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的问题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探讨意义，其出版在经济学青年学者和学生中将引起巨大反响，在经济学理论界也将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并能对有关转型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五位青年经济学者，怀着浓厚的学术激情，发起成立了“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不定期地以对话的形式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本书就是他们多次讨论和校内公开演讲的文字稿。他们注重经济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互借鉴，分析探讨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就当代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这个宏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真诚的观点。该书共包括11章，另外还有一个前言和三个后记。

前言

1.转型的困惑——重大的问题与挑战

2.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成本与收益——兼论政府和公用事业的改革

3.中国经济转型中的power与社会结构

4.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身份、价值与认同

5.反思中国的教育——社会流动和平等的视角

6.收入分配、社会结构和经济增长

7.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一个历史的视角

8.中国国家建设走向何方：一个政治经济的视角

9.增长重于制度：社会与政治转型的经济学思考

10.经济学与当代中国——在复旦大学第十届经院人节开幕式上的演讲

11.转型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后记一：共享学术的喜悦与激情——复旦的一个青年经济学人群体

后记二：我们生长在中国的土地

后记三

【王永钦】

我想就三个方面谈谈对教育的看法。第一方面，关于政府对教育的管制。其实说到底，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就是政府对教育管制太严造成的，因为没有竞争，因为不能够自由地开办学校。拿高等教育来说，教育部垄断着高等教育，发文凭都是它来盖章的。教育的政府垄断比任何产业都要来得厉害，我觉得这是我国教育低效率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这就像我们整个工作室所讨论的主题一样，在计划经济时期是被隐藏起来的，那时候教育收益没有市场化，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的效应。受了教育后无非就是分配一个地方让你去工作。过去教育部门的人，包括教育部门的官员都不像现在这么有影响，那时候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掩盖了这个问题，让教育看上去很公平。现在的情况是其他方面都市场化了，就是教育没有市场化或者说市场化程度不够，而它又垄断了资源，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于这个问题，用规制经济学里很有名的一个理论就可以解释，就是斯蒂格勒所讲的俘获理论，就是说，这里面的寻租现象一定是很严重的，因为市场化所造成的租金非常之高。这个租金本身又是可以资本化的，租金产生租金，越来越高，相当于一种资本。就像一个人在读到非常高的学位以后，就可能会去寻求更多的社会关系；如果他是一个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按照我们的逻辑这个关系他是进不去的，因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只有获得了很多教育才能进入这个社会圈子。这个圈子本身是有租金的，这也是一般均衡的效应，不过是从比较微观的角度看的。总之，这种现象会加剧不平等从而减少社会流动性，这是一个社会效应，和前面所提到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s)道理是类似的。

第二方面，关于制度之间互补性的问题。刚才讲的一般均衡是一个宏观的机制，在转型经济学中，罗兰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制度之间其实是存在互补性的。刚才讲的管制也是一个广义上的制度互补性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看，一个部门放松管制了，它的价格是市场的价格，另外一个部门是政府的价格，两者之间的互动是很复杂的，这方面也有相关的文献。两者之间的互动带来了相对价格扭曲，这种扭曲了的相对价格具体是怎样产生的呢?扭曲了的一般均衡是什么样子呢?教育本身是有一种一般均衡效应的，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进一步刻画出来。总的来说，这不再是简单的一般均衡，但还是需要用一般均衡的思想，所以可能是一个理论性比较强的问题。

第三方面，关于标准化，陆铭刚才也谈到了。即使政府管制是有效率的，也涉及一个能否落实的问题，这就需要信息。大学以前的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一般比较标准化，很容易得到充分信息，在教育竞争市场上容易知道学校好还是差，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小学私有的比较多，这个私有是增进社会福利的。但是大学，包括职业教育的标准化就很难了，因为很难监督服务质量。这就引出了非常好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格莱泽(Glaeser)等人所关注研究的非营利企业家问题。就拿产业化来说，我觉得，当市场互补性比较强的时候产业化是可以的，但当市场不太完美的时候，产业化不是好事情。举个例子，在美国，60％多的医疗服务都是非营利性组织，美国的大学也是非营利性组织，它是由董事会来治理的，没有一个人是剩余利益所有者，这正符合了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为什么要由非营利组织去做呢?其实非营利组织并不是不赚钱的，首先这一点要肯定，它仅是一种治理结构。医院、学校等组织为什么是非营利的呢?格莱泽等人认为这是因为它们的服务质量消费者是很难衡量的。如果是营利组织的话那就麻烦了，就像去医院看病，医生随便开药，你根本不知道的。中国的医院产业化是走错路了；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也一样，应该是非营利组织，就是说不以赚钱为目的，学校领导人的工资应该是固定工资，剩余的钱作为公共基金，否则就会有逆向的激励。因为质量规制是很难的，政府也很难管制，在这方面政府和市场都是失灵的。所以，美国的高等学校100％都是非营利组织，没有一个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但这不排除它赚钱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于信息经济学的问题，因为信息不对称，最好说自己不赚钱，实际上赚钱更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里面的道理是很深刻的。非营利组织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因为不存在逆向的激励；这种组织不去赚钱，但却很有钱，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治理机构。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非要推行这些看似无效的政策呢?理性地看背后是有原因的。刚才你们已经谈了很多，对此我就不再重复了；还有另外一个在中国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是更加一般性的，不一定仅仅针对学校。根据我的观察，中国转型期间人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就是组织形式的重构；相比来说，人们一般更加关注企业怎么重构、民营化和非营利性组织等问题。而实际上，组织形式的重构更为重要。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很多组织，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经济的，有的是社会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有些组织的治理模式是需要发生改变的，有的要变成营利组织，有的要变成非营利组织，有的则要变成政治组织。但是，我国经济转型中出现了一个不够有效率的情况：对于有着比较好定义的激励结构的社会组织，是应该变成经济组织的；有些经济组织则要变成社会组织，是需要重新定位的。而我们一视同仁地实行了产业化，没有加以区分。其实没那么简单，市场内部的激励机制有些适用于营利组织，有些适用于非营利组织，有些适用于社会组织，有些则适用于政治组织。但现在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政府管制方面出现了空白，空白在于政府有时候对选择有限制，有时候没有限制；就是说，同一个组织在申报的时候可以申报非营利组织，也可以申报营利组织。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套利行为(规制性套利)，比方说盈利组织赚钱可能没有非营利组织高，它就打着非营利组织的名义来经营(考虑到免税等情况，非营利组织不一定赚得少)。医院是另外一个例子，本来应该是非营利组织的但却成了营利组织。

P126-129

经济学因为关注人类行为，关注制度和市场机制的运行，关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俯视经济”和“直面社会”的位置。

我们因为有了经济学，有了对于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思考，而肩负起了“薪传学术”和“关注中国”的责任。

我们带着经济学的知识，我们迎来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智慧。我们相互地提问和对话，我们记录下那些只言片语。我们团团围坐在一起，中问有着火焰的温度和光亮。

我们沉静下来，我们用自己的阅读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我们努力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经济学因为思考着现实世界而有了生命，思考因为有了经济学而有了力量。

让我们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让我们共享学术的喜悦与激情。

本书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系列作品之一，也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85创新基地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的出版基于几位作者的一系列研究，为此，王永钦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批准号05CJL014)的研究资助，张晏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05JC790090)的研究资助，陈钊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批准号：05JJD790004)的研究资助，陆铭感谢来自教育部的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和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项目资助。

书中的对话稿首先是由我们的学生记录整理的，特别要对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是：蒋仕卿、田士超、王亦琳和胡霄俊。我们还要感谢陈周旺博士和桂勇博士慷慨地允许我们将他们主讲的内容收录在本书中。我们的一系列讨论特别得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张军教授和李维森教授的支持，以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科研办公室徐巧珍老师、忻怡怡老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陈梅老师以及经济学院团学联的帮助。

本书的出版特别要感谢上海世纪高教图书公司的何元龙总经理和李娜编辑，他们一直支持着我们的研究工作，并帮助以书的形式传播着我们的研究。

最后，我们将此书献给那些关注着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读者们，献给我们的家人，还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