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店》是国际友人柯鲁克教授夫妇于1948年春作为观察员采访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记实性作品。作者翔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工作队深入发动农民的过程，反映了落实党的土改政策后，翻身农民的欢乐情绪，报道了消除左的割封建尾巴运动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以及整党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崭新面貌……

本书为其系列之一的《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专册，记述了由《人民日报》年轻的新闻记者组成的一支共产党工作队的经历。

《十里店》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一雇农制度。《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是其续篇，记述了由《人民日报》年轻的新闻记者组成的一支共产党工作队的经历(《人民日报》的印刷厂当时就在邻村的一些窑洞里)。他们在十里店带领村民们开展两项群众运动。土改复查旨在解决一些人仍缺少土地的问题；整党工作则旨在改进十里店党支部的党风。书中记录了该工作队的苦和乐，挫折和胜利，艰辛和喜悦；也描述了男女老少村民们是如何响应这场运动的。他们中有犹豫不定的，也有满腔热情的。书中也提到了在那风云变化的1948年他们自己给十里店带来的种种变化。

本书为《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中文版前言

1982年中文版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到达十里店

第二章 工作队来到十里店

第三章 发动尚未翻身的农民

第四章 党员的自我批评

第五章 串连贫雇农

第六章 寨上划阶级

第七章 选举贫农团发起人

第八章 宗派主义

第九章 寨上评议党员

第十章 群众评议党员

第十一章 组织贫农团

第十二章 建立贫农团

第十三章 党和群众

第十四章 建立农会

第十五章 制服老虎

第十六章 傅高林的问题

第十七章 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问题

第十八章 村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村政府

第十九章 第二次划阶级

第二十章 斗争对象

第二十一章 丈量瘦地和肥地

第二十二章 摘帽子

第二十三章 模范家庭妇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第二十四章 查窟窿找补丁

第二十五章 找更多的填窟窿的土

第二十六章 填窟窿

第二十七章 既往不咎

第二十八章 民主领导的一些问题

第二十九章 党支部面向未来

第三十章 分配果实

第三十一章 全村的总结

第三十二章 工作队回村检查工作

第三十三章 展望未来

附录 张磐石同志给安岗同志的信

共产党来到以前，十里店就在这种畸形状态中跛行。长期以来，土地就被不经济地分割成了小块。因为根据中国的继承传统，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之间平均分配。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土地分散的困境，大多数地主和富农竭力靠做买卖和放高利贷来增加收入。每一代人因袭的目标就是靠购买、占据抵押品和别的方法增加家产，使儿子们继承遗产时，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像他父亲继承遗产时一样多的财产。由于高利贷(由雇用的流氓恶棍之流掌管)可以获得比搞生产高得多的利润，因此，它就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行的办法。因而捞取高额利息被认为是效忠于家室的德行。

这种以资本去放高利贷，而不去发展生产和建设的做法，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早已停滞了的经济，而且，助长了村中损人利己的歪风。为了生存，人们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这种竞争毁掉了真诚的互助精神。

1940年，日本军队在洛河流域进行了扫荡，烧杀劫掠，赶走了当地的国民党政权。日本人来到之前，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一直来往不断地驻扎在十里店。当他们逃到武安县城时，在老乡们记忆中留下的只有这些国民党军队犯下的野蛮罪行，而没有任何抵抗侵略者的事迹。尽管日本军队从未占领过十里店，但是，在一次扫荡中，他们洗劫了这个村庄，杀害了十个老乡。

随后，就像农民说的那样：“西边出了太阳。”共产党领导的一队队的八路军，从位于太行山的心脏地区的根据地向东开来，组织农民起来自卫。

1942年至1943年，正当对敌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闹起了饥荒。多少年来，饥荒是中国农村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它给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带来死亡和瘟疫，又使更多的人沦为乞丐。它使农民家破人亡，父母因为不愿亲眼看到亲生儿女被活活饿死，而被迫将他们卖掉，送人，遗弃甚至弄死。

1942年至1943年的饥荒是历史上罕见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邻近地区的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其规模和惨状更是笔墨难以形容。然而，共产党人号召农民动员起来战胜天灾和敌人。正是在这场与可怕的灾难所作的斗争中，新成立的农会在村中成了最有力的群众性组织。在第一次大的运动中，即“挖掘地主藏粮”的运动中，农会胜利了，大大地减少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行为，并给急需的群众分配了胜利果实。这场斗争加强了贫农与中农之间的联系。这种经受过锤炼的团结，为农民掌权的最初尝试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些最初的步骤是在灾情最严重的关头采取的，它们减轻了某些痛苦，但是不能根除苦难。一些人仍旧讨饭，卖儿卖女，上吊自尽。在十里店400多户人家之中的49户，59人终于饿死。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彻底改革，显然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毫无疑问，正是贫农与中农才最紧密地团结在新建立的地下党组织周围，而且，党在以后领导的历次改革运动中，也正是从他们之中吸收了新鲜成分。20世纪40年代初，在组织群众战胜了天灾和日本侵略者以后，共产党制定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赋税按比例地在占人口30％的富户中征收。这样，就免除了70 9／6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运。许多农民头一次发现他们有足够的种子播种了，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在粮价最高的时候向人家借种下地，而在收获季节，在粮价最低的时候还账。通过这一简单而又彻底的改革，一下子免掉了农民负担的债务。

随后的历次运动，主要目的是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和人力去增加生产和支援前线，先是抗日，后是反蒋。对于西方人士来说，这些运动的名称听起来非常奇特——“查黑地运动”，“填平补齐”、“挖防空洞”。然而，这些丰富多彩的新旧中国语言的混合物，形象地体现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实质。

在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农民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从本质上说，这种新意识来源于阶级的划分(或划“成分”)。中国共产党关于划分阶级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追溯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此后，虽然作过某些细微的修改，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或贫农的基本原则，是始终不变的。阶级成分是根据是否自食其力、剥削他人或自己受剥削而定。

在旧社会，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压迫者的仇恨，通常会突然爆发出来，但是，最终却表现为对个别地主或富农发泄个人不满和仇恨的徒劳情绪。宗族关系以及其他种种陈规陋习常被用来掩盖阶级冲突，然而，这种对压迫者的仇恨在中国农民的心底仍然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共产党人并没有引进阶级斗争，他们只是设法引导农民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进而以此解放整个国家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改革的产物，一个新阶层——“新中农”出现了。当我们到达十里店时，村里大约1／3的农户由贫农和雇农上升到“新中农”之列。贫农仍然占全村总农户的1／3，但他们都有了土地。尽管财产很少，生活大大低于普通标准，但是，他们总算可以生活下去了。而且，债主或地主家的狗腿子上门夺走他们仅有的门板、被子、饭锅或瓦罐等等的威胁也不再存在了。原先的地主和富农，如今只占有他们自己过去占有的土地的1／6。在十里店，再没有靠剥削他人为生的人了。

十年时间，对于造就这一切说来，并不算长，特别是处于外来侵略和内战之中，就更是如此。困难是巨大的，错误是难免的。但是，首要的任务完成了，封建主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无论到哪里，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土地所有制的改造，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变革。通过互助组的形式，劳动力初步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农民受到鼓励，一组一组地自愿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共同使用农具和牲口。在十里店，为发展农业生产，组织起了互助组；为当地土布着色而开设了染坊；并在村边半里路的地方烧起了石灰窑，等等。所到之处，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办法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它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社会、政治和教育所产生的有益影响。由于缺少资金而在冬季常常发生严重萧条和无活可干的现象，而今也正在消失。

一些旧风俗，不是正在消失，就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祭祖不再是村中常见的活动了。封建家长制正在被削弱。由村政府收税，村办小学开课，新成立的互助组解决农忙季节老乡缺少劳力和牲口的问题，以及在农闲季节筹集副业资金的问题，因此，宗族组织再也不能标榜自己的作用了。对宗族的忠诚开始让位于阶级的团结。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农民对旧的权力结构的憎恨上，而且表现在对领导他们摧毁旧势力的共产党的坚定信赖上。P8-11

将《十里店》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使我们惊喜交集。一方面，我们感到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惶恐不安，因为，这将把两个西方人(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英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书，给对这场运动了解得深刻得多的中国人民来评价。我们不禁想起一句英国的谚语来，“不要教你的祖母怎样煎鸡蛋”。我们是绝不敢“班门弄斧”的。我们只希望中国读者能指出其中的缺点和遗误之处。当然，如果某些内容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者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话，那就更好了。

写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许许多多中国同志孜孜不倦的帮助，要完成它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十里店的群众，他们是那样百问不厌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另外，还有许多干部，从基层组织的同志到薄一波同志(他当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杨秀峰同志(他当时是边区政府主席)、张磐石同志(他当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长，主管武安九区的土改整党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无法在此一一列出。然而，我们必须提到的是由安岗同志(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率领的主要由人民日报记者组成的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还有外事训练班(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外事训练班，当时设在靠近石家庄的一个小村子里)的教员和学生们，他们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文件。在翻译工作中，我们要特别感谢李棣华同志(他当时是薄一波同志的英文秘书)，他参加了农民和工作队召开的许多会议。他有时蹲在露天的石台上，有时坐在农民家里的小凳子上，把农民们太行口音很重的、我们根本听不懂的土话，流畅地译成地道的英语。

如果说，在有了所有这些帮助后，这本书还费了很长时间才写成的话，那么，出版它所花的时间就更长了。在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七十年代出现在西方的那股“中国热”还不存在。这样一部书，即使是在最好的出版时机，也根本不会成为畅销书。这种风险，使最初的出版商望而却步。但是，他们同意出版以《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为题的关于十里店1937年至1947年(我们到达那年)这段历史的书。以后，又出版了我们写的《阳邑公社的第一年》(十里店后来成为该公社的一个大队)这本书。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十里店》这本书，才是最有价值的。

多年来，这部书在英、美出版商手中辗转传阅，但无法出版，一直到引起了在纽约的众神书店工作的詹姆斯·佩克的注意后，才有了出头之日。他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但也提醒我们，尽管该书的手稿在过去几十年间曾经反复修改和重写，但要出版，仍需作进一步的修改，主要是要作大量的删节。我们当时正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于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能否由你来作修改呢?”他与他的同事，特别是玛丽·巴尼特，欣然同意了。今天这部书能同读者见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的努力。

这一漫长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1947年当我们从英国第一次进入中国解放区时，我们充满了幻想。初次接触这个“英勇的新世界”，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三十多年后，我们才体会到了一些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在1949年6月30日听广播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说到“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时，我们发笑了，当时我们认为：“他很谦逊，他是一位诗人。这不过是写文章的辞令。”现在，我们对他当时的见解才开始有所理解：尽管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更复杂的斗争仍在前面。

当把这本书呈献在中国人民面前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大搏斗的剧痛后，中国开始了新的长征。她面临着重建自己的经济，抵制道德败坏，恢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恢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优良传统，特别是在土改斗争中所执行的群众路线的传统的更加伟大的斗争。今天，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乐观情绪，这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乐观的态度比起1947年来，更为清醒、冷静并具有坚实的基础。因为它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据的，而不是建立在曾经一度深深地禁锢了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盲目信仰和夸夸其谈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这本书能对促进实事求是的报道态度，刻苦而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风气(没有这种态度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的话，我们的努力，以及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中外朋友们的努力，也就算得到最好的回报了。

1980年11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