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吏在代君“牧民”过程中，面临如何尽忠报国，如何处理公务，如何对待同僚与民众等问题。他们经过自己的摸索与实践，总结出了大量的关于如何做官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这些就是被人称作居官要语的为官箴言。本书分为正己、待人、尽职三个部分。正己是针对官员自身而言的，下分修身、治家、晚节三大类；待人是告诫官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下分事上、友僚、爱民三类；尽职是着重培养官员的基本素质，下分清廉、谨慎、勤奋、秉公、教化、长能六大类。

曾经如游龙飞凤般生动展开在历史过程中，植根于庶民百姓，升华于士子精英间的“中华智慧”，是一片丰饶的沃土。从立身做人的德行准则，到处世创业的韬略谋划；从莘莘学子的学规学训，到官吏奉守的箴言；从人生哲理到家训家规，古人无不穷极精研，富于创意。锐意进取的当代中国人，需要回首往昔，神交古人，听取历史这位导师的谆谆教诲。本书为该丛书之一“官箴要语”。

前言

第一章　正己

　1.修身

　　我之不德，民将弃我

　　信者，居官立事之本

　　名节至大，不可玷污

　　贵而不骄，守之以谦

　　其身正，不令而行

　　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

　　贪荣躁进，则失身枉道

　2.治家

　　禁家人侵渔

　　亲戚用事，废职亡家

　3.晚节

　　仕途贵知足

　　功成身退，为天之道

第二章　待人

　1.事上

　 事君尽忠，人臣大节

　 官场上下，当尽礼仪

　2.友僚

　 同僚贵和，恕道为先

　 用人以荐贤取长为上

　3.爱民

　 民为邦本

　 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

第三章　尽职

　1.清廉

　　廉者，立政之本

　　惟俭足以养廉

　　贪之祸人甚矣哉

　2.谨慎

　　居官不慎，取败之道

　　为政以问察为第一要

　3.勤奋

　　长民宜有为

　　修政立事，朝夕以思

　4.秉公

　　为政之道，莫若至公

　　去私则政理

　5.教化

　　善教得民心

　　刑狱者，济德之穷也

　6.长能

　　为治不可无才

　　不知治术，不足治也

征引文献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强调人治，认为“为政在人”，国家所有法律制度都要靠人去推行，它的贯彻执行及其效果，甚至能否成立，都与官吏的个人品德密切相关，即“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因此特别重视执政官吏的自身修养，强调他们的表率作用，“设官凡以为民也，而征诸民必本诸身”，并认为不明白这一点而想治理民众，那么“非空谈即杂霸”。且不论封建统治阶级做得怎样，他们中的有识之士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却是个事实。唐太宗曾反复告诫其臣僚：“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汉代著名政治家荀悦也曾指出，官吏只有亲自为民众作出榜样，才能称得上是深知统治术：“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古代官箴中一再致意的修身、治家和保持晚节，就是这种思想认识的产物。

1.修身

我国古代读书人以人世为重，视“学而优则仕”为最佳途径。他们学得满腹经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他们高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旗以励己激人。在“修、齐、治、平”四项中，他们认为修身是最根本的一条，舍此而不能有其他，因此不论是在读的莘莘学子，还是已仕的官员，甚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要以修身为第一急务。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传世的古代经典著作以及众多贤官能吏的著作、文集，就可以发现古代官箴中的修身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培养品德，讲究信用，推崇名节，谦逊不骄，以身作则，以忍制怒，以及不贪权势等。

古代官箴认为“德者，本也”，因此强调“君子先慎乎有德”，在端正“心术”的基础上修养仁义恭敬，衣冠、容貌、言谈、举止，都不可“有倾刻亵慢”，因为这些都是“修身立政之本”。诚信是官吏事君上、怀下人的重要品质，做官无诚信，则“无以取爱于其君”，“无以取亲于百姓”，因此官吏修身“莫善于诚信”。我国封建社会中，士人特重名节，把它提到与女子贞操同高的地位，“士无名节，犹女不贞，则何暴不从?何美不附?虽有他美，不足赎也”。毋庸讳言，名节观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大法宝，但它在激励士人伸张正义，反对邪恶，加强民族气节方面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谦逊不骄被官箴看作是利己利人的美德，“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些箴言强调，如果统治者能谦逊待人，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戴，有利于他的统治和仕途。古代官箴认为在官吏之间、官民之间等上下关系中，“上”的表率、引导作用十分重要：“吏治无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提倡好的言行时，要求“上”必须做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在制止坏的言行时，则要求“上”必须做到“无诸己而后非诸人”。阶级社会中，上与下，特别是官与民的关系大多时候处于矛盾之中，如果真能做好以身作则，矛盾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化，“致治”自非难事；反之，则会使矛盾激化，以致爆发武力冲突，“乱世”自然随之而至。“怒”能败事为人所共知，官箴告诫官吏要用忍耐，制止怒气。古人深知为官之艰难，“事之不如人意十常八九”，往往容易“怒见颜面”，如“临事乘势”，则只能自害，因此十分强调“盛怒必忍”，认为“忍之一事，众妙之门”，甚至将忍与“清、慎、勤”相提并论，认为官吏只有“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权势能使追逐它的人丧失廉耻，身败名裂，因此官箴十分重视出仕之“出处去就”，认为是“士君子之大节，不可不谨”，强调“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更不可“苟且以侥求幸进”，否则“有失身枉道之耻，而悔吝之来，必矣”。这对那些野心膨胀、削尖脑袋乱钻，甚至毫无廉耻地伸手要官的人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我之不德。民将弃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礼记·大学第四十二》P1-4

时代的步履已跨越21世纪的门槛，现代文明不断创造出辉煌成就，上天人地，呼风唤雨，世界统一市场建立、全息式信息迅速传递等昔日的遐想，都渐次演为活生生的现实。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并非单向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创生与毁灭双至的“俱分进化”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扬雄《太玄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诸层面，今人都患着不轻的“现代病”，面临着若干不易突破的困局。此间的人类尤需反思，神交古人，听取历史这位导师的谆谆教诲，借重昔时积淀的智慧。

作为人类智慧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智慧，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而且也为域外所借重：《易经》成为德人莱布尼茨创立二进位制数学的启示，而二进制正是电子计算机的运作原理；《老子》的“有生于无”哲言为西方建筑大师提供了灵感源泉；《三国演义》是日本企业家从事商战的教材；美军将帅在海湾战争中星夜披阅《孙子兵法》，“声东击西”是其赢得胜算的谋略……外人研习中华智慧并取得实绩，使国人闻之而怦然心动——难道我们不应当以双倍的热情、更高的灵性，继承、发扬先辈智慧，以推动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的业绩吗!

出于以上思考，本丛书试图介绍“中华智慧之集萃”，以为时贤提供参考。

何谓“智慧”?狭义的“智慧”约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聪明、才智，与“贤德”相对称，故有“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分野。有些思想史家把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称之为“智性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德性文化”。这当然是从东西文化关注的侧重点之异而立论的，并非说希腊不讲德性，中国不讲智性。我以为，区分“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确有必要，如果两相混淆，则知识论与道德论便混为一谈，然而，强作两分，把二者割裂开来，又有悖人类精神的整体性。本丛书所介绍的“智慧”，并不全然限于狭义智慧，而涉及广义智慧，或日“大智慧”，包举才与德，兼容智与贤。如此议“智慧”，或许更切近中华文化的本真面貌：中华智慧不限于“智性之知”，还包含“德性之知”，追求二者的统一，偏执一面、陷入偏锋者则每遭诟病——多智而无德者(如曹操)被斥为“狡智”的“奸雄”；有德性追求却丧失智性者(如宋襄公)则被视为不足取的蠢才，这两类人都不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中国人所推崇的文化英雄(如周公、姜子牙、诸葛亮)都是智者与贤人的整合，是仁、智、勇的统一体。从此种“大智慧”视角方可逼近中华智慧的真髓。

何谓“集萃”?本丛书并非论著的集成，而是编者从“中华智慧”涉及的各个侧面(如立身做人的德行准则、处世创业的韬略谋划、莘莘学子的学规、官吏奉守的箴言，乃至生态平衡、家训要义、养生之道，等等)，分别纂集中华古典的相关精粹，并加以条贯、诠释。读者诸君手持一卷，春诵夏弦，即可获得中华智慧某一方面的概要；若通览诸册，则可观照中华智慧的大貌。当然，如欲升堂人室，摘取智慧之果，则不仅需要“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因为大智慧的获得，是人生践履的结果，需要从知、行两方面潜心努力。编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循流探源，寻觅中华智慧的真谛，并虚心汲纳各种异域智慧，相互比较、彼此观摩，以求得在现代文明地基上的整合与涵化，达成中华智慧的创造性发挥。

冯天瑜

2007年金秋

书于丹桂飘香的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