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在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发生过一场“中国礼仪之争”。也许今天的一般读者看到当年的那些西方人为给上帝起一个中文名字而大伤脑筋，为中国的皈依者仍去祖宗牌位前烧香、到孔庙里磕头而大动肝火，会觉得有些可笑。然而本书作者告诉我们，这是中西文明初识时的一个重要回合，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与异域文化的首次重大冲突，以至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都介入了“礼仪之争”。虽然它以天主教会拒绝中国礼仪，而中国社会亦拒绝天主教会为结局，但它仍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和一段值得深思与寻味的历史记忆。

《历史聚焦》是一套新颖的历史文化小丛书。它受启发于画家与摄影家的取景聚焦。焦点性的历史人物、事件、时段，如同人物瞬间最富于表现力的神情，虽然只是历史的瞬间，却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在适宜的景深中，包涵着立体感的深层义蕴。

在体例上，该丛书策划了“焦点回放”、“焦点透析”、“焦点总评”的基本构架，对各焦点的叙评，繁花纷呈，各极其致。

本书为该丛书之一，主要回顾、研究了从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在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发生过一场“中国礼仪之争”。

写在前面的话

焦点·历史回放

焦点透析

一、为什么会有“礼仪之争”？

1.利玛窦埋下的“祸根”

2.龙华民对“上帝”的执拗

3.托钵修士看不惯中国礼仪

4.紫禁城V.S.梵蒂冈

二、中国祭祀礼仪的是与非

1.上帝，上帝，你是谁？

2.祖先和孔子是神吗？

三、奉教士人奋起捍卫传统礼仪

1.声援耶稣会士

2.耶儒之间的取舍

3.礼仪辩论的受害者

四、礼仪之辨，还是利益之争？

1.永无休止的教团冲突

2.适得其反的教廷政策

3.礼仪深处的权力意志

五、当康熙皇帝介入礼仪之争

1.恩威并施与期待顺民

2.惩一儆百与维持梦想

3.龙颜大怒与关门谢客

焦点总评

深入阅读

有些学者干脆把“中国礼仪之争”界定为一场教士之争，意在说明权力斗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远过于思想因素。前文分析礼仪之争基本争议点的时候已经揭示出，耶稣会士与其反对派争执的表面上是宗教真理，实际上更是在争取权力阶层对他们各自传教方法的支持，而这充分体现出各个传教团体自始至终存在的利益纠纷。除此之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礼仪本身都因具有社会规范的效力而包含权力信息，这可以说是礼仪之争发展到中国皇帝与教廷使节直接对阵时就成为两个社会最高权力当局彼此交锋的根本原因。

永无休止的教团冲突

耶稣会在进入远东之初就力图垄断这片地区，他们曾利用与教皇的亲密关系阻挠托钵修会来远东争夺。1585--1632年间，托钵修士们实际被排除在远东传教区之外，直到1633年2月之后，托钵修会才得以彻底摆脱法律限制并陆续进入中国。但从在华成员、活动范围、传教成果诸方面来衡量，迟到半个世纪的托钵修会实在难与耶稣会抗衡。耶稣会士的垄断企图早已令其他修会不满，因垄断而在中国取得的既有优势更会让他们嫉妒。托钵修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立足困难，无论有多少具体原因，最后似都可归结为他们的身份。其中最早来华的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作为接受西班牙保教权庇护的传教士，既遭拥有东方保教权的葡萄牙人阻挠，又遭与西班牙政府不合的耶稣会排斥，而他们自身与耶稣会士在修会宗旨和传教观念上的分歧无疑又会加剧矛盾。

1585年1月28日，教皇格利高里十三(Gregory xIII)应耶稣会士远东视察员范礼安之请发布通谕，禁止耶稣会以外的其他修会进入日本和中国，以避免修会问的争斗干扰耶稣会士执行适应策略。但1586年11月15日，教皇西克图斯五世(Sixtus V)就废除前任的命令而准许方济各会士去中国，克莱芒八世(Clement VIII)在1600年12月12日又进一步放宽限制，准许其他任何国家任何修会的成员进入中国和日本。然而葡萄牙政府却凭借保教权而帮助耶稣会士在事实上继续保持在远东的垄断地位。由于保教权要求非葡萄牙籍传教士赴南亚和东亚必须经由里斯本和果阿，葡萄牙政府便可藉此用拒发通行证的方法阻止西班牙保教权下的传教士进入东亚，致使1586年和1600年的教皇准许令流于空文。所以直到1633年2月22日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发布通谕准许所有修会和宗教团体任意选择路线进入远东，这才真正在法律上解除了托钵修士赴远东的障碍。然而即使如此，西班牙保教权下的传教士到达日本和中国依然困难重重。虽然从法律上讲，西班牙人已经可以从澳门进入中国，但实际上这对他们而言几近异想天开。即使西班牙统治葡萄牙本土期间，葡萄牙人也坚决独占澳门并以强硬姿态将西班牙人排除在澳门贸易之外，1640年葡萄牙摆脱西班牙控制后，澳门葡萄牙人对西班牙传教士的敌视则变本加厉。1642年荷兰人将西班牙人逐出台湾，西班牙人失去了菲律宾与中国本土间的这个中转站，无异于雪上加霜。此外，由于葡萄牙人的着力排斥，西班牙人到远东通常还是只能走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这条航线，但该航线路途艰险，旅客伤亡惨重。

耶稣会与西班牙政府的恩怨则要追溯到耶稣会创立之时。当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一书问世后，即被自视拥有绝对权威而实际上服务于西班牙王室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判定，该书与遭裁判所谴责的西班牙神秘主义早期形式有关。耶稣会士随即通过宣称绝对效忠教皇而与教皇建立起直接和特殊的联系，这尤令西班牙裁判所嫉恨，因为这意味着耶稣会不打算服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西班牙王室。为了这些原因，在耶稣会成立初期，裁判所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就曾掀起一场以促使耶稣会士服从为目的的迫害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多明我会士和西班牙人与耶稣会士之间从此结下芥蒂。  至于方济各会士，以奉守清贫、托钵乞食为修行宗旨的他们，看到在华耶稣会士身着绸缎、出门坐轿，就已经认为他们背离了天主教传教士应有的操守，而根本不会再去考虑耶稣会士这么做的实际原因。其实在13、14世纪时属于新生修会的方济各会传教时也曾不拘成法，为了赢得传教区而发挥开放性和创造性。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在地位和成就稳固的同时，观念也日趋保守，对于耶稣会士归化上层的政策持反对意见，认为穷人更天然地接近天主教。同时，他们认为，耶稣会士顺应中国礼俗的做法将催生一个不服罗马管教的、中国人的“民族”教会。利玛窦制定适应政策时确实怀着建立一个中国本地教会的理想，但他与这些方济各会士的区别在于对这样性质教会的态度不同，利玛窦及其追随者们认为这是在中国传教的成功结果，方济各会士则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产物。初来中国的方济各会士对礼仪问题寸步不让，正是因为他们敏感到耶稣会士政策中包含的这层“危险性”。耶稣会士则抱怨方济各会士和其他托钵僧在谴责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东西，并指控方济各会士代表西班牙人宣扬武力征服政策。

当这些观念的分歧同上述利益纠葛相缠绕时，礼仪问题就不可能只是理性的争论。托钵修士入境中国之初，就对耶稣会士表现出很不理性的态度。由于他们是秘密自台湾进入福建，违反中国政府的规定而不自知，又在教规和礼仪问题上与受耶稣会士熏陶的中国教徒产生分歧，所以几位托钵修士先驱在最初几年里不断遭遇中国政府的驱逐和教众的敌视。但他们想当然地把这些挫折归结成耶稣会士利用自身在地方官府和教徒中的影响力煽惑视听所致，而根本不考虑他们面对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的阻力。耶稣会士自然也不情愿有人来争夺他们的传教成果，因此大多并未以积极的态度帮助这批新来者。

当然也有例外，如最早来到中国的意大利籍多明我会士高奇(Ange Cocchi)在私自进入福建并遭官府关押之后，就是在耶稣会士艾儒略的帮助下于福安开辟了传教区。为此他还向马尼拉的多明我会当局报告说，多明我会士来到中国后必须要像中国人那样生活，要学习官话并遵照耶稣会士的方法，而马尼拉多明我会士倡导的那种不计法律身份、只求一旦着陆便开始公然布道的方法不是正确道路。此外，17、18世纪之交的江西宗座代牧、奥古斯丁会士白万乐(Al—varo de Benevente)也支持耶稣会士的礼仪政策，并专门就此致书罗马教廷。前文讲过，1707—1708年间遵守康熙领票令的传教士中也包括方济各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能继续在中国活动而宣布遵守利玛窦政策。这些事件充分说明了不同修会成员在能够友好相处或意识到共同利益，并对中国社会现状有所了解的情况下，对传教政策的理解也可能达成一致。反过来，对传教政策的分歧就会在修会间彼此敌视、一味追求自身利益、不谙中国国情的状况下愈演愈深，晚于高奇来到福建的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挑起礼仪之争时无疑正包含着这样的因素。在礼仪之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以福建宗座代牧阎当为主角的阶段里，阎当本人遭遇的权力纷争因素也被清晰地投射到礼仪之争上。

P89-94

《历史聚焦》，是一套新颖的历史文化小丛书。顾名思义，她受启发于画家与摄影家的取景聚焦。焦点性的历史人物、事件、时段，如同人物瞬间最富于表现力的神情，虽然只是历史的瞬间，却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在适宜的景深中，包涵着立体感的深层义蕴。也因此，《历史聚焦》的根本追求，就是透过“蒙娜丽莎的微笑”，去探究深层次的“达·芬奇密码”。

由是，《历史聚焦》的叙述方式，也必不雷同于读者熟悉，却不免厌薄的传统历史课本与历史知识读物。她自然要求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然而这“学术”，却要通过浅切可读、生动可感的叙述，画龙点睛、一针见血的评析来传达。她具有一肩双挑的功能：是历史通俗读物，更是准学术性的历史通俗读物。

所谓历史的焦点，其实是诸多历史文化因素，在特定人物、事件、时段上的“纠结”；因此通过现代性的多元化视角，在“世界的中国”之视域下，将“沉潜”史料的功夫与独断别裁的“高明”结合起来，将“历史的知性”与“哲理的知性”统一起来，从纠结的历史“形”态之合力中，揭示其内在的走“势”，而拒斥各种教条化、规范化的先验框架，便成为本丛书的首务。于是，从材料的开掘与审度，焦点的发现与提炼，直到文章的布局与组织，文笔的清通与切要上，《历史聚焦》都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十分感谢加盟《历史聚焦》的第一批作者，尽管编者在丛书体例上，策划了“焦点回放”、“焦点透析”、“焦点总评”的基本构架，然而作者们的功底与史识，却使得对各焦点的叙评，繁花纷呈，各极其致。太史公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曾要求，《史记》应是《历史聚焦》作法上的参考系；我们更希望，通过《历史聚焦》，能团结一批既能得中国史学传统精髓，又富于现代意识的中青年史学家，以提升“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品格。

赵昌平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