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里，与李淑贤女士相依为命，直至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值溥仪去世40周年和遗孀李淑贤女士去世10周年之际，特此奉献此书给广大读者。本书为溥仪的妻子李淑贤女士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回忆录。

爱新觉罗·溥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是世界上少有的传奇人物。他做过皇帝，当过傀儡，他成为俘虏，后被引渡，他沦为战犯，经过教育成为公民，他被特赦，成了政协委员作了普通的公民。他当了八年老百姓，闹出许许多多的笑话。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里，与李淑贤女士相依为命，直至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前言

一、选择爱人的新标准

二、从友谊到爱情

三、建立了幸福家庭

四、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关心我们

五、夫妻之间

六、在公民选举的日子里

七、美好的生活

八、从头学起

九、会见国际友人

十、北京览胜

十一、漫游祖国

十二、交往之间

十三、当李宗仁先生万里来归的时候

十四、在浩劫中相依为命

十五、从生病到去世

嫁给皇帝以后

 ——溥仪夫人李淑贤遗稿

阿姨远行何匆匆

 ——后记

五、夫妻之间

许多人怀疑溥仪和我能有共同语言，怀疑这位末代皇帝能和我这样的普通民女建立起深厚而真挚的爱情。事实上，经过改造的溥仪已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了。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溥仪思想感情方面的深刻变化，他自己也有所察觉。他曾对我说过：“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到了你，我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说起来也不怕大家笑话，溥仪这个人好象总也离不开我似的。我每次上街，只要他赶上了，就一定陪我一块儿去，这在他的日记上有许多记载就不多说了。我在家里，他也总是跟着转。我洗脸时，他就看着我洗完；我在厨房做饭，他前边后边地跟着，笨手笨脚地帮着忙。我就故意训他：“你怕我跑哇!”他却嘿嘿笑两声。

我们医务人员常有夜间值班的情况，每逢轮到我，溥仪都有几次电话打来，或直接找到医院，无论如何总要见上一面或到我所在的值班室呆一会儿。有时候就拿件衣服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来，往往要呆到十一点多钟才回家去。这种情况逐渐地被医院几位领导知道了，大概也是照顾吧，后期就很少再安排我值夜班了，组织巡回医疗，一般也不让我参加。

我每次上街或出外买东西，如果吃饭时未归，他没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无论怎么晚也一直等我回来。

政协经常发影、剧票，但我的身体很糟糕，常因不适而不能去看。我不去，他也就不去了。当我知道正是他非常喜欢的京剧节目时，就动员他自己去看，可他却说：“你不去看，我也不去了。把你自己留在家里，我的心就不踏实。”婚后的头几个月，我还坚持在朝阳区业余卫生学校学习。每天晚间上课，到家总有十点多钟了。为了我提高业务，溥仪是赞成并支持的，他每次都耐心地等着我。有时候我回家后还要看书，他可“不客气”了，一下把书合上，对我说：“你一整天不在家，好不容易盼你回来了，还要看书写字的，怎么成啊!”其实，他是怕累坏我。当然，也喜欢让我陪他说说话。总之，能和我在一起，他就觉得高兴。

1963年夏天，北京连日大雨，雨水漫过马路面，连小汽车都无法通行了。溥仪下班后见我尚未到家，立刻带了雨伞，冒雨淌水去医院接我。但没有接到，他很着急，以为我一定是被雨截在什么地方了。往回走的路上、他忽然发现一处没有盖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过，从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了。他知道这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怕我走到这里不注意而滑落下去，于是，宁可张着伞守在旁边。当他老远地看见我走过来时，就高兴地冲着我喊：“千万注意下水道口——没有盖!”其实，那是我已注意到的。关于这件事，溥仪在1963年8月14日的日记中，有八个字的简略记载：“晚，雨。接贤，贤已到家。”

1963年冬季的一天，我们医院原定的班后会议不开了，我趁机到王府井去理发。往次我开会时，溥仪总要给我挂几次电话的，这次他也很快就知道我并未开会。上哪儿去了呢?过了晚九点，我仍是未回来，这可把溥仪急坏了。他到处打电话找我，还是没有找到。又跑到五妹家，让五妹夫老万帮他找，老万说，北京这么大的地方让我到哪儿去找啊!溥仪还是不甘心，自己一条条马路地找，用电话向许多派出所询问，他以为我一定是出事了。当我十点半左右回到家时，溥仪正在沙发上‘掉眼泪呢!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你可把我急坏了!”并马上高兴地笑了起来。

1964年5月份发生了一件事，那是我把溥仪惹得不高兴了。那天上午，我们应中国新闻社之邀去游北海，直到下午才回家。我觉得很累，脚也磨破了。四五点钟的时候，政协又派车来接我们见外宾，我说累了，就没有跟去。溥仪见外宾后回到家就批评我：“这是自由主义!”他很不高兴地向我发火说：“你这样随便多不好!”我说：“我的脚破了，有点儿疼。”又反问他：“你想让我去，为啥当时不说?”他说：“因为当时有别人在场，怕你接受不了，所以没说。你虽然累了，脚也疼，但还是应该去的。”在他的批评下，我哭了。他又心疼地说：“我性急，说得太重了，方式方法也不好，请你原谅我!”其实，我并非因为批评而哭，结婚以来，溥仪从来没用批评的口吻说过我，发现我有错的地方，总是用很婉转的话使我认识到。这次一反寻常，说明我的错误是很严重了。因此我恨自己，哭了。我觉得溥仪是真心爱我的。

有人说，病后见真情。对爱情来说，病中是一个考验。我和溥仪的体质都不好，经常闹病，这当然不好，然而却从这方面，我们夫妻之间多了一层体会。

我这个人经不得风霜，常常感冒。每次感冒，溥仪都当成一件大事，记在他的日记上，并逐日记载病情的发展。他护理我更是耐心周到。有一次我夜间发烧，他一宿起来五、六次，摸摸我的前额，给我准备退烧的药品和开水。白天，他见我往窗边坐，马上伸手关窗，怕我受风着凉。1964年我患重感冒，这可把当时正住院的溥仪惦记坏了，要回还回不来，他一天数次打电话来询问，还有时打电话给溥杰，请他送药给我。

1963年1月间，我因妇科慢性病发作而不得不住院治疗。当时溥仪正参加全国文史工作会议，每天都有领导同志的讲话以及参观、座谈等活动，日程排得很满，但他仍抽暇或请假，多次探病，给我以很大的慰藉。可是后来，我做了一件使他很不高兴的事儿。

P37-39

提起爱新觉罗·溥仪，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

公元一九。六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溥仪出生于北京醇王府。一九。八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决定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兼祧光绪。于是，溥仪在同年十一月初九日登极为清代第十代皇帝，年号宣统。一九一二年，隆裕太后接受中华民国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书》。从此，溥仪开始了在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生活。一九一七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前清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张勋起兵拥戴溥仪复辟，他又第二次“登极”当了皇帝。只十二天，这次复辟就破产了，溥仪一边哭着一边颁布了新的《退位诏书》。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溥仪被迫接受冯玉祥将军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移出紫禁城，迁入“北府”，旋即逃往日本公使馆，又移居天津日租界，并在那里度过了七年寓公生活。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占领我国东北，制造出一个伪“满洲国”，并把年仅二十六岁的溥仪弄去当了傀儡。一九三二年，溥仪在长春出任伪执政，定年号为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仪第三次“登极”，即皇帝位，改元康德。这以后的十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屈辱的当傀儡皇帝的日子。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溥仪在逃亡通化的路上，第三次颁布《退位诏书》。接着，就被苏军逮捕，在赤塔和伯力当了五年俘虏。一九五。年七月间，溥仪被遣送回国，经过十年教育改造，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蒙政府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曾经有过漫长的封建社会，而不断的改朝换代又产生了许多末代皇帝。所有的末代皇帝不是被杀就是自尽，都没有好下场；唯有溥仪例外，他以公民的身分幸福地度过了晚年的美好时光。

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一书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上各种肤色的人们了解了溥仪的前半生，更想知道他的后半生。因此，溥仪生前就有很多人劝他再写一部有关晚年生活的书，但溥仪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常对别人说，也曾对我说：“我的后半生不能用笔写了，而要用实际行动写。它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为人民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很不幸，我的爱人特赦后只活了8年，就被肾癌夺去了生命。从时间看，比50多年前半生短了许多倍，而从生命的意义看，又胜过前半生不知多少倍。从这个角度，溥仪的后半生还是值得记述传世的。

虽然溥仪不想自己动笔写这部《后半生》，但是，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特好记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和谁谈了什么话，往往都要写进笔记本中去。只见他每天晚上都写，字迹潦草难辨，大概是为了节省时间吧，反正他记得很多。特别是到外地参观，别人晚上都去溜一溜，他却埋头伏案地记呀记。几年时间里，他记下了28本日记和更多的笔记。现在看来，这些珍贵的记录正是溥仪后半生的真实写照。溥仪与我共同生活了5年半时间，如果从相识那一天算起，就将近6年整了。

因此，又有许多朋友寄希望于我，他们说我是溥仪晚年生活中“亲密无间的伴侣”，对溥仪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有“别人不能相比的了解”，希望我以切身感受写一部关于溥仪与我共同生活的回忆录。当然，对这件事我责无旁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动笔。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八、九月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庆祥同志来京访问我。他鼓励我一定要写好回忆录，他说，这将是我对历史和民族应该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他还帮助我挖掘回忆线索，拟定回忆提纲。我们商定的原则是：想出一件事就写出一件事，忆及一句话就记上一句话。他对我说：“您的回忆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每一个字都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准绳，对历史负责”。我以为这话很对。  我的回忆工作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完成的。每当回忆的时候，我就好像又置身于十几年前的生活中，我的亲人又栩栩如生地站到我的面前，我们共同沿着历史的陈迹，由此一时到彼一时，从这一地到那一地。我不知道笑过多少次了，那是因为又生活在当年的幸福和甜蜜之中；我也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那是因为突然又把忆念中得到亲人的喜悦和现实里失去亲人的痛苦联系到一起……我的回忆可能很不全面，但却是完全真实的，都是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

王庆祥同志是一位史学工作者，他在帮助我整理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是要信实地描出历史原型，倘有回忆不得真切者，宁付阙如，绝不虚构。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溥仪与我》，就是他根据我的口述并对照和印证了溥仪遗稿之后整理成书的。初稿完成后，王庆祥同志又来京，和我共同对全书逐字逐段地进行了核实。我认为，改定的书稿与我口述的精神和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我的回忆只能侧重于溥仪的家庭生活方面，远不足以概括溥仪后半生的全部；倘能略补幸而尚存的溥仪日记等手稿，那就更好了。

最后还应该说明的是：由于长春人民非常熟悉历史上的“康德皇帝”—那个曾建立了一座中西合璧、不伦不类的“帝宫”，并在那里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出卖祖国河山和财富的《日满议定书》的溥仪，因而也非常希望了解溥仪的转变及其晚年生活。我就曾接待过许多登门来访的长春朋友，亲耳听到他们述说自己的愿望。有鉴于此，当长春市政协的同志表示希望由他们发表我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愿意借此机会，把经过改造变好了的公民溥仪的思想和生活风貌介绍给北国春城的人民。倘我的爱人九泉有知，也一定十分乐意用自己晚年的生命之泉，去冲刷那历史上血染的旧痕。当长春人民为此而感到欢欣的时候，我相信溥仪也会宽心多了。

(写于1981年2月24日，改于1984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