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选了20篇祝勇近年发表的历史文化散文，其中有凤凰城、周庄、茶马古道、布达拉宫、乔家大院等，在这些地理坐标之中，浸透着作者对历史与未来的关照，对传统与现实的审视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本书收选的是作者近年发表的谈论历史文化的散文。编辑体例是由编者确定的。把《北京站》作为本书首篇，是因为车站包含着关于出发与抵达的永恒喻意，包括空间上的出发，与时间上的出发。本书最后一篇《出走与归来》，则表明了我对于双脚的意义阐释。作为对全书的总结，出走与归来，实际上是作者写作的核心意象。

自序

北京站 

江南·水印象

南方的长城

逝者如斯

草鞋下的故乡

美人谷

永别周庄

漂泊的地图

古道上的沙溪

衙门

乔家大院

山寺闲居

谒陵手记

天堂下的布达拉

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

甲午风云

劫数难逃

木质的京都

出走与归来

后记

祝勇著作简目

Selected Publications of Zhu Yong

我觉得自己至今仍然生活在美人谷。我希望自己每晚依然能够在漆黑的木屋里啜饮酥油茶，在早上用冰凉的水洗脸，然后站在“拉吾则”上观看雪山光影的变化。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都包含在美人谷的名字里。是这个名字对我进行最初的煽动，让我前往这个群山环抱、河流交织的云中天堂。此前，我没有关于美人谷的任何知识准备，只是在地图上寻找过它的位置——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古老的康巴地区，大金川、小金川、革什扎河、东谷河和大渡河五条河流交汇之地。河流已经率先证明了丹巴是一个神异之地。河流是先知，有着充足的阅历与智慧，引导着我们的旅程。我从不怀疑河流的选择。

我满怀神秘感地走进雪山的迷宫。每当我的脚步在雪山的威慑前变得犹疑的时候，都是河流为我指明了方向。在冰雪的夹缝里，河流传达着来自美人谷的讯息。

关于美人谷的所有想象都将是失败的，美人谷证明了我们想象力的限度。因为美人谷不是得自想象，而是产生于时间与空间某种神异的结合。巨大的雪山占据着蓝天最显要的篇幅，雪线下是红白相间的藏式民居，散落于大山三分之二的高度上，绵延的山势如同风中飘动的裙摆一般此起彼伏，被鲜嫩的黄栌和火爆的枫树所装饰，而山脚下翻腾的河水，刚好是它们卷曲的花边。神灵已经在雪山上生活了几十个世纪。在一片花海中，古老的雕楼崛强地耸立，暗示着时间的悠远。我在丹巴寻访到五六千年以前的墓葬群，以及新石器时代遗址，我对这里的文明徒生敬意。至于雕楼，更是我的视线无法躲避的奇迹。甘孜藏民为什么要修造雕楼?有人说它们是战争的工事，也有人说它们与甘孜藏民的成年礼有关。不管怎样，它们都是生命的保佑者，在反复宣讲着有关生与死的主题。

作为大自然的果实，这里的女孩子有着与自然相匹配的朴实与美丽。她们健康美丽的体魄，与民族之间的血缘融合密切相关。这里地处汉藏两大文化圈的衔接带上，自古就是民族争战和迁徙的通道。原始部族古老王国的宁静在唐代被打破，吐蕃铁骑在翻越万千雪山之后，带着经卷和刀剑，一直冲杀到大渡河东岸。唐宋以后，这一地区又卷入与中原王朝长达几百年的激烈争战中，并接连陷入三百年的部落纷争中。马帮满载着绚丽的货物，穿梭于动荡的康巴地区，在马帮身后，一条漫长的“茶马古道”悄然形成。所有这些历史信息，在经过大自然的转述之后，已经变得异常平静，潜伏于太阳、月亮、雪山、河流、白云、土地、家园、青草、庄稼、杯盏、劳动、睡眠，以及微笑中，只有仔细观察和谛听，我们才能得到来自时间深处的讯息。

一八九二年，法国传教士倪德隆被任命为康区教区主教，成为第一位涉足这一地区的外国人。三十年后，美国《国家地理》记者约瑟夫。洛克到达云南丽江，此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康巴之旅，走遍了康巴的所有地方。但是，很多年来，美人谷仍然蛰伏于雪山深处，延续着古老的民俗，成为真正的世外桃源。一九。七年十一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前陆军中尉布鲁克在米尔斯陪同下开始第二次康藏之旅，抵达丹巴美人谷。米尔斯回国后在《祖国报》(The Home Press)上撰文，描述他们的旅行见闻，引起巨大反响。二○○五年，《中国国家地理》举办“选美中国”活动，我作为推荐人，推荐的丹巴藏寨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排行榜第一名。我至今难以为自己的举动给出一个道德的评价。媒体以“发现丹巴”来表达惊喜。然而，“发现”这个词里暗藏着主流文化的某种不恰当的优越感，而丹巴，以它不可言喻的完美，恰好构成对这种优越感的反讽。丹巴不需要被“发现”，“发现”丹巴不是丹巴的幸运而是我们的幸运。在“发现”之外，美人谷的传奇在蓝天碧水间茁壮成长，从来不曾中断。丹巴之旅是我生命中的一项奇迹，我用一本书的篇幅表达对丹巴的感激之情，并希望这些不会成为对丹巴的侵犯，更不希望美人谷在我们的文字和照片中沦为丧失了生命活力的碎片。  P34-36

对于一个远行人来说，阐述远行的意义是多余的。更多的远行人是像我一样悄无声息地上路的，丝毫没有把自己的行旅变成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企图。相对于大地而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除了我们自己。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改变自身的历史。变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局部中出现。机敏的人能够觉察到它，并且把握它，而更多的人则对此一无所知——他们通常将一切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自己身体的发言权。命运潜伏于身体之中，并且通过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借助于身体的参与，命运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所以说，身体是重要的，包括身体的某一个具体动作，比如：行走。

在我看来，行走是那么的富于神秘性。在这一由双脚的交替运动构成的动作中，暗含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大地上道路繁密，纵横交织，没有规则，并且，拒绝透露它们未来的走向。所以，每一次对道路的抉择都无异于一次冒险。而行走，正是由一系列不大不小的冒险组成的。作为一种动作，行走没有秘密可言，但行走的结果却神秘莫测。我们只看得到开始，却永远看不到结局。

很多年中，我对行走充满迷恋。行走为我提供了更多的道路，使无趣的人生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和诡秘。每一个路口都埋伏着一个不容躲闪的问题，向我逼近。我发觉我的生命被越来越多的悬念所控制。那些悬念雇用了我的身体，使它愈发机敏和不知疲倦。

对于许多人来说，屁股正日益取代双脚成为身体的权威部门。这刚好与屁股在身体上的醒目位置相吻合。屁股的事业方兴未艾。在屁股的主使下，各种型号的沙发、座椅成为安顿身体的最佳场所。即使在旅途中，人们仍然习惯于坐姿——他们把跨越空间的任务交给了汽车、火车和飞机，身体则对空间的转换毫无反应。车站与机场把世界连在一起，使整个世界构成一个超大的城市，人们从摩天大楼、立交桥和机场出发，抵达摩天大楼、立交桥和机场。所有的命运都写在机票上，精准无误，像工厂的流水线，没有意外，也没有奇遇。身体的使命变得日益单一。旅行的速度越快，意味着他们离大地的距离越远；交通工具越是便利，人们越是臣服于某种既定的生活，不再对别样的生活抱有幻想。于是，交通工具迅猛发展反而取消了旅行的意义。屁股唆使人们彻底地告别道路，双脚的功能也因此被废除。舒适的座椅，使身体呈现出一种向下沉落的姿态，在慵懒、安静与适度的沉迷中，人沦为机器的附庸。

与此同时，道路正以各种扑朔迷离的神奇意象诱惑着我们的双脚。它用各种不可重复的体验犒赏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对既定的生活发出质疑甚至挑战。它否定界限的存在，使我们的生命随时处于出发状态。

“在远方，在我们的视域之外，一条木桥正轻盈跨过永泰明澈的溪流，吊脚楼头，桃花源的雨洗净如鳞的屋瓦，清晨新鲜的阳光悄然漫过楠溪江畔的一扇花窗，马头墙投下层层叠叠的阴影，白发老人在阴影中追忆，徽州的繁华已成依稀旧梦……”这是敬泽对道路的描述。道路把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我而言，它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得以从粗糙的现实中突围，直抵细致斑斓的古代。生命的奇迹孕育于道路中，对它的美意，我全部笑纳。我的视觉、听觉、触觉、记忆、想象、情欲，我所有的身体功能，都在行走中得以恢复和强化。我从现实的粗暴干预中解脱出来，我的脚重新与大地衔接，这让我觉得安妥，因为我的身体重又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一部分。在大地上，即使死亡也是荣耀的。而城市里那些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正在抽干人们身体里的水分，使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干瘪标本。

物质主义的现代迫使我们在同质的生活中奔波，而与异质生活隔绝开来。连我们的历史记忆、那些古老而精美绝伦的生活方式，都被宣布为非法，它们遭到通缉，全副武装的推土机随时准备铲除它们。但道路把其中的幸存者隐藏起来，在山路逶迤的远方，它们完好地保持着原有的样貌。四处蔓延的高速公路实际上是一条断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以电影天才大卫·林奇炮制了一部喻意深刻的电影：《迷失高速公路》(LOSt Highway)，而那些乡土间的原始道路则是完整的，不仅保持着与已逝岁月的神秘联系，而且暗藏着有关未来命运的若干隐喻。

本书是一本道路与行走的书。我在自己的道路上遭遇别人的道路，在现在的道路上遭遇过去的道路，所以，这既是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也是一本关于历史与未来的书。也许本书对于任何人都不重要，但对我来说，它是重要的。我通过它表达了我对道路的感激之情。

              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应付命运各种恶意的嘲弄成为我生命中的主要工作。在地中海一次几乎溺水的不祥经历成为对我不幸命运的缩影。身体的意外受伤裹携着失去亲人的疼痛，令我几乎不能抵挡。很长时间，我不能写下一个字。

去西班牙之前，王平与何清在北京一家咖啡馆与我见面。他们希望得到我的一本书稿，这令我面露难色。除了一本耗费了我多年精力的、名为《革命中的身体》的书，写作和出版几乎成为我无暇顾及的事情。但作为相知多年的好友，王平没有放弃他的努力。我从西班牙回到北京后，他把一摞编好的散文集放在我的面前。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国外这段短暂的日子里，他与何清已经从图书馆复印了我近年发表的主要作品，并且已经编辑成册。我被他们感动，于是才有了这本书。

本书收选的是我近年发表的谈论历史文化的散文。编辑体例是由编者确定的。把《北京站》作为本书首篇，是因为车站包含着关于出发与抵达的永恒喻意，包括空间上的出发，与时间上的出发。本书最后一篇《出走与归来》，则表明了我对于双脚的意义阐释。作为对全书的总结，出走与归来，实际上是我写作的核心意象，也涵盖了我们的全部命运。

除此之外，中间的三辑，描述对象分别为区域、城镇和具体建筑，像我们的视线一样由远及近，由整体而细节，这似乎符合我们的阅读规律。最后一辑，主要涉及这种文化格局中的人的命运。这种编法，体现了编者的良苦用心，也为我这本小书增色不少。

《美人谷》一文，我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单行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有些旧篇目，在收入本书时又做了修订。书中文章有的令我满意，也有的不满意，但编者的诚意在此，加之我已准备好行囊即将赴美，开始我的访学生涯，行色匆匆，也就只好从命了。

除了《革命中的身体》这部目前还夹生的学术著作外，我近年的写作目标主要放在搜寻已经细若游丝的古代文化记忆上，试图从传统的资源中，寻找面向未来的动力。这种寻找是在两个维度上进行的，一个是时间维度，另一个是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上，它是逆向的，追溯着时间的长河，寻找古代的精神线索；空间维度上，我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文明的“边缘”地带——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幸存者，边缘部落保留着传统文化中的良性成分，它们至今仍在抵抗着“现代性”的粗暴干预。它们令我几乎直接目睹了“古代”的面貌。作为这个欲望时代里的易碎品，它们暂时幸免于难。这不是它们的幸运，而是我们的幸运。

这本书并不厚实，但它让我觉得安妥，让我在个人的沉浮之上，体验到历史的辛酸和坚韧。对于所有发生在过去岁月中的神话我们都应心存敬意，只有相信它们，我们才能相信即将在未来发生的奇迹。

        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十二月二十日修订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