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1580-1664)，字玄房，号初成，一名凌波，一字波厈，别号即空观主人，湖州府乌程县晟舍(今湖州市织里镇)人，是晚明著名的小说家、戏曲家和套版刻书家。凌濛初的身上既有《儒林外史》中皓首穷经、痴迷于科举的范进、周进的影子，又有如柳永、关汉卿那样抑郁不得志，出入青楼，与下层女子为伍的风流才子的气质；既有眼光敏锐、脑子活络、善于牟利的商人性格，又有类似宗泽、于谦的为国尽忠、死而后已的国士品质。这是一个多重面目叠印在一起的丰富复杂的人物，典型地体现了晚明社会的时代特征。

凌濛初是在一个朝政废弛、江河日下的时代苦苦求仕，因而留下了四中或五中副车的可悲的失败记录。在仕宦无门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他才退而求其次，抓住了当时文化需求高涨的商机，经营起套版刻书业，并频出青楼，写作“两拍”与词曲，以文化上才能的发挥充填自己的人生。可以说，没有荒怠废弛的晚明政治，没有晚明出版市场的繁荣，没有晚明娼妓业的兴盛，也许就不会有凌濛初的“两拍”、凌濛初的词曲和他所刻的那么多的套版书。然而世代为宦的家族背景所导致的根深蒂固的功名心理，使得他在以著述刻书为施展才能的途径的同时，内心的自我评价依然没有仕宦高。因此，在“两拍”“翼飞胫走”、套版书“无论贫富，垂涎购之”的情况下，他还是再次走上了谒选之路，以贡生的资格获得了上海县丞一职。清理盐场积弊、呈献《剿寇十策》、单骑劝陈小乙来降等等，尽管凌濛初有所作为，但在这个任何人都已无法力挽狂澜的时代，他最终也必然走向失败。公元1644年，凌濛初在房村通判任上因抵抗“流寇”献出了生命，与明王朝的寿终正寝正处同时。

第一章 所籍之处 代有闻人

 凌氏远祖

 迁居安吉

 再迁归安

 著籍乌程

第二章 读书科举 交游名士

 晟舍水乡

 屡中副车

 广交名士

 久寓南京

第三章 出入青楼 倜傥风流

 离别苏州妓

 哀悼秦淮妓

 重逢河太姬

 “妓女也有好的”

第四章 主持家政 经营刻书

 刻书背景

 刻书活动

 商业特征

 “经商亦是善业”

第五章 写作戏剧 评点曲坛

 出绪余为传奇

 倡本色于曲坛

 选编《南音三籁》

第六章 别出心裁 “两拍”问世

 演日常之奇为小说

 玩明社会的众生相

 多方面的艺术特色

 世界级的小说大师

第七章 晚年入仕 呕血而死

 两度赴京竭选

 出任上海县丞

 擢升徐州通判

结语 凌濛初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凌濛初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凌濛初(1580—1664)，字玄房，号初成，一名凌波，一字波厈，别号即空观主人，湖州府乌程县晟舍(今湖州市织里镇)人，是晚明著名的小说家、戏曲家和套版刻书家。凌濛初的身上既有《儒林外史》中皓首穷经、痴迷于科举的范进、周进的影子，又有如柳永、关汉卿那样抑郁不得志，出入青楼，与下层女子为伍的风流才子的气质；既有眼光敏锐、脑子活络、善于牟利的商人性格，又有类似宗泽、于谦的为国尽忠、死而后已的国士品质。这是一个多重面目叠印在一起的丰富复杂的人物，典型地体现了晚明社会的时代特征。

凌濛初出生在一个世代簪缨的官宦世家。凌姓出自姬姓，是周文王姬昌的后裔。文王第九子康叔封于卫，其庶子有在周朝担任掌冰室之官者，称为凌人，遂以官为姓。关于凌姓的这一来源，传主的先世在修谱时多有强调。光绪甲辰重修《凌氏宗谱》(以下简称光绪谱)之《姓氏里居考》即曰：“我凌氏受姓之始，实出自卫康叔，支子为周凌人，子孙遂以官为姓。”郑龙采在给传主所作的墓志铭中亦曰：“粤稽姓始，上古朱襄氏之苗裔，为周凌人，因以官为氏。”顺治《凌氏宗谱》(以下简称顺治谱)在《凌氏远祖世表》中以为，卫康叔传至凌操共四十三世，而从凌操传至唐高宗时歙州判凌安是十三世，再传至能二为十八世。但由于能二以下难以稽考，所以顺治谱仍依据传主之父凌迪知所修旧谱，《远祖世表》以中唐时凌准之父凌宫育为一世。这样传至元代凌时中是三十四世，传至凌濛初则是四十四世。凌准有四个儿子：南仲、夷仲、求仲、殷仲，湖州晟舍凌氏确信自己为南仲后裔。

湖州凌氏在铺陈祖德之清芬时，会上溯到三国吴的凌操与凌统、唐代的凌准、宋代的凌景夏与凌哲、元代的凌时中与凌懋翁。郑龙采在给传主凌濛初作墓志铭时就说，凌氏“自三国至元季，代有闻人：仕吴者曰操、曰统，为车骑将军。仕唐者曰准，为度支尚书。仕宋者曰景夏，为平章；曰哲，为华文阁待制。仕元者曰时中，为秘书监少监；时中生懋翁，为翰林直学士”。实际上，这里所提到的三国至元代的七个凌氏名人中，只有元代的凌时中与凌懋翁才真正与传主凌濛初有完全清晰的谱系可续。因此，传主之父凌迪知在修凌氏宗谱时，《近代世表》就奉元代凌时中为一世，认为只有这样，才本源可溯，昭穆易明。但由于这些名人是湖州凌氏反复提到的，所以简介他们的行状如下：

凌操、凌统父子为三国吋东吴骁将。凌操非常有胆气，作战时常奋勇当先，孙权封其为破贼校尉，后因从孙权讨江夏黄祖，中流矢而死。凌统，字公绩，更是为东吴立下了赫赫战功。陈寿《三国志》卷五五《凌统传》所述凌统战功最主要的有三件：一是作为前锋征讨江夏黄祖，斩黄祖将张硕，搏战登城，大获全胜，孙权因封其为承烈都尉；二是与周瑜等攻曹仁于南郡，反败为胜，因功迁为校尉；三是率领亲近三百人攻人敌围，救护孙权突走，左右战士尽死，自身亦受重伤，仍攻杀数十人，于是孙权拜为偏将军。凌统深受士卒爱戴，陈寿说他：“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作为东吴之虎臣，凌统深受孙权厚待。病卒后，孙权哀不能止，为之减膳数日。后每言及凌统，又皆痛哭流涕。因此，《三国志》卷五六《朱然传》说：“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凌操、凌统父子战功卓著，顺治谱有据《三国志》所作的《吴将军凌公父子列传》。

凌准是因王叔文事件被贬的著名八司马之一。字宗一，浙江富阳人。《旧唐书》卷一三五、《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其传。顺治谱卷六载有柳宗元所撰《唐度支尚书凌公列传》。凌准年轻时候才华横溢，曾“以书干丞相，试其文，日万言”，因擢为崇文馆校书郎，时年才二十岁。因平叛有功，累官大理评事、御史，御赐绯鱼袋。后转为浙东廉史，人为翰林学士。顺宗时为度支尚书，与柳宗元一起策划并参与了由王叔文、王任领导的“永贞革新”，事败被贬。当时，柳宗元贬湖南永州，凌准被贬广东连州。贬连州后，母亲在杭州富阳去世，紧接着两个弟弟又先后死去，凌准因此忧思成疾，双目失明，最后卒于桂阳佛市。可以说，凌准是八司马中最不幸的一个。作为密友，柳宗元为之写了《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一诗和《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一文，表示沉痛哀悼。在诗文中，柳宗元深情地回顾了他们昔日的友谊，盛赞凌准的气节与才学，并对他“有道而不明于天下，离愍逢尤夭其生”的不幸遭遇和“盖棺未塞责，孤■凝寒飓”的卒后萧索情景表示了最大的悲痛和同情。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与凌家两代均有交往，凌准之父凌士燮曾任唐肃宗时国子监司业，为柳宗元学师，精于《春秋》，《柳河东集》收有《凌助教蓬屋题诗序》。很有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凌准不仅工文辞，而且专史学，著有《后汉春秋》二十万言，还著有《六经解围》、《邢志》、《仪礼注》等书。因此，凌氏后人若能溯上凌准这个祖先，确实是家族莫大的荣耀。明清时湖州凌氏修宗谱，就多有以凌准或其父为始祖的。只是顺治、光绪谱所言凌准之父皆为凌宫育，字殿阳，没有提到柳宗元言及的“士燮”这个字号。而且宗谱在《远祖世表》中把凌准起家崇文馆校书郎一事，说成是顺宗朝，显然有误，因为凌准在顺宗未即位前已是显赫人物。可见，由于年代久远，宗谱所裁远祖事迹并非很准确。P1-4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十年前，我负笈南京，师从周维培教授攻渎硕士学位，就是以凌濛初研究为课题。由于不少新资料的发现，因此在凌濛初家世生平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突破。特别是对凌濛初刻书经商活动的描述，以前学术界从未予以关注，因而成了论文最大的亮色。在评阅和答辩中，论文均得到了好评。后来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修改补充，终于在2001年由黄山书社出版，这就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凌濛初考论》。

2002年，我再次踏上了求学之路。导师孙逊先生见我凌濛初研究做得还可以，多次有意让我继续。但为了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我最终还是把凌濛初研究排除在了博士论文的选题之外。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在关注学术界的凌濛初研究，从人性的复杂性及思想的深度等方面思考凌濛初这个人物，原本较单一的凌濛初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渐渐变成了一个多重面目叠印在一起的奇特形象。他既有《儒林外史》中皓首穷经、痴迷于科举的范进、周进的影子，又有柳永、关汉卿那样抑郁不得志而出入青楼、与下层女子为伍的风流才子的气质；他既是一个眼光敏锐、脑子活络、善于牟利的商人，又是一个为国尽忠、死而后已的国土。这些形象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但他们居然统一在了凌濛初一人身上。由此引发了我对凌濛初生存的时代与环境的极大兴趣。随着阅读的增加和深入，那个政治腐败而经济却高度繁荣的晚明社会，那个商业畅旺、消费高涨、妓业随之大盛的六朝古都南京，那个名爵显宦、举人进士层出不穷而商业文化气息却非常浓厚的江南小镇晟舍，还有生活在晟舍这片弹丸之地上世代姻亲而又不免竞争仇妒的凌、闵二氏，都恍然眼前，似乎随手可以触摸。于是一切迎刃而解：我们的传主凌濛初是在一个朝政废弛、江河日下的时代苦苦求仕，因而留下了四中或五中副车的可悲的失败记录。在仕宦无门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他才退而求其次，抓住了当时文化需求高涨的商机，经营起套版刻书业，并频出青楼，写作“两拍”与词曲，以文化上才能的发挥充填自己的人生。可以说，没有荒怠废弛的晚明政治，没有晚明出版市场的繁荣，没有晚明娼妓业的兴盛，也许就不会有凌濛初的“两拍”、凌濛初的词曲和他所刻的那么多的套版书。然而世代为宦的家族背景所导致的根深蒂固的功名心理，使得他在以著述刻书为施展才能的途径的同时，内心的自我评价依然没有仕宦高。因此，在“两拍”“翼飞胫走”、套版书“无论贫富，垂涎购之”的情况下，他还是再次走上了谒选之路，以贡生的资格获得了上海县丞一职。清理盐场积弊、呈献《剿寇十策》、单骑劝陈小乙来降等等，尽管凌濛初有所作为，但在这个任何人都已无法力挽狂澜的时代，他最终也必然走向失败。公元1644年，凌濛初在房村通判任上因抵抗“流寇”献出了生命，与明王朝的寿终正寝正处同时。

由于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因此很想再写一本有关凌濛初的书。2006年8月，“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选题之一《凌濛初传》的写作使我终于有了这个好的机会。然而由于所给的时间非常少，从接受撰写工作到任务完成只有半年左右时间，再加上凌濛初的诗文集《国门集》、《鸡讲斋诗文》等均佚失不传，凌氏生平资料显得很匮乏，一些活动的时间也很难确定，所以写作中仍然留下了不少遗憾。例如，尽管自己对凌、闵二氏的刻书关系一直很感兴趣，很想凭借对它的探讨来揭示凌濛初的商业竞争心态，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材料。对凌濛初在青楼的情感故事的展示也是如此，由于只存三个套曲和一篇赋文，而没有其他诗文来印证，所以故事并不完整，有些甚至只是一个片断。

虽然有颇多遗憾，但回顾这半年的写作，实是艰辛与不易。除了简单的饮食、简短的睡眠和备课上课，几乎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写作上。常常是衣冠不整地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无论是在路途中，还是在饭桌前，甚或在睡梦中，满脑子飞动的仍是凌濛初。为了写作，原本想减少些工作头绪，结果最后还是未能如愿，繁重的教学与例行事务占据了我大半周的时间。再加上这一年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导致的接二连三的烦恼，心中的抑郁与苦闷可想而知。因此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让我远离了一切家务的干扰；非常感谢我的师友，是他们鼓励安慰我，使我有了一个安宁的写作心态；特别感谢浙江省社科院的卢敦基先生和浙江大学的廖可斌先生，是他们的信任，才使我十年后重新有了这次亲近凌濛初的机会。尤其是廖可斌先生，他在期末和乔迁的百忙之中，认真审阅了书稿，不仅指出了不少错误，而且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在钦佩于他的严谨、博学和敏锐的同时，我感到自己幸运地得到了良师的指点，这也是我这次写作的一大收获。

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辦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

——凌濛初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

——睡乡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