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家PK“说书人”，潘知常VS易中天。本书收录了南京大学美学教授潘知常的演讲与讲课书稿。在本书中，潘知常从美学的角度揭秘四大奇书，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作出了独到的解读。

孙、刘、曹的独得之秘：“抢”才是硬道理；“帝蜀寇魏”：抢占道德高地的虚拟快感；《三国》鏖战：大型屠杀的团体操；诸葛亮：战乱首席策划师；鲁智深的真性情：做个下半世快活也好；武松的逻辑：有奶“想必”是我妈；师徒取经：不可思议的“暴力”为“爱心”开道；潘金莲的人格畸变：膨化的自尊背后蜷缩的自信……潘知常从美学的角度揭秘四大奇书，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作出了独到的解读。

导论 “四大奇书”与美学中国

第一讲 《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

一 《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二 导致“乱世”的原因何在?

三 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

四 由谁促成“乱世”的结束?

第二讲 《水浒传》：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

一 赢者通吃：暴力美学的盛宴

三 生存原则与生命力量的宣泄

四 《悲惨世界》：以爱的名义

第三讲 《西游记》：逃避自由

一 从“玄奘”到“唐僧”：对文化圣徒的美学颠覆

二 “中国特色”的文化英雄：孙悟空

三 “天路历程”

第四讲 《金瓶梅》：裸体的中国

一 裸体的男女

二 裸体的民族

三 悲悯之书

附录 文学的理由：我爱故我在

后记

“帝蜀寇魏”：抢占道德高地的虚拟快感

《三国演义》所做的，只是“补德”。道德，当然也是乱世中的一个约束，但是，道德毕竟又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无关，道德是国家的一种基本规范，用以调节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也与人性的向善或者人性的向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却并不涉及人性的向善或者或者人性的向恶，因为它并不涉及“使人成其为人”或者“使人不成其为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样，当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从“补德”的角度去匡救王朝、匡救乱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它已经远离了历史。这里的“补德”，其实只是对于历史的道德解释，它把某种道德逻辑虚拟为历史的逻辑，道德成为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因，而历史成为道德发生的现实结果。但实际上，这个时候道德所满足的只是《三国演义》的一种心理预期，而不再是历史的真实了。因为《三国演义》错误地借助于这种方法，把乱世的责任推给了乱世的“失德者”，结果，它顺理成章地把人分成了“好人”和“坏人”。这样一来，“乱世”是谁造成的呢?按照我们的看法，应该是所有人造成的，但是，按照《三国演义》的看法，却是由某些人造成的。开始是“十常侍”，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十人帮”，后来是谁呢?《三国演义》认为，是曹操。于是，他又顺理成章地把曹操和刘备区分开来，成了“帝蜀寇魏”。同样是对“丧钟为谁而鸣”的回答，现在不是“丧钟为所有的人而鸣”，而是“丧钟为曹操而鸣”，丧钟为“十常侍”而鸣，对于乱世的如此解释无疑是非常糟糕也非常错误的。

至于“补德”，那就更加荒诞了。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总结从来就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因此，“补德”也就成为一种老生常谈。在乱世中，我们往往不是从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无限权力以及无限权力对于人性向恶的诱发的角度去反省，而只是归罪于道德沦丧。因此，我们误以为：只要在铲除道德沦丧者的同时去重塑道德，就可以匡救乱世，这实在是一种天方夜谭。事实上，这完全是出于中国人的一个痼疾：道德高估。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种道德高估的倾向，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每一个人在道德上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然后过低地估计别人。这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都还会经常碰到的情况，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人，他是坏蛋。当我们用这样一种道德高估的心态去面对乱世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一种最最根本的终极关怀。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就都把自己的责任解脱了，每一个人都在怨天尤人，每一个人都觉得社会和他人对自己不公正。但是，其实他对待别人的时候，他的不公正，远远超过了别人对他的不公正。但是，所有的人都仍旧是这样，仍旧是在批判别人的过程当中开脱自己的罪责，而且通过批判别人来获得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这也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经常看到的情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可是就在这句话里，我们还是看到了那种未免令人害怕的道德高估的痼疾。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却是不停地跑前跑后，一会儿在前面为天下“忧”，一会儿在后面为天下而“乐”，可是，为什么就不肯进入“忧乐天下”呢?而且，这个“前”和“后”的位置是谁给你的呢?你凭什么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呢?你不也就是一个草根百姓吗?难道是“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本来是因为每一个人自身的不完善造成了乱世的不完善，本来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对乱世的不完善负责，本来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别人，更没有权利去用道德的武器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和发言权，可是，我们在这句话里却都没有看到。因此，在并不否认这句话在一般的励志的意义上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我建议：对这句话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从道德的高度对一个政权进行判断，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政治的运转根本就是在道德之外的，也从不服从于道德的规范与束缚。以道德的标准去评价，这本身就是隔靴搔痒、隔岸观火，根本无益于任何的乱世兴废。乱世是所有人共同的失误，不存在什么好政权、坏政权，好人、坏人，中国实际存在着的就是“抢椅子”的游戏。几万万人抢一把椅子，最后几个人抢，最后到一个人把这把椅子坐定为止。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抢椅子的历史。你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最后坐在这把椅子上的，肯定就是坏人，你们也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没有坐到这把椅子的，肯定就是好人，成败得失可能与很多东西有关，但就是跟道德无关。其实，在中国不存在“好”和“坏”，在中国只有“弱”和“强”，只有弱肉强食。例如伍孚刺董卓，“卓问日：‘谁教汝反?’孚就瞪目大喝日：‘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可是如果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这种中国历史的深层的奥秘我们就无从把握。当然，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以供作家自娱自乐，就是最大的好处。从道德人手去考察乱世，有助于作家以道德高估的心态去把握历史，这个时候，所有的善恶评价的标准已经完全为作为判断主体的作家所控制了，他有绝对权利去评判别人，例如曹操，例如刘备，可是所有的“别人”都没有任何的分辩权。于是，作家得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场纸上的三国大战的暴力游戏、道德游戏。至于世世代代的读者，则早就以这样的提示语告诫过自己了，这就是：“听《三国演义》掉泪——替古人担忧。”因此，这些读者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乱世的兴废，而只是心理的宣泄。身为“一人之天下”的臣民，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主子，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快乐，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在《三国演义》中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去选择“帝蜀寇魏”，然后，因为已经把所有人的责任变成了少数人的责任，何况，面对的毕竟完全都是古人，因而，也就可以沉浸其中，去或悲或喜，或恨或憎，从而实现自己的“纸上大快”。只要玩过游戏机的人，应该都不难想象到这种“大快”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补德”固然看来确有千般不妥，“补爱”就真的完全正确，就真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吗?

还有必要对“补爱”再做说明。前面，尽管我已经讲到“补爱”的重要，但是那只是一种理论的说明。为了让你们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我就结合乱世以及《三国演义》本身，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说明。

P40-43

在高校工作，经常要外出做学术演讲，多年来，已经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等一百多所院校以及许许多多的机关、团体、企业、媒体、中学、图书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些演讲和讲课，应该说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可是，在很长时间里，我对此却一直懵然不知。我一直以为，这是每一个教师都会遇到的欢迎。直到有几次在南京大学上课，不但是照旧有不少的学生都站在台阶上、窗户边，而且还有一些学生为了能够有个座位，甚至干脆把邻近教室的连椅都卸了下来，搬到了我上课的教室，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于是，我就开始考虑：既然我所讲的这些内容还有这么多的人喜欢，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过去的演讲或者讲课的内容逐步整理出来，并且加以正式出版呢?

读者现在看到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就是我过去的演讲和讲课的记录之一。当然，我过去的演讲和讲课的记录还有一些，而且也已经在陆续整理出来，例如，关于中国的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我爱故我在”的文学传统的演讲和讲课，关于西方“我爱故我在”的文学传统的演讲和讲课，关于安徒生与爱的教育的演讲和讲课，关于当代流行文化的演讲和讲课，还有关于生命美学的演讲和讲课，等等。其中有的整理稿已经完成，甚至还要早于《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不过，我也还并没有急于出版。因为，我很想借助其中的一本书来投石问路，看看社会的反应，也听听读者的意见。

应该感谢学林出版社的社长曹维劲先生，在一次通话中，正是由于他那特有的专业敏感，才使得《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在我过去的演讲、讲课记录的系列整理稿里“脱颖而出”，也才促成了本书的迅速问世。

还应该再做一个说明：目前国内出版的演讲记录、讲课记录已经不少，我不敢说我的这本书有多少特殊之处，我只能说，区别于那些名义上是演讲记录、讲课记录但是实际上却还是论文的拼凑的书籍，我这本书倒是完全由演讲记录、讲课记录整理而成，并且尽可能地保留了口语特色；同时，区别于目前所有的根据演讲记录、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书籍，我这本书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它肯定只是一个前奏——一个系列出版物的前奏。如果可能的话，除了关于“四大奇书”的演讲记录、讲课记录之外，我还会陆续出版自己关于“《红楼梦》”、关于“鲁迅”、关于“安徒生与爱的教育”、关于“西方‘我爱故我在’的文学传统”、关于“当代流行文化”、关于“生命美学”的演讲记录、讲课记录。

当然，我私下也还有一个真正学术的考虑。自上个世纪80年代我提出生命美学以来，与实践美学的论战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有心的同行可能不难看出，我近十年来已经很少参加这类的论战，甚至也很少参加美学界的活动。这是因为我已经逐渐厌倦了那种“集体自言自语”式的论战，也厌倦了那种言不及义、无所事事的学术会议。以一己之私见，我倒是觉得，各家各派与其无休无止地这样争论下去，还不如去以自己提出的美学主张来对形形色色的美学现象做出独到的阐释，如果你的阐释能够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能够令人信服，那么你所提出的美学主张就无疑同样也是令人耳目一新和令人信服的。反之，如果你提出的美学主张根本就无法对形形色色的美学现象做出令人耳目一新和令人信服的阐释，那么，你自然也就无话可说，而且自然也就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了。

在本书中，我就正是这样做的。在以后准备陆续推出的系列出版物中，我也还是准备这样去做。至于是不是能够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不是能够令人信服?真正的裁判，当然应该是本书_的读者!而我所能说的只是，我——已经尽了全力!

潘知常

2007年6月28日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