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先生多年来在沙漠艰苦地工作和生活，为保护敦煌文物，介绍宣扬敦煌文物，工作十分繁重，今天我们看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经可以看出，他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因篇幅所限，本书不能不将常书鸿的生平事迹“压缩”到“解放”为止，因为这是他平生最艰辛也是最辉煌的阶段，“敦煌守护神”的英名恰因此起。至于解放后的敦煌艺术保护，自是在政府的百般关切下进行，毋庸赘述。

常书鸿，著名敦煌学者，第一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1944年出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之后一直从事对敦煌莫高窟进行整理、研究工作，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期间曾经历妻子背离、文化大革命等种种困难，但他依然誓守莫高窟，直到1994年逝世。在敦煌期间，他不但整理和修复了许多壁画，而且还撰写了一大批很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其精神被敦煌人称为“常书鸿精神”。本书将带领你领略常书鸿的传奇一生。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常书鸿大事年表

常书鸿主要论文著作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常书鸿降生在1904年的“惊蛰”时分。他没有听见自己落生时的雷声，倒是在6岁那年，听见了满街满巷的枪炮声。伴随着惊心动魄的声音，还有一场熊熊大火，连碧绿的西湖水都映成了一片闪闪烁烁的金红色。

西湖水竟会是金红色的!“惊蛰”出生的他，对颜色自小就有着特别的敏感。他还记得，大火烧起来的那会儿，他们全家仓皇地分头逃离了那个叫旗下营的祖居，那天他与祖母恰巧从亲戚家串门回来，被逃难的人群裹卷，祖孙两人惊恐万分地跑到南高峰的一所破庙大殿里，躲在大殿的供桌下。

那一年，祖父早已亡故，父亲也不在杭州。母亲和两个挨次出生的弟弟还有三个姑姑，没来得及与他们一起奔逃，分头躲在城里的汉人亲戚家中。

幼小的他紧紧抓着祖母的衣袖，低低说着：“奶奶，我怕，我怕。”祖母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一边不住地喊着他的小名灵官，一边喃喃地念着菩萨保佑。自此后，他记住了祖母为他取名灵官的含义。祖母后来逢人便说正是为他取了这个消灾祈福的好名字，菩萨发了慈悲显了灵，使他们全家逃过了一场灾难。

三天后，祖孙两人终于回到城里，回到旗下营的老宅院并和母亲、弟弟相聚。平日少言寡语的他突然问：“奶奶，为什么我们逃，邱婆婆没有逃呢?因为我们是‘鞑子’，是吗?”“小孩子家别胡说!”慈祥的母亲突然瞪了他一眼，下意识地将两岁的弟弟搂在了怀里。

祖母把他从母亲身旁牵走，高高地扬起头，轻轻地咕哝：“旗人有什么打紧?杭州城里的旗人，多了!灵官乖孙儿，你记着，我们是信菩萨的，你爷爷虽然吃皇粮，可没有打过仗杀过人，我们不怕的。灵官，我们有菩萨保佑呢!”

灵官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地记住了：世上，原来有保佑人的“菩萨”。

灵官还记得，自打大火过后不久，家里的日脚突然就过得紧了，许多许多日子，灶房的案板上没放过一刀新鲜的牛羊肉。

灵官当然很馋吃肉，可吃肉越来越少这个严峻的事实，由同样疼爱他的二姑挑明了：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他们这些八旗子弟包括他们的男丁后代，原有的那份旱涝保收的皇恩官饷，统统取消了。而本来在外头做着一份小小差事的父亲，也被祖母叫回了家，家里生活断了主要来源，叔伯兄弟从此要各自单过，祖母要这个长子来主持分家。

常家这有四男三女二十几口的大户人家，分成了兄弟们各自独挑过日子的小家。

灵官最喜欢的长辈之一，是会画画的三叔。三叔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行，左手萎缩得厉害，能动弹的只有右手。但三叔却非常了不得，一只手的他，能画绝妙的画。三叔的画作对象虽然都是些花儿草儿、鱼儿虾儿，但这些花草鱼虾在三叔那管笔下，真正是花开草摇鱼游虾跳，灵动极了。看过三叔画儿的人，总是啧啧连声。

因为父亲总在外头忙，灵官和三叔接近的机会更多。灵官真想什么也不干，什么学也不用上，就和三叔一样，拿着画笔学画画。可是，三叔不让，父亲和祖母更不让，在他们眼里，灵官以后一定会出息成更有用的人物，当务之急自然是读书。哪怕典家产卖田地。

有天下午，灵官去看三叔画画，他看着三叔的额头渗出一颗颗汗珠，就懂事地拿来一把大芭蕉扇，要为三叔打扇。刚扇了两下，三叔就喊：别扇别扇!灵官一看，果然，画纸被风一扇，叔叔没法画了。

三叔看他转来转去没着没落的样子，就说：好孩子，你真想帮三叔的忙，就给这些花瓣添添色，怎么样?灵官咧开了嘴——．三叔指点他如何在每张画片的花瓣上涂颜色，灵官也真灵，没过一会，他就对三叔说：我知道怎么做了!

灵官涂得飞快，快得将三叔画好的所有小画片都涂完了，他得意地催着三叔说：三叔，你可快点呀，我这里就剩最后一张了!三叔闻声踬着不灵便的步子过来一看，连声“哎呀”道：灵官，你帮了倒忙了!你看，荷花的花瓣是外缘红还是里心红?你再仔细看看三叔刚才教你画的样子!

灵官仔细一看，脸红了。刚才粗枝大叶只图快，全弄颠倒了。看着这些涂走了样的画片，他难过极了，嗫嚅道：“三叔，我，我弄坏了……”

三叔并没责备他，只是说：灵官，学画画，第一要心细，第二还是要心细，不光心细，还得学会看，不光看我画的现成的画，还要到处留神，喏，外头不是有现成的荷花么，仔细看看去，看熟了再动手就不会出错了!

画画儿，第一要心细，第二还是要心细!要不懂，就到实地去看看!

三叔没有一句责备灵官的话，可这些话语，一句句像秤杆钉星，星星点点，全钉进了灵官小小的心里。P1-3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有关敦煌和常书鸿的写作，原是2001年浙江省委领导给我的一个光荣而又特殊的创作任务，这使我有机会再次了解祖国文化最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敦煌；走近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常书鸿先生以及与常先生一道工作过的无数文化英雄。是他们崇高的精神和极富魅力的文化品格，极大地感染并鼓舞了我，是他们忘我而极其出色的工作，使我在深入采访时，就像始终被敦煌烈焰炙烤一样，燃烧着欲罢不能的创作热情。

“大也，盛也”的敦煌，与敦煌共一份炽热肝肠的“守护神”，犹如悠悠传送的敦煌天乐，使我借力无穷。深入采访，反复研读有关资料，几经修改，我终于在两年后完成了初稿，我为将一件珍贵沉重的负荷物背上了这座文化大“山”而如释重负。

我所面对和跋涉的，的确是一座了不得的“山”——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最为璀璨而厚重的大山。之所以感觉沉重，也毋庸言说——常书鸿人生九十年沧桑的心路历程，是历经“三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几近一个世纪的极为斑斓的“经变图”。如果将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群民族文化英雄纵横捭阖地写下来，那是写上几十万百十万字都难尽意的。

有人说：没有一个人在看了敦煌后会无动于衷。于是，放下“笔”，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但愿没有一个人看了此书后会对常书鸿无动于衷。

为我多次到敦煌采访提供最大支持的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樊锦诗以及书中写到和没有写到的为敦煌艺术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或一生的专家们(包括常书鸿的同事和学生)，帮助常老整理了《九十春秋》的前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的李砚祖，敦煌学学会会长季羡林老先生以及秘书长柴剑虹都在百忙中接受了采访，虽然是病弱之躯但仍然热情接待我的董希文的夫人张琳英和女儿董一沙……应该写上的名字还有很多。令我倍感振奋的是，几乎与我的写作同步进行的，是省政府在西湖边的浙江博物馆内建立的那个“常书鸿美术馆”——在2000年丹桂飘香的十月，“常书鸿美术馆”在西子湖畔隆重开幕。

说这部书是遵嘱之作当然不是虚说——在遵这一“嘱”书写时，我衷心期望的是它能够为我省“文化大省”的建设，放上小小的一块砖；能够如常老亲属所说的：“告慰常老的在天之灵”——为这些贡献了毕生心血的敦煌英雄献上一炷心香。

接受这项写作任务时，我不能不想起来：第一次得识常老，是六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之际。那时，忝列委员的我，与常老同在“文艺界”，且同一住地。晨暮问常见霜鬓鹤发的常老，精神矍铄，略有老态但不龙钟，一支红木手杖伴着他渊思寂虑的身影，在住地庭院中踽踽独行。在小组会上的常老不发言则已，开了口就滔滔不绝，操一口北方人不大懂的“杭州官话”，所言所说的自然是除了敦煌还是敦煌……即便已是80年代，在知识分子堆里，常书鸿依然有着常书鸿才有的独特。

当常老得知我这个来自河南的委员原是他的浙江老乡时，非常惊喜。于是，在朝暮晨昏相遇时，他便屡屡用这口浓重的“杭州官话”，向我垂询殷殷。而我对他的仰视式的敬重，则早在60年代初——1963年，在故乡小小的文化站，我得阅另一位浙江老乡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常书鸿的大名，从那时起就深深走进了我的心里。

1984年夏，我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之邀，沿青藏线，一路采访到了三危山下，在莫高窟前，我又一次巧遇了正好回敦煌“探亲”的常书鸿先生夫妇。虽然只是匆匆一览，但被敦煌深深震撼、被莫高窟的光芒照花了眼睛的我，难以形容心中的万千感受。我说不尽它那无与伦比的辉煌，但是，却怎么也忘不了皇庆寺中那一铺又硬又冷的土炕、那一架老式得不能再老式的望远镜、那一只龟裂的边边角角全磨白了的黑皮公文包和那一盏搁在窗台上的小小的煤油灯……常书鸿又一次深深嵌入我的心中。

于是，从接受任务开始，我在酷暑中二次踏上西行路，在滚滚沙尘中再度来到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从兰州到敦煌直到党河边，我访问了一群前仆后继的艺术殉道者，一群和常书鸿同具品格的民族文化英雄。对他们的访谈记录，是我行囊中渐积渐满的宝贵财富。仲秋时节，我力排冗务，得借一项省对外友协为我安排的外事活动之便，徜徉了巴黎和里昂的博物馆，亲见了被收藏的常书鸿的精品画作……在那些个紧张忙碌的白天和黑夜，那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惊，使我一次次地经历着“灵魂受洗”的感觉，在面对这些感动和震惊时，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也经受着煎熬和提炼。

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句话：在面对敦煌的492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感受心灵的震颤，除非心似坚冰。

于是，在纵深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时，我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所泣，除非心如木石。

于是，一切推诿和迟慢都属怠惰，我的心终于在“大也盛也”的敦煌烈焰中重燃，于是，所有的辛劳都化作了接受任务时的使命式的欣慰。

这本书的写作，使我再次感悟了一个作家的天职和社会使命，再次体会了艺术创造的艰辛。而礼赞爱国艺术家的辉煌人生，为他们的成就铸一块丰碑，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我想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不能不将常书鸿的生平事迹“压缩”到“解放”为止，因为这是他平生最艰辛也是最辉煌的阶段，“敦煌守护神”的英名恰因此起。至于解放后的敦煌艺术保护，自是在政府的百般关切下进行，毋庸赘述。

亦因体例要求，常书鸿后来与日本大画家平山郁夫的交往、与池田大作有关敦煌艺术的精彩对话，都只好割爱而无法收入，好在这些内容，读者可以从常先生本人著述里搜寻，作为作者，谨致歉意和敬告。

最后，借此书出版的机会，向组织此项工程的主编万斌及文友卢敦基先生表示谢意，是他们筚路蓝缕的艰辛，使得诸多文化名人在我们的星空再放异彩。

油画之入中国，不佞曾与其劳。而其争盟艺坛，蔚为大观，尤在近七八年来，盖其间英才辈出。在留学国，目睹艺事之衰微；在祖国，则复兴之期待迫切。于是，素有抱负、而生怀异秉之士，莫不挺身而起，共襄大业。常书鸿先生亦其中之一，而艺坛之雄也。

——徐悲鸿

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钻研敦煌学，这一点非常重要。常书鸿先生多年来在沙漠艰苦地工作和生活，为保护敦煌文物，介绍宣扬敦煌文物，工作十分繁重，今天我看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经可以看出，你们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周恩来

常书鸿先生就是敦煌的守护神。

——赵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