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大学需要一个好的校长，那么，什么样的校长是好的、卓越的校长？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不成功的校长各有各的缺陷，成功的校长却一定有很多基本的共性。这些共性，或许可以归入“好的、卓越的校长”的要素之内吧。

本书向你讲述了蔡元培，郭秉文，梅贻琦，竺可桢，唐文治，萨本栋，熊庆来，李登辉，陈垣，陈裕光，司徒雷登等十三位民国著名大学校长。这十三位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回顾，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这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著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卓有见识、卓有才识、卓有胆识的掌门人，有斯“好校长”奠定基业，然后有斯“好大学”。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被叫做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大学，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也在发生显著的转型，从古典的精英人士的殿堂转变为社会公众的智慧推进器和知识加油站。也就是说，大学在文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非过往时代可比。记得有人说过，大学怎么样，国家就会怎么样；又有人说过，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若然，则结合我们的主题，也许我们也可以说：“校长怎么样，大学就会怎么样；如果要想造就一个伟大的大学，有干练的校长还不够，还必须有卓越的校长。”而本书就向你介绍了梅贻琦，竺可桢，唐文治，萨本栋，熊庆来，李登辉等十三位民国著名大学校长。

引言

有容乃大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

一、翰林留学生1

二、20世纪中国教育革命第一人3

(一)蔡元培接掌北大4

(二)兼容并包，惟学是求7

(三)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与教育独立18

三、蔡元培的人格魅力25

附录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30

主要参考资料32

美在平衡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33

一、文理兼通的教育学博士33

二、持平办学止于至善35

(一)东南大学的创立35

(二)三育并举、四个平衡38

(三)民主与效率兼顾47

三、东大风貌51

附录 郭秉文：略论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55

主要参考资料56

“通”重于“专”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58

一、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58

二、奠定清华校格的教育思想家62

(一)梅贻琦出掌清华62

(二)办学思想65

(三)治校风范72

三、永远的校长75

附录 梅贻琦：大学一解79

主要参考资料87

求是精神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88

一、竺可桢与浙江大学88

二、“求是”的治校方略92

(一)“一切以真理为依归”的办学理念93

(二)德育与智育并重，以质量为教育生命100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11

三、浙江大学的辉煌116

附录 竺可桢教育名言选120

主要参考资料124

文理相通

 唐文治与交通大学126

一、国学大师、工科先驱、教育名家126

二、“文理相通”的办学思想130

(一)推崇“实学”和“实业”132

(二)以德立校、以德树人142

(三)以文养德、文理相通149

三、交通大学的辉煌153

附录 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辞156

主要参考资料158

尽十二分力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160

一、物理学家、电饥工程学家出身的教育家160

二、做足“南方之强”163

(一)尽“十二分力”建设厦门大学165

(二)加强基础、强调质量172

(三)从严治校的高明管理者180

三、“最艰苦的条件”和“最辉煌的历史”184

附录 萨本栋：献给厦门大学毕业同学会187

主要参考资料189

五个结合

 马君武与广西大学190

一、集革命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马君武191

二、“集世界之知识造极新之国家”193

(一)欧洲办学理念的旗手194

(二)以实用教育为方针，促进广西建设之发展200

(三)言教身教并行，既关心学生的生活，更关心学生的学习209

三、一代宗师，教泽在人210

主要参考资料211

学术之生命与精神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213

一、“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和卓越的教育家213

二、“把云大办成小清华”216

(一)“现代善名的大学，都不外在此三方面，有很大的努力”217

(二)实施“通才”教育，严格要求学生，培育良好的学风，提高学生素质228

(三)坚持大学独立。教授治校作用。建立现代大学体制232

三、‘巍巍五华，淼淼滇池，卓哉同高深”234

附录 熊庆来填词的云大校歌235

主要参考资料235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237

一、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办237

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教育理念与南开大学的奇迹243

(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德能并重德为先的办学观245

(二)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251

(三)人才强校的办学观258

(四)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263

三、享誉中外的私立大学266

附录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节选)269

主要参考资料273

服务、牺牲、团结

 李登辉与复旦大学275

一、以宗教之虔诚毅力，为教育界之垦荒者——复旦大学的奠基人275

二、“沪滨屹立东南冠’279

(一)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281

(二)追求卓越的理想“创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288

(三)仿照美国耶鲁大学模式——民主治校297

三、乐育天下才，光华旦复旦300

主要参考资料303

爱国至高无上

 陈垣与辅仁大学304

一、身等国宝志存辅仁304

二、名满天下的教育家308

(一)坚持爱国主义教育309

(二)重视名师、基础课和教材312

(三)注重传统文化熏陶与校园特色文化的培育322

三、桃李满天下330

主要参考资料331

沟通中西

 陈裕光与金陵大学333

一、从金大学生到金大校长333

二、沟通中西造育英才338

(一)教会大学的中国性338

(二)沟通中西，造育英才343

(三)民主办校351

(四)金大精神与陈裕光的人格光辉353

(五)金大辉煌356

三、永远的校长358

附录 陈裕光：教学、实际、研究的三足鼎立与有机统一361

主要参考资料362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363

一、燕园之父司徒雷登363

二、一生心血倾注燕京大学，铸就洪基大业368

(一)艰难的创业历程368

(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375

(三)努力使燕京大学成为“中国人的大学”385

三、燕京大学的业绩391

主要参考资料393

后记

东大与北大，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综合性大学。北大历史早于东大，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大学精神以自由见长；东大为后起之秀，办学风格不是照抄北大，而是自有特色，大学精神以平衡著称。

这种平衡精神，不仅体现在办学方向上追求三育并举、四个平衡；而且在世纪校风上充分体现出来。北大强调“新文化”，东大注重新旧融合；北大强调科学精神，东大既注重科学精神，更注重实际科学的引进和消化研究。东大校园内出版的两种著名杂志《科学》和《学衡》就分别代表了这种精神。

在北大《新青年》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同时，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发展科学技术为职志、提倡科学救国的著名学术组织“中同科学社”所创办的《科学》月刊，也在南高一东大校园出版和传播着。“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创办于美国，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校的巾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赵元任、周仁、杨铨(杏佛)等人创建的。1918年包括社长任鸿隽在内的科学社成员大多学成归国，并应郭秉文之请，将科学社迁入南高校园，正式设立办事处，定名为“中国科学社”。原董事会改组为理事会后，担任理事的绝大多数都是南高的教授。

1920年南高改组为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韦，理科的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宏芬、张子高、熊庆来、王琎、何鲁，农科的邹秉文、秉志、胡先骕、钱崇澍、过探先、陈桢、陈焕庸、张景钺、戴芳澜、邹树文，工科的茅以升、涂羽卿，商科的杨杏佛、胡明复，教育课的陶行知、陈鹤琴、郑宗海等知名教授，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后来东大与科学社虽然成为两个单位，但彼此之间人员相互兼职、资源共享、密切合作，形同一家。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教学和研究的双重训练，这种实际是“校所联合培养”的教学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受科学社的影响，南高—东大在学风上尤其注重科学研究和科学训练。这种“用科学的精神办教育，用科学的方法育人才，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成功做法，成为南高—东大的一大特色，并使南高—东大因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而闻名遐迩。也是由此，而“展开了中国科学的奠基工作，使南高—东大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所以，当北伐胜利以后，北京的几所著名大学便争相来东大聘请科学教授。清华大学成立时的许多骨干教师，如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熊庆来、张子高、陈桢等人都是由东大转往清华或是东大毕业后即赴清华执教的。

1922年1月，在北大推动的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打倒孔家店”论调愈来愈高，甚至有人提出所有中国古书不必读、线装书该扔进茅厕去的情况下，东大教授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等人又创办了《学衡》杂志(1924年6月迁至清华大学)，杂志以“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很快便备受全同各方重视。其主要撰稿者中除了精通经史的同学大师，还有大量的人曾留学美、法等国，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偏颇的批评，比之过去许多以旧学为根柢的人要有说服力得多。早年南高的毕业生张其昀后来曾将这种情况描述为“留学生与围学大师合作”，并认为这是母校又一“最可自负之点”。这种“合作”对北大新派的挑战是巨大的，1921年郭秉文曾与北大新文化运动殿军胡适一同赴宴，有意延请胡适兼任东大教授。胡适的反应就是：“东南大学是不能容我的。我在北京，反对我的是旧学者和古文家，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未免使人失望。”①胡适因此也谢绝了郭秉文的邀请。由于《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的尖锐批评，被一些人指责为“复古派”杂志。其实，《学衡》并不意在复古，他们只是反对惟新是求而否定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只是反对对于西方文化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论”；他们主张“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绪”，坚持文言文不可废，孔子之教不可弃。

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科学的有机结合点，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  关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东南大学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组织，即国学研究会和拟议中的国学院。胡适1921年在东南大学期以研究国故为题进行演讲，使北大的“整理国故”的风气蔓延到了南方，1922年东南大学以国文系师生为主体正式组织“同学研究会”，主张以“学”救国。成立伊始就邀请校内外学者进行国学专题学术演讲，从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每周都进行一次，前后十次，并结集出版了《同学研究会讲演录》第1集。该会还编辑《国学丛刊》和整理出版同学研究著作，先后出版了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和刘师培的《疑义举例补》，并计划出版刘师培的遗著《左庵遗稿》。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计划在“国学研究会”之后成立“同学院”，拟设科学、典籍、诗文三部，以“为国立东南大学专攻高深学问之一部”①。虽然东大国学院计划是作为北大国学门的呼应而出现的，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顾实起草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同学计划书》称，其整理国故将按照对同故的不同类型分别以“以科学理董国故”和“以国故整理国故”，而反对胡适所倡导的以“科学方法”统领整理同故的一切领域。这个计划由于与北京大学为首的新文化派发生冲突，一发表即引起来自北方的批评，并引发东南大学拥胡人十的反弹，最后不了了之。虽然如此，这个计划本身却是有明显东南大学学术特点的。①

郭秉文在任校长期间，矢志兴学，心无旁骛，使南高—东大成为我国蜚声国际的高等教育学府。可是由于郭秉文后来与身为东大教授的国民党员杨杏佛产生矛盾且日益激化，经汪精卫等国民党强人的干预，1925年1月6日，这位“东南大学之父”，突然被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借故免去了校长职务。郭秉文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去了。此后，东大校长频频更迭，东南大学进入动荡时期。1927年8月，国民政府将其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又更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再定名中央大学，直至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逐步恢复元气。P51-P54

他们怎样做校长？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被叫做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大学，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也在发生显著的转型，从古典的精英人士的殿堂转变为社会公众的智慧推进器和知识加油站。也就是说，大学在文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非过往时代可比。记得有人说过，大学怎么样，国家就会怎么样；又有人说过，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若然，则结合我们的主题，也许我们也可以说：

校长怎么样，大学就会怎么样；如果要想造就一个伟大的大学，有干练的校长还不够，还必须有卓越的校长

一个好的大学需要一个好的校长，那么，什么样的校长是好的、卓越的校长？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不成功的校长各有各的缺陷，成功的校长却一定有很多基本的共性。这些共性，或许可以归入“好的、卓越的校长”的要素之内吧。

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回顾，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这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著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卓有见识、卓有才识、卓有胆识的掌门人，有斯“好校长”奠定基业，然后有斯“好大学”。这些校长努力方向包括：

1.好校长都有一个明确的大学定位，注重大学精神的养成。

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从大学出现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解决。金耀基先生在系统研究世界大学理念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问题，如：“通识教育与专精教育孰重孰轻？教学与研究诚不可偏废，惟应如何配合才可相辅相成？平等与卓越皆大学之所欲有，然则二者应如何始能得而兼之？大学不能为象牙塔，但是应否一意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大学应享有独立与自由，固无可争议，但大学是否应该或免于国家与社会的监督呢？‘学统’或知性为主的大学中，人统或品性教育又应有如何的位置呢？大学不能不有相当的规模，否则不足以发挥充分的功能，但一味求大，以致体躯发达，头脑萎缩，犹似恐龙，又是否真能有高度效能？”(1)他并认为这种种问题富于挑战性，皆无黑白分明的答案，需要无休止地进行追寻的智慧和勇气。

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几乎无一例外的都面临这些问题，也都非常重视这些根本问题的思考和选择。在他们面前，有多种思考方向。近代西方大学理念大体上说，经历了三大阶段，形成了三种类型。第一阶段是英国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倡导的英国的学院模式，理想为Gentleman(绅士)；第二阶段是德国的威廉·冯·洪堡(Willian Von Hunbldt)倡导的德国的研究型模式，理想为Scholar(学者)；第三阶段是美国综合两者形成的研究学术、培养人才的“服务社会”型模式，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这些模式成为民国大学校长治校的思考和选择的基础。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首先将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选择的是德国大学的发展道路；东南大学郭秉文、清华大学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等则将大学定位为研究学问和造就社会急需人才并重的机关，走的是美国大学的发展道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一些教会大学校长则更注重大学的人格培养功能，走的是近似英国大学的路线。大学精神方向关乎大学的根本。这些校长提出的答案不一定一致，但都做出了回答，而不是信马由缰，摸石过河。

2.好校长都注重延纳人才、敬重人才、尽量人尽其才。

无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还是教学与研究结合型大学，都需要杰出的人才来支撑。如果说方向定位是大学的灵魂，那么，人才就是大学的血液，大学生命的源泉。几乎每一个著名大学校长都特别注重延纳人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任伊始，就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竺可桢认为教授人才最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豁然大公”礼聘学者。其实从蔡元培到郭秉文、萨本栋、张伯苓、李登辉、陈垣、熊庆来、邹鲁、陈裕光等校长，无不如此看重杰出人才的延聘。他们掌校期间，都能够从国内外不拘一格聘人才，使学校出现人才荟萃的盛况。

这些校长延聘人才不是像今天某些大学一样为了上项目、争课题、申报学科点，而是为了常规的教学和研究，为了提升大学的品质，改善大学的育人环境，促进大学的学术研究。正因如此，这些校长往往能够出于真诚地尊重人才，扬长避短地运用人才，营造发挥人才优势的校园氛围，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并在这种良好的氛同中，源源不断地培植一批批新的杰出人才。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等，因为任职时间长，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的氛围就持续更久，在那个人才流动频繁的年代，不少不世出的大师，辞谢外来的重金之聘，长期甚至终生奉献在学校。

3.好校长都注重培养自由学风、独立精神。

大学虽然可以办成不同类型，但都需要一种学习和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学风和独立精神。蔡元培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原则人所共知，其他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也在努力呼应和营造着这种风气。李登辉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竺可桢“一切以真理为依归”。教会大学因为有着宗教背景，受到宗教制约，早期这方面不算突出，但1927年后，它们先后向中国政府立案，改由中国人做校长，并尽量弱化宗教对学校的控制，崇尚学术精神，也就逐渐开始朝这个方向进行不同程度的努力。学术无禁区，而且“理未易明”(胡适多次引用的话)，这是自由学风合理性的根源；人皆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这是独立精神的生长点。

4.好校长善于处理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

大学在西方历史上确曾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纽曼说，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直到高等教育社会化步伐越来越大的今天，大学仍有象牙塔的性质，它仍需要社会留给它尽可能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大学又不仅仅是象牙之塔。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它需要政府的支持，财团的援助，公众的理解，同时它发展的学术和培养的人才，要在社会上求应用，也需要充分的了解社会。这就使它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界欲分还合。如何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关系到大学能否健康稳定的发展。

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大学所面临的社会处境，有很大的差异。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是当时北京政府治下的最高学府，经常受到各种军阀势力和实权人物的干预，教育经费常常被挪用，所以蔡元培有针对性地力主教育独立；陈裕光时期的金陵大学，刚刚从外国教会手中将大学改制为中国私立大学，首先要回应的是中国社会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所以陈裕光非常重视拉近金陵大学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郭秉文时期的东南大学，“国立”二字名不副实，需要花大气力从地方军阀和实力人物那里筹集资金，所以郭秉文在社会办学和为社会办学方面较具优势；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大学，有庚款作保障，有师资作后盾，所以尽力在独立办学的同时，注重为社会输送高水平科技人才。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官办的学校不同，复旦大学是私立大学，它是马相伯为支持抗议教会势力控制震旦学院教育的学生而创立的，因此，它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两个特征：一是反对教会对教育的控制，二是坚持民间办学，走的是通过民间集资、华侨资助、不靠官府权力、也不靠西方势力的独立自主的办学道路。张伯苓率先提出“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为此，张伯苓对南开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位，大力发展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商学、经济、工学、医学、矿学等应用型学科，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萨本栋在主政厦门大学期间非常强调应用科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当时，国家十分需要大量的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等方面的人才，而福建却没有一个工学院，厦门大学也缺乏开办工科各系的必要设备和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倾注了大量精力在厦门大学办起土木、机电、航空系。他告诫学生，我们的科学水平不如人，“要知道我们对暴日只能‘抗战’而不能‘惩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学术至今尚未独立，我们民众技能的水准，几百年来未曾提高”。所以，“未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熊庆来主张从云南实际出发，占优势的丰富资源应加以重视，并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同样，马君武也大力提倡在当时的中国加强应用技术教育。他主张，办教育的宗旨是“立足于复兴民族之基础，以实用教育为方针”，培养学生具有实用的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改造国民，培养现代性的国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分析认为，发展科学尤其是发展理工科最为迫切。他在广西大学第一届新生开学典礼上阐明：“广西是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的省份，首先办实用科学，所以设立理、工、农三个学院，今年先招收理学院的学生，明年起招收工科和科的学生，以培养广西建设的必需人才”。这些校长分别以不同的侧重点，力图较好地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在大学与社会诸多关系之中，争取大学独立于政治，始终是重点。竺可桢在上任之前，他就通过陈布雷告诉蒋介石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三项条件，其中就有“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1937年6月，熊庆来应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邀请，回到家乡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他到达昆明后，就与龙云“约法三章”，即增加办学经费，提高云大教授薪俸；在教学、人事、行政方面不干涉学校的自主权；不得批条进人。同时，他还提出省政府不得干预云南大学的校务行政，龙云欣然接受了这些意见。

5.好校长都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爱护学生、鼓励学生。

大学由三成分构成：教师、学生、管理和服务人员。其中学生是大学其为大学的根本条件。大学纵然可以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宗旨，但仍然是要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志趣和能力，没有学生的研究机构，只能叫研究所、研究院，不能称为大学。至于其他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则更是以学生的技能训练为根本目标。大学生，一方面不同于中学生，它们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及自治能力，另一方面跟所有学生阶段时一样.都处在人格养成的阶段。所以，治校者对于学生，不可单纯看作一只吸吮知识的海绵，一种技能升级的机器；相反，需要把学生的健全的人格成长，列人教育目标，并以具体措施确保贯彻到学校生活中。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郭秉文的“三育并举”，陈裕光的“四种生活”，梅贻琦的“五育并举”，都着眼于此。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以基督教徒式的虔诚培植复旦精神“服务、牺牲、团结”。唐文治十分重视以德立校和以德树人。作为一校之长，他不仅著书立说，还亲自编写学生德育教材，率先开设和亲自讲授“修身课”，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了改变大学教而不训的状况，竺可桢决定采用剑桥、牛津的导师制，在中国高等学校第一次实行了导师制。竺可桢的导师制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因而，导师不仅要担任专业授课，还要负责指导学生的思想品格。在艰苦的办学历程中，萨本栋关心学生的成长，曾经把“平日律己待人及治学处事”的一部分‘信条”，提出来与学生共享。其中有一条是“青年可用理智来训导，不可用地位或势力来压迫”。他在学校实行“导师制”，规定“导师应充分利用课余及例假时间，集合学生举行座谈会、讨论会等，作团体生活之训导”。导师不仅指导学生的学习，而且关心学生的生活和思想。人格教育的方式很多，有的学校强调“经师’兼做“人师’，有的学校用成绩管理的方法实现，有的则侧重于对学生探索精神的爱护和鼓励，支持学生自治也被用做良法之一。

民国时期优秀的大学校长，除了治校有方以外，自身条件大多也有不少共同之处。

6.好校长既要深通学术，又要深通教育。无学则无道。

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很多自身就是旧学渊博、新学精湛的大学问家。有的以国学为根基吸收西学(蔡元培以翰林之身数度留学国外)，有的以西学为进口却不放弃国学(陈裕光自幼接受基督教教育，却同时注重围学学养)；有的博通文理众科(文理兼通的学术造诣使郭秉文在东大的学科建设上能文理平衡、不偏不倚)，有的堪称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竺可桢是卓有成就的著名气象、地理学家)；有的学成治校(陈裕光、梅贻琦等都是学成归国任教多年后担任校长)，有的掌校后再学(蔡元培、张伯苓都有治校后留学的经历)；……他们既身正为范又学高为师，既了解国情，又具现代意识。不过，求学背景尽管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深通教育之道。教育学博士郭秉文如此，非教育学专业出身的众多校长也如此。

7.好校长事业心强，为教育兴国、提高民族素质而来。

民国时期，列强欺凌、国家纷乱的局面还在延续，那些比较有成就的大学校长，之所以能励精图治，有所作为，都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在鼓荡。挽救国运始终是他们终极的关怀。与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斗士不同的，只在他们认为救国根本的途径在教育，在提高民族素质。“汉儿发愿建新邦”，他们是教育救国的坚定信仰者。既然赋予教育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事业心也自然十分强烈。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说：“惟予平日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南开大学创校伊始，张伯苓就表现出极强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社会奉献意识，立足于“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集世界之知识造极新之国家”，立足于复兴民族之基础，以实用教育为方针，提倡生产教育、劳动教育，以指导训练西大学生有实学本领和战斗才能，以促进广西建设之发展。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倡导“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致力于造就“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的人才。萨本栋本着光大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牺牲自我，尽“十二分力”建设厦门大学，做足“南方之强”。

8.好校长不好权柄，平易近人，任事民主。

民国时期的大学，虽然一度党化教育甚嚣尘上，国民党试图强力住在教育，但由于国内各党派的批评和各大学的抵制，实际对学校的渗透比较有限。这种情况下，校长权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有些大学校长出缺，不少党政要员也会心动。据说，郭秉文被免职多少就与汪精卫想做东南大学校长有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长出缺的时候，如果不是师生的强势反制，也会有军阀或国民党党棍乘机占据。其他大学也经常有校长任免之争。

不过，好权柄者不会在意于办学，努力办学者，则不会钟情于权柄。事实上，从蔡元培开始，不少校长都倡导和亲手培植教授治校的制度，自动将处理大学重大校务的权力释放给教师。梅贻琦不仅在制度上信守清华的教授治校传统，而且以寡言君子的谦和作风，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体现教师的主导性。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也很类似。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基于“私立非私有”的意识，也建立起“教授治校”的民主体制。

9.好校长有识有胆。

尽管以谦谦君子治校，为了维护学校重大利益，不少校长也有“做狮子吼”的时候。蔡元培、梅贻琦都经历过这种场面。好校长常常既有远见卓识，又有超人胆略。“识”以保障正确性，“胆”以落实规范性，“识’一旦得到广大师生的赞同而形成规范，就需要治校者以胆略去贯彻它。这个胆略的背后实际上是责任心，北京大学继蔡元培任校长的蒋梦麟，有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他对胡适等各院院长讲，学校要保证各院都是优秀教授，延聘的事交给你们，辞退的事由我来办。这种精神和责任心，比较成功的校长都会有。凡有利于推进教学方向的事，唐文治就只争朝夕地去办，不受陈规旧制的约束，譬如1913年铁路科、电机科改名土小科和电气机械科，并开设有关管理的课程，如工业管理、工矿管理法、工业簿记等课程，不符上级设置规程，被指令取消，但他却要求实事求是，不以文法相绳。在1917年又根据需要设置了铁路管理专科，也越出当时政府公布的《实业学校规程》设科范围。学校从此开创了工管结合的办学道路，同时学制也改为四年，迈向正规大学。

10.好校长廉洁奉公。

以办学为事业的人，不会讲究生活上的享受。民国时期很多有抱负的大学校长，秉持“天下为公，教育为公”的理想，“毕生清廉，终身节俭”。蔡元培、梅贻琦、郭秉文、陈裕光、竺可桢、萨本栋、赵天麟、熊庆来、李登辉、陈垣等都曾留下不少廉洁奉公的掌故，其中像蔡元培奋斗一生，居无定所(连“家徒四壁”都谈不上)的情形更是感人至深。他们掌握整个学校的经济命脉，自己却终身贫寒，甚至连医药费和去世后的安葬费都成问题。这种境界，在那个贪污泛滥的时代，给我们留下刻骨的印象。

当然，这些校长的成功之处远远不止上面归纳的这些因素，还有不少更富有个性的因素也有助于他们的成功。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所有那些优秀校长都能面面俱到，每一方面都十全十美。事实上，我们总结的只是这些校长的相对集中的一些特质。具体到每一个特质，各校长之间还是存在差异性的。比如教授治校，蔡元培的继承者蒋梦麟，也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但是他并不如此主张，他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虽然建立了一些教授治校的制度，但是落实得并不够好。又比如，自由学风和教育独立，一些党性较强的国民党人所办的大学，如邹鲁之于中山大学，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就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充分。

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校长还是民国时期数以百计的大学校长中的佼佼者，它们奉献于教育，奉献于大学虽然不计报偿，但历史却恰如其分的给予他们最高的报偿：他们被历届的校友誉为“永远的校长”、“大学之父”。师生永远的敬重是好校长最好的报偿。

本书编著者虽都是学史的，却并不是专门研究大学教育史的专家，涉足这一领域未免诚惶诚恐。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身在大学校园的作者们所关注和愿意思考的，所以当出版社谢嘉星编审盛情邀约，并交待了撰写的设想之后，我们就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决定边学边写，在学中写，写中学。本书绝大多数篇幅由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高伟强完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何卓恩主要负责拟定编写大纲和原则，撰写引言、结语，及有关蔡元培、梅贻琦的部分章节；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余肩咏编撰了郭秉文、陈裕光专章。编写过程中吸收了相关研究者大量研究成果，尤其是章开沅、余子侠主编的相关著名大学校长丛书，这里再次向各作者致谢。

编著者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