璋取天下和治天下的非凡经历、雄谟伟赂、善政嘉猷、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等传统课题，从不同的视野出发重新进行一番钩索与审视，旨在精益求精，使老课题的研讨富有新的蕴涵和面目。

本书谨就朱元璋取天下和治天下的非凡经历、雄谟伟赂、善政嘉猷、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等传统课题，从不同的视野出发重新进行一番钩索与审视，旨在精益求精，使老课题的研讨富有新的蕴涵和面目。

书中以较多的篇幅着重揭示了朱元璋通过自少至老的毕生奋勉自学和顽强不懈的战斗实践，终于把自己造就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功业辉煌足以媲美汉唐的开国英主，一位杰出的政治谋略家兼军事家，并在哲学、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思想领域各有所建树的思想家。

《中国思想有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元室崩颓，群雄奋争的时代

　一、元末的社会危机和阶级斗争

　二、元代王纲解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

　三、朱元璋以外的“群雄”的悲剧命运

第二章　走出灾难深渊，投身反元义旅

　一、从看牛娃到游方僧

　二、兵卒、十夫长、镇抚、总兵官

　三、大元帅

　四、旗开得胜的真谛

第三章　定鼎金陵，缔建大明帝园

　一、确定缔建新王朝的精神支柱

　二、继续收拾人心的几项重大政治举措

　三、恢复生产，培植良好的反元物质环境

　四、东征西讨，南略北伐，卓越的军事思想

第四章　一系列政治嘉谋和治国新规

　一、建国初的社会环境

　二、立法定制的指导方针　

　三、全面整顿吏治的各项举措

　四、确立“谨边备”和各国“自为声教”的内外民族政策

第五章　新颖的经济思想和丰富的经济措施

　一、深邃的农本思想和民本思想

　二、规模空前的兴农措施

　三、重农而不贱商的新理念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四、丰硕的成果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第六章　洪武年间的社会矛盾和对外关系

　一、阶级矛盾的缓和

　二、国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紧张的边境形势

　三、与周边邻国的友好交往和抗倭斗争（上）

　四、与周边邻国的友好交往和缺倭斗争（下）

　五、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显露和激化

第七章　极度强化的君主集权制度

　一、废除地方行中书省，权归“三司”

　二、废除中书省和承相制，事归部府院

　三、改大都督府为五军，使权不归于一军

　四、监议制度的畸变

　五、司法权的分割和锦衣卫的创设

　六、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特殊封藩制

第八章　帝王之学和文化专制思想与政策

　一、就近吸收程朱理学

　二、继承孔子求实奋进的人生观和天道观

　三、极端的唯我论哲学

　四、禁绝一切有碍于君主专制的思想流传

　五、严格控制学校和科举考试

　六、大兴文字之狱

附录

　人名索引

　引用文献目录

　主要参考书目

二、兵卒、十夫长、镇抚、总兵官

元末社会已完全陷入了全面崩溃的绝境，至顺帝即位，零散的、规模不大的所谓“盗贼蜂起”，时有所闻，且愈演愈烈，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系列小规模的但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实际上已为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等各方面的酝酿和准备。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方国珍正式举起反元义旗，占据温台明三州，拥兵数万，虽始终反复无常，朝秦暮楚，但一直坚持到至正二十七年始归降朱元璋。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韩林儿、刘福通先期起义于河北永年，不久失败，韩山童牺牲，后刘福通迎山童之子林儿为帝，举兵于河南汝颖，蔓延于河南、安徽、山东大部分地区，拥众数十万，声势浩大，以红巾为标志，历史上习称北系红巾军，曾一度成为全国农民起义的中心，并建都亳州，夺取开封，国号宋，年号龙凤。同年，徐寿辉亦起义于蕲黄，佐其起义者有陈友谅、倪文俊、明玉珍，亦以红巾为号，历史上习称为西系红巾军，拥有湖广、江西、四川等广大地盘，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后陈友谅弑寿辉，于江州自立为帝，随之，改都武昌，国号汉，年号大义。陈友谅篡位后，徐寿辉重将明玉珍于四川宣布自立为帝，以重庆为都，国号夏，年号天统，仍奉弥勒佛。至正十二年(1352年)，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客孙德崖等集众数千人袭据濠州，各自称元帅。不久，徐州起义头领彭大、赵均用被元将脱脱打败后，亦退至濠州，郭、孙等共同拥戴彭、赵为领袖，彭称鲁淮王，赵称永义王。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人张士诚据高邮起义，数败元兵，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祜。至正十五年冬至十六年春，由通州渡江，攻占平江(苏州)、松江、湖州、杭州、常熟等经济繁华地区，改平江为隆平府，将国都由高邮迁至平江。这是当时已形成的全国反元的基本格局。再从旧元王朝的统治势力看，其中央王朝的声威虽已大为下降，但地方上尚有几股相当强大的力量。其中对各股反元义旅最具威胁并在镇压义军方面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察罕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父子。其次，河南的李思齐、关内的张思道、山东的王宣王信父子等，也都各拥重兵，雄踞一方。

至正十二年，朱元璋所赖以栖身的皇觉寺被兵火毁了，他再一次无家可归，无处安身。这时的环境除了社会凋残，遍地荆丛，又兼兵荒马乱。借口镇压反元起义的元兵，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甚至捕捉无辜百姓报功邀赏，因此百姓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当时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出路无非三条：一是再次外出逃荒；二是继续留在乡里受苦受罪；三是参加反元队伍。前两者实际早就尝试过，虽风险不大，但希望由此摆脱困境，格外艰难，后者是崭新的路。正当他傍徨歧路，左右为难的时候，恰好有过去同自己在一起当过看牛娃参加了郭子兴反元队伍的“友人”来信，劝朱元璋与他一道投身反元义旅，说“今四方兵乱，人无宁居，非田野所能自保之时也，盍从我以自全”。由此看来，即使为“自保”、“自全”计，固留田野，不仅是艰难，而且几近绝路，因为当时派去围攻濠州义军的元军，到处在捕捉行迹可疑的老百姓当作叛军，向上报功邀赏。朱元璋穿着和尚衣服，身材高大，相貌奇特，在往来濠城时，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都不敢再进城了。其“友人”来信招他，说“非田野间所能自保之时”，很可能与听到一些流言有关。而参加反元队伍，如其“友人”已作过的那样，则反有可能绝处逢生。现在收到了“友人”从义军中来信，虽然朱元璋想极力保守秘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走露了风声，谣言四起。在这种四门紧闭，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朱元璋再四通过求神问卦，获得了伽蓝菩萨的“从雄而后昌”的吉兆卦示后，才决心投奔反元队伍。这次抉择乃是朱元璋一生荣枯成败以至生死的一个转折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论中外，几无例外地都是在封建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的。恩格斯在谈到德国农民战争时说：“农民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的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默忍受一切。”中国古代农民军往往借用“逼上梁山”和“官逼民反”等一针见血的语言以申辩自己所以拿起武器的原因，表明反抗活动的自卫性和正义性。

朱元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终于作出了决断，于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日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军门。门卒初见面，疑为元军间谍，在盘问交谈中可能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因此，立即将他捆绑了起来，准备杀掉。郭子兴为人，仗义疏财，任侠好客，听到有一个身材魁伟、相貌奇特的人投奔他的门下，非常高兴，且有某些好奇心，于是决定亲自为之解缚交谈，收为兵卒。一个月后，拔为九夫长，旋又收为亲兵，常召与论事，相待如家人子弟。第二年，郭子兴经过长达数月的亲自考察审视，又与当时谋事颇有见识的次夫人张氏多次商量，决定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与朱元璋为妻，部队里羡慕地称这位元帅之婿为“朱公子”。关于朱元璋在郭子兴的军门被疑为间谍和险遭杀害一事，后世史家似乎都不大重视，几乎所有文献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实际上，朱元璋却永生难忘，只要看朱元璋后来一谈到郭子兴，总是情不自禁地视郭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便完全可以想见当时的危急情景。朱元璋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能奇迹般地由一名被疑为间谍欲判为死囚的人一跃而为元帅的至亲、心腹并能以享受独一无二的恩宠和信任，这种殊非一般的平步青云，其真谛何在呢?这个问题很发人深思，但以往的史书，都发掘不深不细不全。

有关朱元璋的这段发迹史，《明太祖实录》有一段很长的记载：

上以四境逼迫，讹言日甚，不获已，乃以闰三月甲戌朔旦抵濠城。入门，门者疑以为谍，执之欲加害，人以告子兴，子兴……追至，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因问所以来，具告之故。子兴喜，遂留置左右，寻命长九夫，常召与谋事，甚见亲爱，凡有攻讨，即命以往，往辄胜，子兴由是兵益盛。……上时未有室，子兴欲以女妻上，与张氏谋日：“昔马公与吾相善，以女托我，今不可负，当为择良配，然视众人中，未有当吾意者，因言上度量豁达，有智略，可妻之。”张氏曰：“吾意亦如此。今天下乱，君举大事，正当收集豪杰，与成功业，一旦彼或为他人所亲，谁与共成事者?”子兴意遂决，乃以女妻上，即孝慈高皇后。

P40-44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