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自1980年以后写的20多篇谈鲁迅的单篇文章。这些文章资料翔实，且富有作者的个人观点。内容涉及鲁迅的一世纪、鲁迅的为人、鲁迅传记资料的真伪问题、鲁迅生平研究、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等等。值得广大鲁迅崇拜者及其研究者的阅读。

本书收录了作者从1980年到2001年这段期间所写的20多篇谈鲁迅的单篇文章。这些文章资料翔实，且富有作者的个人观点。内容涉及鲁迅的一世纪、鲁迅的为人、鲁迅传记资料的真伪问题、鲁迅生平研究、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等等。

鲁迅的一世纪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鲁迅研究中的资料问题

学鲁迅的为人

鲁迅传记资料的真伪问题

半个世纪

谈《鲁迅全集》

举一点例

保护法律

关于一条注释和一篇附录

这叫“审读”吗?

新版《鲁迅全集》的得与失

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谈谈《鲁迅全集》第六卷

鲁迅生平研究二十年

鲁迅死因“正、反、合”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上)1946年的答案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下)1957年的答案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删掉的信息

《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

“木瓜”其人其事

小人张凤举

鲁迅与邵洵美

异中有同

陈赓是何时会见鲁迅的

“我”是谁?

稿阙两则

学鲁迅的为人

我的小册子《鲁迅传略》修订本行将脱稿之际，想请孙用同志给它写一篇序言。开始他曾经打算写的，后来因为感到视力衰退，书写困难，推辞了。他写信给我，说明没有能作序的原因，末了说：“你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榜样，他出了那么多书，从来不请别人作序。”我回信说：“你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榜样，他曾经为许多后辈的书写序。”我感到愉快的是，他虽然没有作序，但是题写了书名，为小册子增添了光彩。那时我住在长沙，和孙用同志常有书信往来，现在特地提到这一次通信，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你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榜样”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本来嘛，“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学了就是为了要照着做嘛。

从来就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学习态度，一是学了就要身体力行，一是学了不过装点门面。这里说的“从来”，至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的荀况就在他的《劝学篇》中描写了这两种态度。他说：“君子之学也，人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人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荀子赞扬了那种“人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的学习态度，反对了那种“人乎耳，出乎口”的学习态度，他嘲笑说，这样“人口”和“出口”的距离太短，刚进来就出去了，怎么可能使你这么大一个躯体受到影响呢?

就说鲁迅研究吧，其实也是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的。现在的鲁迅研究者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出于对鲁迅的由衷的尊敬才开始自己的研究的。他们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他热爱祖国和人民，他毕生追求祖国的进步和富强，他疾恶如仇，不能容忍任何反动的、荒谬的东西，他勇敢地探求真理，坚定地坚持真理，决不随风倒，他极端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研究他，就是研究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史、革命史和思想史。就是他的立身行事。许多地方都足以作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表率和楷模。许多研究者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和动机来研究鲁迅，正是这样的态度和动机使他们的研究富有成果。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研究者的态度都是这样的。鲁迅曾经说过，孔夫子“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历史也真太会捉弄人了，在一段时间里，鲁迅本人竟也当上了这“敲门砖”的差使。一些人弄起“鲁迅研究”来，只不过是想用这块砖头去敲开幸福之门。对于这些敲门者来说，其实是无论哪一块砖头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对于这块砖头的本身并没有多少研究的兴趣，需要“研究”的倒是这不同时期的“幸福之门”的不同结构和不同敲法。所以，鲁迅可以“批林批孔”，鲁迅还可以“反击右倾翻案风”，鲁迅提出的“打落水狗”就是教导我们“把反对走资派的斗争进行到底”。1966年10月，在陈伯达把持下的《人民日报》甚至在社论中说，“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比方说吧。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本来不过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一场论争。等到林彪委托江青开了一个什么座谈会之后，马上出现了许多文章说这是一场“路线斗争”乃至“阶级斗争”了，“国防文学”成了资产阶级的口号，什么“卖国文学”啦，“一支毒箭”啦，“不容休战”啦，等等等等。待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马上又有“研究者”连忙声明：我是国防文学派。我为这位“研究者”惋惜的是：稍微生得晚了一点，没有能够赶上1936年的那一场热闹的论战。现在这场论战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我们把它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加以科学的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当然是有益和必要的，但自己又怎么可能投身到历史上的这一场论战中去呢?现在谁也不会请缨赴敌，决心帮助关云长守荆州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笑谈，醉翁之意不在酒，知道了其目的在于敲开幸福之门，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只有一个“观点”是真实的，就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敲开幸福之门，此外并无任何自己坚信的“学术观点”。如果他判断作相反的表态更有利于敲门，他也可以向东吴输诚，帮助陆逊来打关羽了。鲁迅曾经描写过这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像风信旗似的转得真快”。

鲁迅曾经给流氓下过一个这样的定义：“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这些“研究者”看了鲁迅的这段文章，不知作何感想。

学术研究是极为严肃的事情，要求人们认真从事的。试看鲁迅，他是经过成年累月的准备，才写出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来，而且一再订正它的差错。就是翻译，有时为了一个译名定不下来，反复写信和人商量。而有些鲁迅的“研究者”却不肯这么办。因为意在敲门，所以花如许气力就未免不合算了。“克日速成”的煌煌巨制，洋洋百十万言，论体积乃至重量等相当于一块真正的砖头，可是其草率粗陋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朱家骅(骝先)可以变成《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留仙)!还有些人对于捏造“史料”有不疲倦的兴趣，而且愈造愈大，就连对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敢造起谣言来了，说什么他曾经去访问过鲁迅。还有些人为了发表“成果”，可以不择手段。首先是诱之以利，倘若给我发表，你的英名必将载入(我的)史册。这一招要是不灵接着还可以胁之以威，我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

正如鲁迅说的，一些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带累了孔夫子。一些人把鲁迅当作“敲门砖”也给鲁迅带来了损害。我们现在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用确凿的材料和有说服力的论文告诉现在这一代青年读者：鲁迅并不是那些把他当敲门砖的人所描画的样子。

恩格斯在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马克思声明自己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这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鲁迅泉下有知，当也会向这些把他当做敲门砖的“研究者”作类似的表态吧。

一个人想要敲开“幸福之门”的愿望是无可厚非的。愿意拿鲁迅来做这“敲门砖”也可以算是鲁迅的“荣幸”。不过，你是不是也可以多少用一点诚恳的心来研究一下手上的这块“砖头”?既然你已经读了不少鲁迅的书，那么也学一学鲁迅的为人，行不行?

P35-38

我在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鲁迅传略》，从此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在这以后的五十多年里，出的书，写的文章，有不少都是谈鲁迅的。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鲁迅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史方面首屈一指的显学。在这里，聚集的研究者多，发表的成果也多，我只是凑热闹的一人。不过我起意研究鲁迅，却还是这题目在中国成为显学之前。前些年清理杂件，无意中见到我上中学时写的几页草稿，哦，是了，这岂不是我试写的鲁迅传记的片段么。这给鲁迅做传的意图一直没有放下来，几年之后终于出版了那本《传略》。

回想起来也真够荒唐的。那时，我除了通读过已经发表的全部鲁迅著作之外，像周作人、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的书都没有读过，关于鲁迅，其实是所知甚少的。这样一本粗疏肤浅的书居然也出版了，一是它赶上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这个大活动，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举一个例：我在写到1936年左翼文坛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就说鲁迅是受了反革命分子胡风的蒙蔽。虽说我引用了《人民日报》刊登的那些把胡风妖魔化的文字作为论据，却不去想一想这些是真实的吗。特别不应该的是，这书是在肃反运动中写的。那时我自己正是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肃反对象，从亲身经历中，我深知诬人小组(官文书写作五人小组)对我的揭发，检举，定案，全都是血口喷人的诬枉之问，为什么就不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去想想那些“揭露”胡风的文字呢?如果这本书稿就因为这种倾向而被选用，那么这个起点真要令我感到羞耻。所幸的是我在不久之后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本书因而不再印行。到1982年我将它增订重印的时候，这些胡言乱语当然都删去了。

就是这个1982年出的修订本，也还是不行的。在1982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又出现了不少直接和间接的鲁迅传记资料，有可能给一些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了。当然，也因为这些年里自己的见识多少有点长进，于是重新做了一本《鲁迅传》让它取代原来写过两次的《鲁迅传略》，希望这一本能够留下去。

在我写的有关鲁迅的书里面，《鲁迅回忆录正误》订正了许广平等人所写回忆录中的史实错误，很用了一点心思。《重读鲁迅》(同邵燕祥兄合著)在分析鲁迅作品的时候，介绍了一些相关的背景材料，提出了一些和旧说不尽相同的意见。这两本，我自己比较看重，也是希望能够留下去的。

1980年以后，我陆续写了不少谈鲁迅的单篇文章，有些是应报刊编辑者的约稿，命题作文；有的是为自己编的刊物作补白，介绍一点零星资料；当然也有自认为在研究中稍有心得，写出来贡献给读者的。历年所写的这些文章，积起来怕有三四十万字吧。曾经结集过一回，那就是2001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论集》，收集了截止那时为止我谈鲁迅的几乎全部文章。版权页上未载明印数，听说怕卖不掉，只印了一千本，那么看到这书的也就只是一千人了。这样倒也好。例如书中所介绍的一些资料，已经被《鲁迅全集》的注释采用，不必再以原来的形式保留在我的书中，我也无意将这本《论集》重印了。现在只从其中选取比较可读的几篇，再加上这几年的新作，编成了这一本。从所收的每一篇里，可以看出我写作当时的见识和写作环境，许多字句都反映了当时的色彩，今天来看显然是过时了。不过我都不加改动，好让读者看到我也是从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环境走过来的，我也深深受到过那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在近年来所写的中间才摆脱了。从这前前后后的文字里看，自己的见识还是有点长进的。最后，我把《论集》“题记”中的一段话转录如下，以结束这篇序言：

稍可自慰的是，近年写的几篇比早年写的似乎稍有一点进步。早年偏重于考据，只能说是弄清楚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为进入研究准备条件。近年所写，套用古人的术语来说，是在考据之中稍稍涉及一点义理了。今后再写，我还想是多在这方面用力。考据文章，结论常常是唯一的，不容异议。一涉及义理，可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了。读者必有不同意见，欢迎提出来讨论。

2007年8月27日朱正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