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政和至宣和年间，也就是公元12世纪初的十五六年里。

本书将一同关注《金瓶梅》中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例如，作为彼时的市井百姓，他们的经济生活与今天有何不同?他们使用何种货币?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各阶层人士的日常花销、衣食住行又是怎样?尤其像西门庆那样的商人，整天跟金钱打交道，他的金钱观念如何?他的钱是怎么挣的，又是怎么花的?在那样一个人文环境中，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书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形象，我们也将试着从“食货”的角度，来推求他们的性格成因、人性善恶。

就让我们戴上“食货”的眼镜，一同走进《金瓶梅》吧。

奇书《金瓶梅》，历来为论者所称道。中国寥寥几部古典长篇小说中，没有一部能像《金瓶梅》这样，完全站在市井百姓的立场，用百姓的思想去体悟，用百姓的感情去爱憎，用百姓的语言去讲述。然读者诸君目光多投注于人物的悲欢离合、情节的起伏跌宕，对于隐藏于故事深层、人性背后的经济动因，或未能予以足够关注。《金瓶梅》书中经济信息之多，堪称中国小说之最。不但西门庆做一笔买卖、置一所宅院、收一笔贿赂、送一份厚礼等“大事”记述得价值详明，就是书中人物沽酒、裁衣、剃头、磨镜、买汗巾、称瓜子，乃至赏赐厨役、打发轿夫等细事，也都笔笔叙及，言必称价，银两的计算甚至细致到几钱几分。

本书从食货着手，漫谈《金瓶梅》中的柴钱米价、人事纠葛，以我们平日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平常心，来体谅古人，观照人生，触摸晚明市井百姓的世俗生活。从西门庆的生财与散财之道，“穷”金莲与“富”瓶儿的生死纠葛，到透过钱眼看去的众奴才与众帮闲的丑恶嘴脸，在金钱面前，一切虚伪的假饰都被揭去，赤裸裸的人性展露无遗。而西门庆受金钱与女色欲望推动的发家与毁灭之路，尤为引人遐思与深省。

写在前面

《金瓶梅》：一部晚明社会“食货志”

辑一 西门庆一家的“幸福生活”

白银一两价几何

餍甘饫肥谈饮食

穿绸挂缎说衣饰

交通、起居及其他

再多说几句

辑二 “经济大鳄”西门庆

千万富翁的商业收益

——西门庆如何赚钱之一

行贿支盐与偷税获利

——西门庆如何赚钱之二

借官生财与放债取息

——西门庆如何赚钱之三

财色双得的“纳妾工程”

——西门庆如何赚钱之四

“小气”的西门庆

——西门庆如何花钱之一

“大方”的西门庆

——西门庆如何花钱之二

层次丰富的投资

——西门庆如何花钱之三

莫非是鳄鱼的眼泪

——替西门庆说两句话

一个难下定评的人

——再替西门庆说两句话

辑三 “穷”金莲与“富”瓶儿的生死纠葛

潘金莲营造“强汗世界”

李瓶儿的再嫁波折

“使钱撒漫”的富婆

关于一件金鬏髻的考量

潘金莲：别人的天堂，是她的地狱

李瓶儿：风光之后是悲凄

“唯有感恩并积恨，千年万载不成尘”

一件皮袄引发的战争

她在金钱面前保持了自尊

辑四 商人之家的堂上妻妾

“大姐”吴月娘的周到与失态

“把家虎”吴月娘

笑到最后的李娇儿

富孀孟玉楼的财与色

一场金钱导演的文武大戏

“和事老”孟玉楼

“挑拨者”孟玉楼

带着别人的婚床改嫁

厨房里的孙、庞之争

娥为财死，梅因色亡

辑五 透过钱眼儿看奴才

奴才来保的两副嘴脸

玳安承嗣：吴月娘的无奈选择

宋惠莲的短暂人生

一个出卖了贞操的“烈妇”

瞧这一家子

——王六儿、韩道国的无耻人生

辑六 门里门外众生相

“人穷志短”话帮闲

应伯爵的帮闲“艺术”

应伯爵自有“小九九”

应花子的最后表演

李家妓院的风波

朝秦暮楚的李桂姐

是什么把西门庆吸引到妓院中

“毁僧谤道”说金钱

从两个尼姑看社会成见

代结束语

是谁动了苗员外的“奶酪”

附录一

《十五贯》系元代话本考

附录二

疑《水浒传》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

后记

千万富翁的商业收益

——西门庆如何赚钱之一

西门庆是山东清河县的商人，他几乎垄断了这个运河城镇全部的药材与纺织品销售，此外还经营着典当行，发放高利贷，并参与官盐买卖，获取了商业发展的关键资金。

刚出场的西门庆，不过是个“破落户财主”，全部商业资产只是“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但因他“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第二回)。他与官府的关系，对他的日后发迹至关重要。以后他又巴结朝中权要蔡京，当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干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第三十回)，日后又升了正干户(第七十回)。官商合一，财势相辅，他的买卖也越做越大。经过数年的打拼，西门庆已是“山东第一个财主”(第五十四回)了。

小说第六十九回，媒婆文嫂向林太太夸说西门庆的财势：“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干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媒婆的嘴，本来是信口开河的。不过这篇言辞，除了“田连阡陌”等语，却是基本属实。至小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而亡，临终前向陈经济嘱托后事，把家中资产说得最为明白：

我死后，缎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货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按：词话本此处原文是“缎子铺占用银二万两”，误；因为前文已有“缎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等语。这里应为“印子铺”，即典当铺)，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亓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们盘缠。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本利欠我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

根据这篇交代，西门庆死前的商业资产总值，合白银六七万两，这还不算房产。这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放在今天，西门庆堪称“千万富翁”了。这里面生药铺的本钱五千两，可能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剩下的六万余两，则是西门庆在五六年间利用种种合法、非法手段获取的。算下来，年均获利一万两(合现在两百万元)，增速惊人。

西门庆的巨额资产，是怎样聚拢起来的?归纳起来，无非是经商获利、做官受贿、放债取息、纳妾得财等几个方面。作为商人，商业经营仍是西门庆主要的获利来源，只是经营手段多种多样，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

“贱买贵卖”是世上一切商业经营的铁律，西门庆最初的发迹，就是乘人之危，压低价格，开辟廉价货源以赚取差价。小说第十六回，西门庆去会李瓶儿，仆人玳安来报告说：“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许多细货要科兑与傅二叔。只要一百两银子押合同，其余约八月中旬找完银子。大娘(指正妻吴月娘)使小的来请爹家去，理会此事。”西门庆不肯回去，吩咐：“教把傅二叔打发他便了。”李瓶儿劝他：“买卖要紧，你不去，惹得他大娘不怪么?”西门庆答道：“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脱，才来上门脱与人。迟半年三个月找银子；若快时，他就张致(本指装腔作势，这里指拿架子，不肯降价)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

这就是西门庆的生意经：他不肯尽快回去处理生意，不仅是贪恋李瓶儿，更是与川广客人打心理战。若回去快了，显得买卖有利可图，客人就不肯降价了。西门庆“店大欺客”，知道唯有自家本钱足，能消化这批货，因此不怕买卖跑掉，一定要把价钱压到最低。

另外，这桩买卖不是现钱交易，只需付一百两银子“押合同”，余下的钱八月份才结算。有道是：“时间就是金钱。”压下的货款可以投资商业或放债取息，资金多周转一轮，利润自然也要翻番。因此这样一笔送上门来的买卖，会让西门庆足足赚上一笔。

至第三十三回，又有个湖州姓何的客商，因有急事要回家去，有五百两银子的丝线要脱手。帮闲应伯爵来牵线，西门庆硬把价钱压到四百五十两。收货后，他利用狮子街的两间门面房开起了绒线铺，找了“能人”韩道国与家中仆人来保搭伙，雇人染丝发卖，“一日卖数十两银子”。

西门庆的经营头脑十分灵活，做买卖并非专捡便宜。第七十七回，花大舅来介绍一笔生意：“门外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冻了河，紧等要卖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买下等价钱。”西门庆当即回答：“我平白要它做什么?冻河还没人要，到开河船来了，越发价钱跌了。如今家中也没银子。”——这样的“便宜”货，他是不捡的。

然而这些零星送上门来的便宜货，并非西门庆的主要货源。西门庆搞丝绸贸易，多半是派人到产地直接采购，自家运回销售。以缎子铺为例，西门庆派伙计分两路去产地进货。一路是仆人来保，到丝绸之乡杭州采买，然后经南京运回；一路是伙计韩道国，到另一丝绸产地湖州就地订货，坐等人家织就，长途运回。因没有中间商的盘剥，货物成本大大降低；而坐等染织，便于监督，丝绸质量也有了保证。

缎子铺的投资，是西门庆与乔大户各出银五百两，另外加上三万“盐引”。日后韩道国这一路从湖州运回十大车缎货，“直卸到掌灯时分”(第五十九回)，价值一万两银子。来保从杭州运回的货物“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第六十回)，应值二万两。这要算西门庆商业经营中获得的最大一桶金了。

西门庆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套手段，缎子铺没开张，便已雇下伙计，订下合同。因是西门庆与乔大户合资开店，规定“譬如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三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第五十八回)。股东得了大头，同时也照顾到伙计(经营者)的利益。

缎子铺开张的第一天，“伙计攒账，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第六十回)。假若按获利百分之十计算，每位伙计这一天便有三两多的收入，这对于他们的经营积极性，该是多大的刺激!而最大的赢家当然是西门庆，他身不动、膀不摇，一日便有二十多两银子的进账，相当于今天四五千元——西门庆的千万家私，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P61-65

《金瓶梅》：一部晚明社会“食货志”

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家里书少，经常翻看的，是一册姐姐的语文课本。那是她读书的那所中学自编的教材，所选篇目跟一般统编教材不同。例如选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一般教材大多是《背影》《荷塘月色》，这本教材却额外选了一篇《加尔东尼市场》。

朱自清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旅欧期间，曾在英国住了七个月。加尔东尼市场是伦敦的一家旧货市场，朱先生以他那一贯的亲切笔调絮絮而谈，讲述他在市场中闲逛、购物的乐趣。说到旧书及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还捎带提到价格。像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只花了九便士，才合五六毛钱”；“一个铜狮子镇纸……要价三先令(二元余)，还了一先令，没买成”。最后提到一册“大大的厚厚的”贺年片样本，“问价钱才四便士，合两毛多”。“回国来让太太小姐孩子们瞧瞧，都爱不释手；让她们猜价儿，至少说四元钱。我忍不住要想，逛那么一趟加尔东尼，也算值得了。”

如今想来，朱自清散文亲切如口出的文字风格，正是他的平民思想、平民情感的自然流露——文学固然以谈理想、抒壮怀为高，然而没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天籁之音，没有细数柴米油盐的生活之味，文学也便失去了多样性，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基础和生命力。

这篇《加尔东尼市场》至少让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这位大文学家的内心，不仅为父亲的背影感动过，不只被荷塘的美色陶醉过，也不单因社会的不公而感愤激动过；其中也有对平凡生活乐趣的寻求，甚至不乏因旧货“捡漏”而引发的小小欣悦与满足。我们并未因此减少对先生的尊敬，反而觉得朱先生的一颗心与市井小民息息相通，与我们贴得更近。

一位西方学者总结说：“一部西方小说史，就是一部不断淡化英雄的历史。”此话不仅是对小说而言，也可以理解为对整个文学发展历程的总括：那应是一个脱离圣雄豪杰的神话传奇、不断向平民生活靠拢的过程。朱自清先生的文字，已经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一点。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明代“四大奇书”中，《西游记》说佛论道，离世俗生活甚远，可以存而不论。《三国演义》讲述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略，让下层读者须仰视才见，不免脖子发酸。至《水浒传》讲说民间英雄豪杰的传奇，已经向市井读者大大跨进了一步，不过打虎的武松、拔杨的鲁智深，到底还是身边难觅的超人。至世情小说《金瓶梅》，才开创长篇小说专写市井人物的先河，读者在书中常常能发现左邻右舍的影子，却很难再见割据的雄主、超凡的英雄——作者视点放得越低，文学进步的脚步就越大。这可能就是学者把《金瓶梅》推为“白话小说里程碑”甚至是“真正的小说”的重要原因吧。

详细讨论《金瓶梅》的思想、艺术、文学史地位等，不是这本小书所能胜任的。不妨就让我们选择一个小话题，谈谈《金瓶梅》中的柴钱米价，了解一下古代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以我们平日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平常心，来体谅古人，观照人生，也不失为寻求阅读之乐的一种角度和尝试。

4月里的一天，在山东清河县富商西门庆家中，“五娘”潘金莲斗牌赢了三钱银子，她又撺掇有钱的“六娘”李瓶儿添出七钱银子，让仆人兴儿买来一只烧鸭、两只鸡、一钱银子下饭(佐餐菜肴)、一坛子金华酒、一瓶白酒，另有一钱银子的果馅凉糕。兴儿的妻子把这桌价值一两银子的酒席整顿好，众妻妾在花园卷棚下开怀畅饮、大快朵颐，又拿了酒菜，到假山亭子内下棋投壶、赏花观景，度过了悠闲快活的一天——这是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五十二回中的一个场景。

这一篇看似琐碎的饮食账，让每天难离柴米油盐的读者嗅到浓浓的生活气息，被真实的生活细节所吸引，不知不觉地融入小说人物的生活中去。这正是《金瓶梅》的魅力所在。

的确，《金瓶梅》是一部让人啧喷称奇的小说，它在明万历年间问世后，吸引了众多名人学者的关注，却又遭遇了毁誉不一的尴尬局面。大文豪袁宏道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中郎全集》)文学家谢肇涮也盛称“(书中人物)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清代小说评论家张竹坡干脆把《金瓶梅》誉为天下“第一奇书”，放在“四大奇书”之首(另三部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但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明人沈德符认为此书不宜流传，一旦刻板印行，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刻印者也将“以刀锥博泥犁(因贪图小利而下地狱)”(《万历野获编》)。清人袁照则直接批评：“(《金瓶梅》)鄙秽百端，不堪入目。”(《袁石公遗事录》)连初版的序作者“东吴弄珠客”也不得不承认：“《金瓶梅》，秽书也。”

说它是“秽书”，主要因为书中有一些十分露骨的性事描写，这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士大夫们难以接受，也遭到民间世俗舆论的普遍抵制。既然如此，这样一部“秽书”又是如何出炉的呢?学者分析说，一是受16世纪人欲横流的淫糜社会风气的熏染，二是被当时追求个性解放、挣脱礼教束缚的文化思潮所激发，三是受商业化娱乐机制的推动。对此，学者们撰有专文专著，作了洋洋洒洒的论述，本书不拟多谈。笔者要说的是，其实书中的色情文字东鳞西爪、篇幅有限，合起来不过一两万字，且与小说情节油水相隔，结合并不紧密。因此将其悉数删除后，并不影响情节的连贯及阅读的顺畅——今天一些严肃的出版者，也正是如此处理的。

当人们的日艮球紧盯着《金瓶梅》中的“色情”主题时，却往往忽略了书中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主题——“金钱”。小说的男主角西门庆是个商人，小说家所处的时代，又是商品经济迅速崛起的明代后期，所以金钱成为小说中的重要话题，也便不足为怪。

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所有中国传统小说中，没有哪一部像《金瓶梅》这样，以全副精力关注着市井百姓的经济生活。书中经济信息之多，堪称中国小说之最，在世界小说苑中，恐怕也是首屈一指。作者在书中千百次提到物价、工价，不但西门庆做一笔买卖、置一所宅院、收一笔贿赂、送一份厚礼等“大事”记述得价值详明，就是书中人物沽酒、裁衣、剃头、磨镜、买汗巾、称瓜子，乃至赏赐厨役、打发轿夫等细事，也都笔笔叙及，言必称价，银两的计算甚至细致到几钱几分。

我们前面所举潘金莲请客的文字，只是书中一个极平常的例子。而从这个角度看，《金瓶梅》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同时又可视为一部小说体的百姓“食货志”了。

“食货志”原指史书中的一种文章体例，是记述某一朝代财经状况的专题文章。在“二十四史”中，最早设“食货志”的是班固的《汉书》。而自班固首开体例，后世的官修正史也多列有“食贷志”专章。

“食货”的“食”指的是粮食，“货”则指布帛、财物等。“食货”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生活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的要素。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其主要的任务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穿问题。搞好经济，处理好“食货”问题，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也就成了最大的国家政治。明代阳明心学有个命题：“百姓日用即道。”(《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什么是“道”?什么是治国执政的方针大略?那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说到底，让百姓有吃有穿、和谐安定，这就是最大的治国之“道”。

鉴古知今，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史书的“食货志”是从大处着眼，记述一朝一代经济发展及财经政策，重在评述帝王将相在经济活动中的得失。至于百姓的经济活动、生活细节，史书却无暇涉及，也不屑一顾。要了解百姓的柴米油盐、生活细事，就来读读《金瓶梅》这类的小说吧。

小说也是历史，是生动细腻的百姓生活史，记录着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种种活动和情态。尤其像《金瓶梅》这类的“世情小说”，镜头对准市井底层，写读者身边的普通人、寻常事，关注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琐事。因此，作为涉及经济金融信息最多的作品，《金瓶梅》也便成为人们了解封建社会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生动读本。毛泽东同志曾提议出版《金瓶梅》，就是出于让人们深刻了解封建社会的目的——这也是本书的写作初衷。

不过有一件事不能不事先厘清，即《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断限问题。

《金瓶梅》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政和至宣和年间，也就是公元12世纪初的十五六年里。不过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是明代人，大约生活于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19)年间。小说借古讽今之意甚明，书中人物、故事的取材及讽刺指向，自然应是明代嘉万时期的人物时事。具体而言，《金瓶梅》今存的最早版本是带有“东吴弄珠客”万历四十五年(1617)序的《金瓶梅词话》，则小说所反映的，应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及经济信息。

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一同关注《金瓶梅》中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例如，作为彼时的市井百姓，他们的经济生活与今天有何不同?他们使用何种货币?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各阶层人士的日常花销、衣食住行又是怎样?尤其像西门庆那样的商人，整天跟金钱打交道，他的金钱观念如何?他的钱是怎么挣的，又是怎么花的?在那样一个人文环境中，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书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形象，我们也将试着从“食货”的角度，来推求他们的性格成因、人性善恶。

就让我们戴上“食货”的眼镜，一同走进《金瓶梅》吧。

这个小册子，算不上严谨的学术著作。说它是一组带学术味儿的专题随笔，也许更恰当些。2006年，我应傅光明研究员之邀，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点评《金瓶梅》”系列讲座，我的演讲题目即“《金瓶梅》：一部晚明社会‘食货志’”，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金瓶梅》。

为了撰写讲演稿，我又反复阅读了这部号称“奇书”的章回巨著。我深切体会到，没有一部小说能像《金瓶梅》这样紧紧拥抱生活，也没有一部小说能像《金瓶梅》这样完全站在市井百姓的立场，用百姓的思想去体悟，用百姓的感情去爱憎，用百姓的语言去讲述……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令人如行山阴道中，应接不暇。

那次讲演结束时，莅临捧场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曹凌志先生，当场约我以此为题写一个小册子。我心中没底，一时不敢贸然答应。后来又承凌志先生多次催促，只好“赶鸭子上架”。然自感资质鲁钝、下笔迟滞，唯有加倍努力、晨夕伏案、目不他瞬、手不停披，总算在约定时间内勉力终篇。

本书的题目“食货金瓶梅一从吃饭穿衣看晚明人性”，是同凌志先生商量选定的；文章的撰写，也始终围绕这一中心主题。食货经济、穿衣吃饭，本来是人类生活的第一要义；人的性格陶铸、习俗养成，也与此密切相关。只是人们在阅读小说时，总是将目光更多地投注于人物的悲欢离合、情节的起伏跌宕，甚至被一些本该予以扬弃的内容所吸引；而对隐藏于故事深层、人性背后的经济动因，未能予以足够关注。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则力求将小说中蕴藏的经济因素揭橥而出，给读者一点儿新的感受和启发。笔者不敢说这些随笔式的东西能达到怎样深刻的程度，但愿它能使读者“尝鼎一脔”，引发大家的探究兴趣，把人们引向文学原典，则吾愿足矣。

因本书选取了一个非传统的文学研究视角，所以难免涉及经济史等专门知识。我近年对此颇感兴趣，也曾浏览了一些相关著作，并曾撰文从货币角度探讨话本小说《十五贯戏言成歹了祸》及章回小说《水浒传》的撰著年代问题(两篇论文已作为附录，载于本书末尾)。但对于经济史，笔者毕竟是门外汉。一些具体问题，也只能以常理推测，粗略言之。谬误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至于书中的小说引文，则以目前所见最早刊出的《金瓶梅词话》为据，并适当参考其他版本。只是书中使用方言色彩较浓的古白话(学者称为“近代汉语”)，毕竟与今天的生活语言有不小距离。笔者尝试对引文做了一些加工，如原文中第三人称统用“他”字，笔者将指代女性的“他”径改为“她”。另外，如“相”改为“像”、“那”改为“哪”，“分付”改为“吩咐”等，都根据具体语境，以不影响字音字意为原则加以更动。凡引文中出现生僻字眼儿或指代不明之处，笔者也都适当加注，凡此种种，唯望阅读顺畅，便于理解。

本书内容，主要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在写作过程中，自然也参考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语言学学者白维国先生的《金瓶梅词典》，对我深究书中文字，颇有帮助。其他参考处，也已在随文注释中尽量标明。

特别应当提到，在书稿写作过程中，首都经贸大学的刘克勤先生因见到我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金瓶梅)：晚明经济百科全书》一文(实为现代文学馆讲演节录)，遂托我的好友、同事邱运华先生将他的一份手稿《(金瓶梅)中的经济资料》转来供我参考。稿中不但对《金瓶梅》中的经济信息做了分门别类的细致归纳，还征引了许多经济史的文献资料。尽管当时我的撰写工作已近尾声，对这份资料利用不多，但我仍然十分赞赏克勤先生不求名利、潜心研究的精神，并借此机会，感谢他的认同与好意。

蒙凌志先生不弃，令辱梨枣。无任感激，一并申谢。

侯会  丁亥春，于北京大兴容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