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先生，一生九十二年，做了许多事情，是个有许多才能的人。纵横跨越中国教育、政治、出版、文化等多个领域，一生著作八十多部的学术“通人”，当代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奇人。

在「自传」方面，他写了《岫庐八十自述》与《岫庐最后十年自述》两大巨着。而「王云五」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最准确莫如阅读他的自传，尤其是《岫庐八十自述》一书，着述其一生最重要的一阶段。原书五十章，一百多万字，记录非常详细，因此节录成二十余万字以便阅读，使两岸的中国人，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王云五(1888-1979)，原名云瑞，字云五，号岫庐。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中山。近代著名学人。没有学历，自学成才。

1912年，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任秘书。临时政府北迁后，在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任科长、佥月事、主任秘书、司长。后在全国煤油矿事宜处任编译股主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等职。

1921年，由胡适推荐，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倡议编辑百科小丛书，为日后出版《万有文库》作准备；组织全国学者出版《大学丛书》300多种。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

1928年，主编《中山大辞典》，出版《万有文库》，影印《丛书集成》。

1929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法制组主任兼研究员。

1930年3月，重返商务印书馆，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

1946年5月，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

1951年，去台湾，历任“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

王云五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最准确莫过于他的自传。本书即是据作者自传《岫庐八十自述》节录而成，原书约五十章，一百多万字，详细记录了王云五一生的各个阶段，今节录成二十余万字以便阅读和研究。

序言 王云五，梦萦中的迷离影像(俞晓群)

缘起(王学哲)

第一章 幼年时代——自出生至入塾

第二章 私塾修学

第三章 半工半读

第四章 回乡与复学

第五章 再度休学与教学相长

第六章 中国新公学

第七章 命运又一转变

第八章  中国公学与留美预备学堂

第九章 初任公职

第十章 北都四年

第十一章 陷入是非之场

第十二章 韬晦与研究

第十三章 初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初步整顿计划

第十四章 初期出版之进展与联系

第十五章 检字法与分类法

第十六章 五卅事件

第十七章 历险的开始与其后数度死里逃生

第十八章 由一个图书馆化身为无量数小图书馆

第十九章 小别与重返

第二十章 初出国门与专题考察

第二十一章 率先采行科学管理

第二十二章 苦斗第一年

第二十三章 由中小学教科书到达大学教科书

第二十四章 苦斗与复兴

第二十五章 《中山大词典》的编纂

第二十六章 八年苦斗的前期

第二十七章 国民参政会躬历略记

第二十八章 访英记略

第二十九章 八年苦斗的后期

第三十章 政治协商纪略

第三十一章 初任政务官

第三十二章 制宪之参与

第三十三章 转任府委与政院副院长

第三十四章 行宪后首任财长

第三十五章 改革币制与引咎辞职

第三十六章 主持国际会议

第三十七章 意外的波折与遭受惩戒

第三十八章 写作生涯

第三十九章 “国民大会”躬历略记

第四十章 踏入考政的门

第四十一章 考政第一年

第四十二章 考政杂记

第四十三章 行政改革日记

第四十四章 行政效率与行政改革

第四十五章 旧地重游第一年

第四十六章 “政院”又四年

第四十七章 重主台湾商务印书馆

第四十八章 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

第四十九章 台湾故宫博物院

第五十章 文化基金会

后语

缘起

父亲王云五先生在外国人眼中看来是一位“带有许多帽子的人”(A man with many hats)。换言之，他一生九十二年，做了许多事情，是个有许多才能的人。对于他的生平两岸的国人都曾有许多著述和评论。比较大规模的有王寿南编的(《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共四册)；杨亮功等四十五人著的《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蒋复璁等著的《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以及1979年父亲逝世后王寿南编的《王云五先生哀思录》等。最近大陆也有数本书著述父亲的生平，例如郭太风著的《王云五评传》(上海书店出版)与胡志亮著的《王云五传》(台湾汉美图书公司出版，据悉北京商务印书馆亦将出版)。父亲也曾经写过许多日记和自传。在日记方面已出版的有《访英日记》，未出版的有访美日记等。父亲由20多岁起即开始写日记直到1933年抗战开始，有20多年的日记都存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住宅内。我有一位亲人当时怕日军来搜查，把父亲的日记全都烧毁了。因此，父亲痛心非常，就没有继续写日记。除非在特殊情形下如访英、访美等还是每日写日记。

在自传方面，父亲写了《八十自述》与(《岫庐最后十年自述》两大巨著，每册都有1100余页，约100万字。此外父亲写作了许多关于自己的短文。他人所写有关父亲的文字，在书刊及报章发表的则无法统计了。我以为最完整的统计就是在《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四册的“参考书目”中。

徐有守学兄曾说：“王云五一辈子的出身、经历就像富兰克林，没有读过学校，但有许多发明；两人也都刻苦耐劳，通情达理；讲原则，但绝不是迂腐不通的人。”王寿南学兄曾说：“云五先生一生经历曲折，是一位具有多方成就的奇人……当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均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难免受到许多变化的影响，但其言行、事功也深深地影响了巨变中的中国。”金耀基学兄在《王云五传》序言中说：“云五先生是上半生在大陆，下半生在台湾过的……他再现于20世纪的整体的中国现代历史中，云五先生是属于两岸中国人的。”

胡志亮先生在他所著《王云五传》的后记中说：“王云五，这位一生只受过五年非正规教育，无党无派，却在中国近现代带领中国文化与出版的重要堡垒——商务印书馆在艰难的战乱中重振雄风、别开新局的大出版家，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与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发明人，企业现代科学管理在国内的最早推行者，在台湾最早倡行博士教育制度，纵横跨越中国教育、政治、出版、文化等多个领域，一生著作80多部的学术界‘通人’，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太过分的。”

值得欣慰的是，就在本传的撰写过程中，政治的禁锢已渐渐松动，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在改变，在世纪之交，在大陆，对王云五先生的研究已有了很大的突破，上海和北京相继出版了两本关于王云五的研究作品：《王云五评传》和《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王云五先生又回到人们的视线和研究领域之中了。

目前国人在两岸三地已渐渐发觉父亲对于国家多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在台湾，有人以为台湾之经济所以能有今日的发达、繁荣，实由于父亲在1958年主持行政改革委员会的结果。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能够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制度。近日两岸交流日广，许多人都想知道父亲的生平，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王云五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以为最准确的莫如阅读父亲的自传，尤其是《八十自述》一书，著述了父亲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但是这本书有50章，100多万字，记录得非常详细。内容包括许多文件、书信、记录及档案等。这对于研究这一时代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普通一般读者可能不发生兴趣。因此我在一年多前即计划将这100多万字的《八十自述》节录为20余万字，以便阅读。我筹划时采取两个原则：一是不更改一字，除书中列有许多人名、地名或书名等时，只保留一两个外，删除其余的，加上“等”字；二是在删除之文件、书信、记录及档案等之处，我注有“详见原书某页”等字，以便读者有兴趣研究详情时在原书找寻。

这节录本是我在2000年退休后、迁居檀香山开始的。最后，我特别要感谢徐有守学兄费了许多时间重复审查，并给予以下之鼓励：“深佩选录之精当妥切，足证审读时之尽心，相信印制成书发行后，必较原书流传更广，藉得进一步传播云老我师，生前丰功伟绩，嘉惠后人。”

王学哲P1-3

王云五，梦萦中的迷离影像

屈指算来，我从事出版工作也有25年了。前些天记者来采访，她问我：“在你编辑生涯中，哪套书最让你难忘?”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新世纪万有文库》。她说：“我知道，这套书是对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传承。那么，你最敬重的出版家一定是王云五了?”她给我设定一道选择题，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我回答什么呢?

实言之，王云五先生一直是我梦境中的常客。入梦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当我清理自己思想存储的时候，竟然发现，我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了解得真是太少了。王云五先生的一生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生动，甚至是那样的传奇，正如1999年，金耀基在一篇怀念他的老师王云五的文章“壮进的故事——怀念一代奇人王云五先生”中写道：“王先生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会贤达、内阁副总理、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其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我也不断地发现，在世界上，王云五先生的名声真是太大了。外国人在评论现代中国大出版家时，总会把王云五先生的他的名字列在前面；许多著名人物谈到中国出版，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王云五。

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身份考察美国出版业，《纽约时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文章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1996年，我们受到王云五先生出版理念的启发，编辑了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董桥先生对此书大为赞扬，他撰文“点亮案头一盏明灯”，开篇就谈到王云五：“早岁家中书房集藏好多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包罗万象，朴素实用，确是跟我一起走过成长治路。后来到了台湾，又买了许多那边商务补印的《丛书集成》，粗粗的书皮，淡淡的墨色，翻阅轻便，仿佛夜雨秋灯，故旧重逢，剪烛闲谈，惬意得很。‘万有’当是‘万物’之意，徐渭“坐卧房记”说的‘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观万有，通昼夜，一梦觉而无不知。’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得可爱。我十一二岁学会他的‘四角号码查字法’，背熟了那首《对照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有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省却部首查字的苦事。”

近读黄仁宇先生回忆录《黄河青山》，其中有一段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一位美国学生批评黄仁宇的学说美化国民党，其实国民党是腐败透顶的。黄先生反驳说，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对中国的进步是有贡献的。不然，他的身边为什么会集聚了那样一些优秀人物?像王云五，“他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还提到了翁文灏、胡适、王宠惠。

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听到上面的故事，当然会产生梦幻般的感觉。那梦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境界，也是在政治时空隔绝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个零碎的文化形象的思想修补。梦是一种超自然的艺术，当现实的刀锋划破一个民族心灵的时候，刀尖上滴下的鲜血，会在理想的睡梦中化作遍野鲜花。

今天，听到王云五先生《八十自述》即将出版，我的心中掠过一阵畅快，一阵清凉。

其实，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王云五先生是避不过去的，除非我们无视历史的裂痕。大话不说了，即使是我们一些小小的出版人，也会常常感叹，在现实的出版工作中，你想过的事情，王云五先生几乎都做过了。  上世纪90年代，我整天梦想编辑一些人人当读的丛书，迟迟找不到下手的门径。有一天，离我们出版社不远的一家古旧书店处理当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几毛钱一本。我们几个编辑一摞摞地捧了回来，摆满了一间房子。面对那些题目，面对那些简朴的设计，面对那些泛黄的纸张，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丛书”的感觉。

更大的震撼产生于王云五先生撰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他写道，编辑《万有文库》的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十巨册。”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读到这些文字，我真的无话可说。我知道，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称赞王云五先生的举动：“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万有文库》也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在编的最大规模的丛书。我只有默默地把王云五先生“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抄录下来，贴在出版社的墙上。

有时，我好说王云五先生是一个“出版狂人”。这样说似乎有些不恭敬，在我的心中却是“大敬之辞”。在王云五先生的账单上，他网罗了当时的大批人才，在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编委等阵容中，“名人”太多了；他出版了大批名著，许多著作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经典，至今还在不断再版；他出版的图书数量多不胜数。当时的王云五先生真是太厉害，仅以《万有文库》为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共推出一二集1700多种，4000多册。回想我们在1996年旨在追随王云五，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也只是喊出“十年千书”的目标；最后只出版了600多种就草草收兵了。据统计，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商务印书馆的年出书总量，几乎占到全国出书总量的50%还多。这里有时代的因素，更有人的因素。

我专门作过一个的账单，上面记录着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它们大多是经王云五先生之手出版的；由于数量太大，在这里我不列出它们。但我可以告诉你，每当一些学术思潮袭来的时候，无论它多么新潮、多么怪异、多么学贯中西，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和人名录，都会找到这些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一个都跳不出去。

表面上看，王云五先生只是“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作为一个出版人，他的学识底蕴和知识结构大有超群之处。不然，为什么胡适会极力举荐他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为什么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会对他信任有加，并把他一步步推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高位?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读《八十自述》我才知道，早年王云五先生没有在正式学校读书深造是有原因的。此前，他们家十几世未出一个秀才。王云五的大哥才学极高，18岁投考童子试，居然一试得中；但二三个月后突然病逝。父母误以为家运与风水均不不适于子弟读书上进，所以为他们设定“经商为主、读书为辅”的人生道路，白天学习经商，晚上或业余时间读书，学习重点在为经商所需的英文。但是，王云五的天赋才智是无法遏制的，他未满14岁时参加社区楹联征集，上联为“菊放最宜邀友赏”，王云五给出的下联为“苏来奚后慰民思”，引据《孟子》的“后来其苏”与“奚为我后”之意，最终竟获冠军。后来，王云五读书热情超出常人的想象，他18岁开始翻译西方作品在报纸上连载；19岁受聘于中国新公学，与宋耀如一同教授英文，他们的学生中有17岁的胡适；20岁开始分期付款订购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并且用三年通读全书。胡适赞扬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学识广博，都与他这一段畸形的读书生活或日“无师自通”密切相关。

在《八十自述》中，王云五先生谈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未能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惋叹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接连约三年内，几乎每日都把《大英百科全书》翻读二三小时，除按各条顺序阅读大概外，通常系从索引方面，将某一题材与其相关题材，作较有系统的阅读。这样的读书，博而不专，原是很愚拙的。现在回想一下，不仅把这二三年自己读书时日的重要部分占据了，而且由于博而不专的习惯养成，使我以后约摸二十年间常常变更读书门类的兴趣，结果成为一个四不像的学者；否则以我对于读书的兴趣，自问理解与记忆都还不差，虽无机会进大学之门，至少也可藉自修而专攻一科，或可勉厕于专家之列呢?”

不过“天道酬勤”，客观环境并没有淹没王云五先生的天赋与勤奋，他的这一段知识积累一旦与出版工作结合起来，“杂家”的底蕴迅速地进发出无穷的力量。曾经有人将王云五对文化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概括为三个字：“四百万”。其中“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略通学理的人一眼就会看出，王云五先生的出版理念正是根源于早年的文化积淀。像它对于文献检索的重视和研究，当然是受到西方百科全书的影响。

王云五先生还是将西方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理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30年，他在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时，首先出国考察半年，到了9个国家。回国后，他立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计划》，他写道：“本馆对于同仁之待遇，虽尚有可增进，然在世界各国中实居上乘，而管理方法实居下下。因只知待遇，不知管理，结果必至待遇不能持久，爱之适以害之。救济之道，合从速采行科学管理方法，别无他途。科学管理法系对于社会，对于雇主，与对于被雇者，三方兼利之方法，现已为欧美各国劳资两方公认，甚至过激如俄国，近亦积极采行。”前不久，我把王云五先生的这份“计划”整理出来，装订成册，时常翻看。它很有价值，起码很有欣赏价值，即使在今天，许多内容依然会让我们汗颜不已。

读王云五先生《八十自述》，还有一段故事让我震动。他在1919年32岁时创办公民书局，自译出罗素的名著《社会改造原理》，并且以此为发端，组建《公民丛书》。他在“公民丛书旨趣”中提出，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具备七个方面的知识，即国际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经济的、教育的。“凡此七端，有一或缺，则为人之道不备，而在一国中，亦不得谓为公民。”王先生的类分极具文化启蒙的深蕴，今天我们大肆倡导的“公民意识”教育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呢?总之，王云五先生是一个极富思想创新的人，了解他，认知他，正是现时代的责任。

我常想，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我们面对王云五先生，可以找到哪些共识的基点?有民族性的自强不息，“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金耀基语)有民族性的外御其辱，在日寇入侵之际，他高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还有在民族的也是在世界的意义上，王云五先生对于中国现代出版的贡献。对此，王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结语”中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后是教育；而其他社会活动，“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写到这里，王云五先生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当然还不够。多希望能有一天，我们轻松地走出梦境，挽起手，共同为我们民族中的英才与伟业欢歌!

俞晓群

2007年7月15日

本书五十章写完后，我觉得还有未尽之言，就是我今后有些什么愿望。假使我的身体还和现在一般顽健，我除了现在所任工作外，还想做些什么事?

在我生八十年间，自十八岁正式就业，迄今六十有二年，先后赋闲约共四年，实际就业五十八年。其中从事于教学者二十二年，从事于出版者三十二年，从事于公务政务者十七年，三者合计年数超出于实有年数十有三，则因同时兼任两职之故。由于我开始所就之业属于教学，至今八十之年尚兼教学与出版二职，足见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我从事出版，为期虽最长，而一生就业之起迄均与教学攸关。故出版与教学，孰主孰从，尚未易言。

我对于教学，自中等程度之补习班，而中等学校，而大学预科，而大学本科。但从一九五四年重理粉笔生涯，则任教于大学研究所，包括硕士班与博士班。盖自是年秋台湾政治大学复校，先办研究所，我受聘为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所授功课，初仅两门，各为二学分，嗣又为高级班，即博士班加开一门，亦为二学分，我的功课虽不多，指导的论文却不少。

以上工作，已超出教学范围，而进至研究方面，尤其使我发生兴趣。因此，我今后的愿望，似有藉此机会，一罄所怀之必要。老实说，我有两个愿望，各趋极端，一是最低的，又一是最高的，所谓最低的，便是想参与我向未担任过的最低级教学，也就是小学生和幼稚生的教学。记得几年以前，我曾对一些朋友说过，若我能逍遥林下，而身体顽健，我真愿担任一所设在乡区的小学校校长，而且还附设一所幼儿园。因为我觉得和幼童在一起，其天真的情形，与其智能的发展，均极饶兴趣，对他们加以启发，是最愉快不过的事。所谓最高的，便是想组织一个高级研究所，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参加研究之人，当以获得博士学位者为准。我在一九六四年，也曾草拟一个计划，并曾在《岫庐论教育》中发表。

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唐振常

不能因为王做过国民党的大官而回避他在商务的工作，此人在出版事业上确有人不可及之处。——金耀基

学了张元济，再学王云五，才是正途。——沈昌文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