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任先生对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经典——《老子》的注解和阐释。

作者在《老子》原文的每章前,撰写了高度概括性的内容提要和中心思想；对原文中的重点和难懂词句，逐一校注，并附有历代名家的校勘成果；译文精确、流畅、规范、易懂。作者译注《老子》始于1956年，先后出版过三部《老子》注译著作，深受几代学人的推崇和喜爱。本书集作者半个多世纪研究《老子》的大成，也是《老子》问世2000多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译本不是根据古本、善本，而是以社会流行广、影响大的王弼本为底本。作者认为，战国时期的《老子》、汉初的《老子》的基本思想已定型、成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并不是那些善本、古本等稀见的版本，而是通行本。参照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乙、丙本原文进行注释、翻译。每个章节以作者对本章提纲挈领性的导读为开始；原文与脚注采用原书的繁体样式，脚注对原文中的重点和难懂词句，逐一校注，并附有历代名家的校勘成果，充分体现其学术性的一面；在原文的右边附有简体的翻译文字，译文精确、流畅、规范、易懂，显示其普及性、大众化的一面；书后附重要名词索引与内容分类索引，便于读者更易领略老子的博大精深；图书最后附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乙、丙本释文，以及作者多年来对于《老子》的研究成果与心得。全书内文疏朗，易于展阅，文约而义丰，相信能为浮躁的当今社会注入一缕清泉。

前言

译例

译文

索引

 重要名词索引

 内容分类索引 

附录

 一、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释文

甲本

乙本

 二、郭店楚墓竹简《老子》

甲本

乙本

丙本

 三、老学源流

 四、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

 五、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

后记

          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

          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兴于汉初也消亡于汉初。从兴起到消亡，只有七十年左右。我国自古以来学术流派众多，但在同一时期遍及全国各地区，并得到政府认同支持的并不多。只有黄老学派的势力曾推广到全国各地，覆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大地区，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共同贯彻。老子学派的社会基础是个体农民，老子哲学的中心思想是维护农民的利益。比如反对城市繁华奢侈，歌颂农村的自然生活。使农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居”。“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反对战争，认为战争使人民受害。战后的创伤也一时难以恢复，“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反对重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这些表述都出自小农的内心企求。秦朝无法实现的这些愿望，在汉初，都不同程度地满足了。汉文帝时期农民赋税为三十税一，在中国历史上算是最轻的。

还要看到汉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民族大国。统辖的范围几乎包括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大地区，南到岭南北临大漠，全国范围内民族众多，风俗语言各异。为了统治这样的大国，政府要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要坚决有力，否则，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治国思想是法家思想体系，强化君主的绝对统治权力。在全国设置郡县，郡县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不能世袭。地方行政只是代中央执行政令，而不能自行立法。

小农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自然经济的模式，而中央政府则要求高度集中的有效管理。如果按照农民的愿望，完全满足农民的利益，势必削弱中央的权力；同时，还要看到分散的个体农民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有了统一的政府，对内可以免于内战，对外能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遇到灾害年景，可以得到政府统筹救济。农民希望政府减轻劳役，强有力而不过分的严苛。

先秦法家主要为君主设计富国强兵的理论。秦朝用暴力统一天下之后，仍然用暴力的办法治理天下，却失败了。因为统一以前秦国管辖范围只限于今天陕西、川陇为中心部分地区。民工自带口粮应召服劳役，行程不太远，工程量也不太大。参加战争，因军功还可能有改善处境的可能。统一六国以后，辖区扩大到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东到东海，北到大漠以南。征募全国劳役修长城，修驰道，建宫殿，建陵墓，每项工程调动几十万民工。农民出工，自带口粮，从几千里外到指定地服劳役，完全超过了个体农民承受的能力。秦朝灭亡，不是外面的力量，而是内部揭竿而起的农民。

汉代第一代皇帝刘邦就是亲身参加农民起义的一位领导者。刘邦取得天下后，认识到用武力可取得天下，但管理天下不能专靠武力。黄老思想应运而生。

黄老思想的两大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照顾到广大农民的利益，使他们安居乐业，吃饱肚子。汉朝初期黄老思想的主旋律，在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一政策实行了七十年，收到实效，国家粮库的旧粮用不完又加入新粮。几十年下来，以致“太仓之粟陈腐不可食”。国家经过七十年几代皇帝的治理，国力充实了，为汉武帝创造了施展其雄才大略，建立文治武功的条件。黄老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正是汉建国后到文帝、景帝及武帝初期。武帝壮年以后，放弃黄老，推尊儒术，儒学(后来演变为儒教)兴起，“黄老学派”从此消失。

黄老学派的“老”是老子，“黄”指的是炎黄民族信奉的始祖黄帝。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未发现“黄老学派”，它想在思想界争得一席之地，才抬出黄帝以壮声势。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领袖。古代思想家为了增加本学派的声望，儒家孔子尊周公，墨家尊禹，孟子尊尧舜。“黄老学派”自称继承黄帝、老子的思想，实质上是老子加秦朝的法家。汉初人对秦朝的暴政记忆犹新，对法家反感。但是，为了全国统一的有效管理，又必须树立一种强制型的治国理论。汉朝有意回避它与秦朝的继承关系，于是出现了“黄老学派”。

实际上，《老子》思想中也有统治人民的愚民思想。国君不使百姓有知识，但要保证老百姓吃饭、穿衣、居住等生活的基本条件。韩非把百姓看成耕田作战工具。老子与韩非看似互不相干的两家，却有一条暗流互相沟通。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合在一起，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古人曾指责司马迁分类不当，认为老子不应与韩非摆在一起，其实两家有相融相通处，《史记》的安排并不能算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黄老学派退出历史舞台，它的著作没有机会流传，长期湮没，人们已不知道黄老学派有哪些文献著作。1973年长沙出土帛书《经法》、《十六经》等四种佚书，第一次提供了黄老学派的哲学著作。提出“道”的概念，认为道有规律可循，“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物之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者谓之逆”。《黄帝四经》认为天下事物即使最细小如秋毫，也都有它的“形”和“名”，所以循名察实。这是先秦韩非思想中经常提及的君主用以考察臣下的方法。黄老思想经常把“道”与“天地”看作同义语，但不及老子的深刻。也主张虚无生有，有生于无，与老子相同，也讲到对立事物如顺逆、生死、文武、刑德、祸福等，可以互相转化，善于利用可以得益，不懂得利用即受害，与老子相同。“刑”与“德”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文武并用，“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两者虽同样重要，但应学习天道，多用生，少用杀，多用德，少用刑。天有四时，春夏秋为生，冬为杀。生为文，杀为武，文武结合，三分文，一分武，四时中，三季(春、夏、秋)为生，一季(冬)为杀，是顺乎天意的。《黄帝四经》重视平衡和调和，提出了“度”、“极”、“当”、“宜”等概念，反对过分，提倡适度。

黄老学派还强调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提出“雌节”这个概念，刚柔、阴阳、雌雄矛盾的主导一方是柔、阴、雌，而刚强的一方居从属地位。这相同于老子的思想。《十六经》中说“立于不敢，行于不能”，“重柔者吉，重刚者灭”。这些理论在汉初十分流行，这些思想老子思想都有，并不新鲜。因此，汉初黄老学派的哲学部分，有的被后来的更有力的学派所吸收，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一部分本来是老子思想的重复。老子学派早于黄老学派，而且影响深远，黄老学派中与老子哲学重复的部分，老子讲过的，没有重复的必要，自然消亡。

唯一能代表黄老思想特色的是其中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随着汉代经济的恢复，由“无为而治”转向儒家的“刚健进取”，后来儒家成为主流、正统，黄老无为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汉以后，儒家发展成儒教，其他流派没有登台表现的机会，只有在儒教大旗下，夹带一些非儒教的内容。学术台面上能公开亮出的旗帜的有孔子、老子两家。孟子为孔子的辅翼。其他学派游离孔、老两家之间，说到底只有孔孟与老庄四派两家而已。

P255-259

研究老子的文献资料，全国解放后，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帛书《老子》甲、乙本，湖北荆门发现了战国楚墓竹简《老子》，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可以解决过去某些争论的问题，如《老子》成书年代等。但影响中国文化的并不是帛书和竹简本《老子》，而是长期广泛流行的河上古本和王弼本。因此，古书的译文依据还是王弼本。

《道德经》是老子的代表作，是先秦诸子传统文化的主要经典之一。另一部经典是《论语》。这两部著作，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老子、孔子的思想传播影响到全世界。这里只谈《道德经》。

关于老子这个人学术界有不同看法，（1）老子生卒年及活动范围。（2）老子的这部书是否老子所著。（3）《道德经》讲的是什么。

先谈老子其人。老子与孔子同时，略早。《史记》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聃。估计老聃比孔子大10~20岁，孔子比释迦牟尼大10岁。五四时期也有人根据思想内容推测，认为老子时代晚于孔子，还有人说老子比庄子还迟。也有人从世袭上推算老子的八代孙，与孔子十二代孙同时，断定老子晚于孔子。

从思想内容来推算时代，有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过硬的根据还是文献、实物。自从湖北荆门出土战国楚墓竹简《老子》，老子的时代已有了比较明朗的轮廓。我在四十多年前所提出的观点有了更有力的实证的支持。老子应是春秋时代的人。

老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在那些方面？

Ⅰ

哲学上，提出“天道观”。这是春秋时代的热门话题。先秦诸子及其著作中，没有不讲到“天”的。春秋时代老子、孔子、墨子，到战国时代的庄子、荀子、韩非，都讲到“天”及天道。各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创立了不同的学派。只有老子的《道德经》把“道”作为最高范畴，集中阐发，提高到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地位，老子是第一人。老子的天道观，有以下特点：

“天”是无为的，自然的，没有意志。开始对天神上帝的崇高地位提出了怀疑。

“天道”是循环的。老子是周朝的史官，与古代天文、占星术有关，“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从天象运行规律得到启发，天道在变化，不是静止的。

他提出这种思想有它的社会背景。当时周王朝对全国失去控制，失去政治中心（天下大乱），贵族世袭制度没落，出了富而不贵的新兴阶级。社会上下尊卑、贵贱的旧秩序遭到挑战，君臣、父子关系已打乱，新秩序尚未形成。对上帝不那么迷信了，上帝的崇高地位动摇了。这种变化影响到每一个成员，敏感的知识界学术界更有深切感受。

老子的《道德经》这部哲学著作讲了些什么？

哲学不同于其他科学，哲学不负责解决一个一个的局部具体问题。哲学的全局观点是从老子开始的，后来不断发展丰富，才有今天的哲学。

道——混沌的，是朴素的。

道——自然的，本来就存在。

道——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

道——无形象，肉眼看不见，感官不可触摸。

道——事物的规律。人、物、自然、社会都离不开道。

“道”是老子第一次提出的新概念，表达起来有困难，它不好描述，它是“无名”、“朴”、“无象”、“无形”、“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道”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老子本身没有深说。老子的认识已经是处在当时中国古代人类认识的最前沿。后人可以用现代人的认识来解释老子，代替老子作进一步的阐发。当年老子自己没讲清楚的问题，后代研究者注释者替老子讲得再清楚，也不能认为是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哲学，使人从宗教、神学中初步摆脱出来，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贡献。

Ⅱ

老子另一个贡献是第一个提出了“无”的概念，这是中国哲学史第一座里程碑。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者讲得不够，这里要多说几句。人类认识外界的过程，总是由外向内，由具体到抽象。近半个世纪以来，儿童心理学专门研究儿童认识外界的过程及其发展轨迹。经过观察、实验、比较，得出大致可靠、比较接近儿童思维成长的实际状况。一个民族思维成长的过程、与儿童成长的过程，与儿童的心理发展的过程大体相似，至少可以从中得到相关的昭示。

儿童认识外部世界，总是先从身边周围的事物开始，由近及远。先认识母亲及其家人，然后扩大到身外的食物、玩具，再扩大到鸟兽、草木、鱼虫等目力所及更大的范围。如高山、大河、天空、气象、风雷等外界虽在视听范围之内，并不能引起儿童足够的关注。日月星辰先被认识，日月星辰所依附着更大的“太空”，则较迟才会引起注意。朱熹（中国宋代的大哲学家）两三岁时，他父亲抱着他指天空说“天”！朱熹问其父：“天之上有何物？”这被视作特异儿童的表现，所以古人对这种事特别记上一笔。古今中外千千万万儿童，很少关心“天之上有何物”的。

近代中外儿童教育家还发现，小学生春游虽然喜欢爬山涉水，但不懂得欣赏山水风景，不关心朝晖夕照之美。人类认识过程总是由具体事物开始，由微细到宏大。儿童学习数字计算，先计算一个一个的实物，然后形成“1、2……”数的概念。先认识自然的实数。据中外数学史上的记载，“零”的概念形成较迟。因为“零”没有形象，也找不到与“零”相当的实体对象可供对照。

我们回顾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与儿童的认识成长过程居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人类认识从有形开始，由具体到抽象，才形成了“有”的概念，西方谓之“存在”。“存在”的原始意义本来是“在这里”，是给你看得见的东西，是具体的有。“有”有大小、形象、颜色等，“有”有软硬、轻重、香臭等性质，“有”能得到也可能失去，各种“有”都可见闻、可感知，可推得结果，这都属于人类认识的幼年期。

人类生活实践、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化，从“有”认识到“有”的对立面“没有”。“没有”是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现实。原始人打猎捕鱼，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两者出现的频率都很高，把“没有”抽象到概念的高度，作为认识的客体对待，达到这个认识水平，只有具有先进文化的民族，才有这种可能。“没有”在未曾上升到概念时，只是一次性的客观描述，人类千百万年早已重复了无数次。老子提出了“无”，是一次飞跃。

“无”这个概念具有“有”所不具备的“实际存在”，总称为“无”。“无”并非空无一物，它与“有”都具有总括万有的品格。老子称之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它不同于“有”，所以“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对这个“负概念”给以特殊的名称，有时称之为“无”；因为它具有规律性，也称为“道”。“无”也是“道”，“道”也是“无”。

老子的“无”不是停留在描述性的“没有”的阶段，“无”并不是存在消极面的，而有它实际多样性肯定的涵义，有现实作用，有可以预测的后果，在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它。“无”的发现，为人类认识史上开了新生面，非同寻常。楚墓竹简书写的“无”，同一部竹简上，前部简作“亡”，后部简作“无”。这个书写的改变，并非偶然。因为“亡”涵义为“没有”，后起的“无”字，则表示哲学抽象概念的出现。

《老子》一书，经过历代传人的补充完善，它从各个方面提醒人们重视“无”的地位和作用。不但要认识“无”，而且从“无”的原则来指导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及社会生活。

把“无”的原则用到政治生活，概括为治国原则：

“取天下常以为无事” 。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常无为”。

“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无为之政，天下希及之”。

日常生活认识“无”的功用：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 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政治生活也离不开“无”的指导：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爱民治国，能无知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老子由“无”衍生出一系列否定概念的积极涵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处理人际关系，要遵循“无”的原则，以退让、收敛为原则：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思想深刻可贵处在于从纷乱多样的现象中概括出“无”这一负概念，把负概念给予积极肯定的内容。老子的“无为”，不是一无所为，而是用“无”的原则去“为”。所以能做到有若无，实若虚，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屈为伸，以弱为强，以不争为争，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建立了中国古代贵柔的辩证法体系，与儒家《易传》尚刚健为体的辩证法体系并列。儒道两家这两大体系优势互补，和而不同，丰富了中华民族辩证法文化宝库。

人类认识总是从旧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新见解对旧知识来说是进步。还应指出，死守此新见解不变，往往妨碍更新见解的出现。《荀子?天论》指出“老子有见于屈，无见于伸”。老子发现了“无”的价值，把它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是老子的贡献。如果把“无”的作用无限夸大，超过极限会走向荒谬。比如老子指出建房屋供人使用的地方是墙壁中间的空虚部分，房屋的实用价值在于它的空间部分。如果把墙壁、梁柱、砖、木看成无足轻重，毫无使用价值，这所屋子就建不成，成了无墙无柱的一片开阔地，房子也就不存在了。

总之，老子发现、提出了“无”是一大贡献，功不可没。他的贵无，是肯定生活而不是消极避世，不是怀疑论。战国末期，出现了黄老学派，讲治道，重刑名，在战国后期民生凋敝的时期，起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的效用，形成黄老无为思想，汉初实行了几十年，“文景之治”，古称盛世。无为思想对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医治战争创伤，效益至为明显。黄老派不同于老子，讲无为之外同时讲刑名，刑名之学是法家思想。司马迁把老子与法家并列，撰写老子与韩非同传，遭到后人的批评，认为分类不当，但也事出有因，二者确有内在的联系。  Ⅲ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言善信，与善仁，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认为水最接近“道”。他列举生活中与水的品格相近或相似的多种现象作比喻。

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说话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正因为他能像水那样与物无争，才不犯过失。

水向人们启示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它的，因为它的力量无可取代。弱之所以能胜强，柔之所以能胜刚，天下没有人不懂，就是没有人能照着做。因此，圣人说承受全国的误解，才算得上国家的主宰；承担全国的灾殃，才能担当国家的君王，正话像是反话。

道的功能表现在柔弱，其运行规律是向反的方向运动，贵柔弱的辩证法是弱势群体的辩证哲学。

老子贵柔原则指导用兵，则后发制人；用于作战，则以逸待劳；对强大敌人，则避实就虚。这种深刻的辩证法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农民求生存的经验总结。老子取的例子也多来自农业生产实践，经常以草木、农作物作比喻，特别是南方水稻产区的农民经验。把水的种种品格予以抽象提高到哲学思维的高度。指出水的品格，性格趋下，说它弱，它最弱；说它强，它又最强，冲决堤坝，冲倒大树，洪水夹带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可以带来灾难性破坏。

我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发明游击战，用劣势兵力战胜强敌，逐渐壮大。后来大规模的抗日敌后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曾继续发挥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仍可看到老子的柔弱辩证法的影响。这种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中得到普遍推行。高明的理论在文化不高的士兵中容易理解和运用，主要在于我们当年的士兵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Ⅳ

老子《道德经》是一部讲伦理道德的著作吗？我们说，基本上不是，这是一部空前的哲学著作，而不是伦理学。它是从生活实践为切入点，引导人们进入高度抽象思维境界，告诉人们天道变化、万物发展变化的总道理。老子的“道”是天地万物普遍遵循的总原则，而不是教人做一个循规蹈矩的顺民。老子也讲到治理国家的问题，那就是“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要点是不扰民，与民休息，减轻人民负担。民之难治，“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指出用刑罚治国，不是好办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希望百姓都能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描绘出的农村百姓过的是一种宁静、自给自足、安适的田园生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老子反映我国古代小农生活的理想画卷。老子说的“小国寡民”不是主张回到原始公社社会，他说的“国”不是现代的“国家”。春秋战国时，“国”指城镇居民区。孟子说齐国一个乞讨为生的人，早上出门，“遍国中无与语者”，这显然不是指齐国全境的国。老子讲到“圣人治天下”的“天下”，才是后来人们理解的国家。“小国寡民”，是说基层单位要小。古人的“天下”不是今天的“世界”或“全球”的概念。

老子的《道德经》，把治天下看作头等大事，伦理学放在第二位，所以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这是说，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礼。礼这个东西，它是忠信的缺失，是大乱的祸首。

老子反对“仁”，认为“仁”并不是最高境界，这一点恰恰与孔子相反。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无所谓仁慈，听任万物自生自灭。圣人无所谓仁慈，听任百姓自生自灭。

又说“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治国的良方就是让百姓自由自在地在此生活，君主不干涉。所以《老子》不是一部讲道德，说仁义，有关伦理修养的书，而是讲世界观的书。所以他说“大道废，有仁义”，仁义不是最高追求的目标。

老子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意思是说，高明的统治者，人们仅仅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们亲近他，称赞他；更次的统治者，人们畏惧他；最次的统治者，人们轻蔑他。

老子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华高度文明起源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全人类发现了自我，运用高度抽象思维，走向高度文明的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次大陆出现了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中国出现了老子和孔子。欧洲、印度和中国三支文化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各自成长起来的。东方西方的前进的步伐不约而同，历史证明文化起源的“多元化”这一事实。宣扬文化源头只能出自西方的言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因为这不符合事实。

《老子》文约而义丰，有很多精到的见解，值得很好钻研。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流传广泛的哲学流派不少，号称百家，其实只有两家，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儒家受到朝廷的重视，后来成为指导人民政治生活的国家宗教（儒教），孔子被尊为儒教的教主，皇帝到孔庙也要参拜。另一流派的老子，它的社会基础是农民。道家成为在野派的主流。老子后来也被道教推奉为教主，或称为太上老君。老子一派以广大小自耕农为其社会基础。

自秦汉到今天，二千来年，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必须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生活安排妥当。农民平时老实、驯服，听从政府的支配，为国家负担租税及劳役。一旦逼得活不下去时，也会揭竿而起，把王朝推翻，成为改朝换代的主力军。汉朝、明朝、洪秀全都是农民起义直接当上皇帝。东汉、唐朝、清朝，是利用农民起义打倒前朝后，乘机当上皇帝建立新王朝的。总之维持一个统一大国，既要保持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又要安抚个体小农的生计。中央政府及农民的关系调整得适当，就会出现历史上所谓的“太平盛世”。

因此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离不开孔、老两家。

直到建国后五十多年的今天，仍然要用全力来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的基础就不牢固。中国建设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迄今为止，老子所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的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喜欢多出主意，老百姓不欢迎，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阻。

老子提出无为，少生事，不要自高自大，柔弱谦下的处事处人的方式，仍有参考借鉴之处。

老子用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善于正话反说，善于用浅显比喻说明深奥的道理。老子文风有诗意，文体也常用诗的语言。《老子》在全世界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每一种语言又有多种译本。从1956年第一次译成现代汉语出版以来，已出版不下十几种译本。这几十年间，我自己仍然不断修改研究，现在这个译本是我九十岁时修订本。如果再过几年学有长进，也许还要再行修订。

我们以一个穷国，取得现代科学和军事的成就。在外国靠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外国靠掠夺殖民地，从对外战争中勒索赔款。前者如英、法等国，后者如沙俄、日本。我们走向现代化，靠的是自己的积累，出自广大农民无偿的奉献，出钱出力，甚至付出生命。

有名的英雄可爱可敬，是学习的榜样。还有更多的默默奉献者也是英雄，他们就是几亿农民，值得永远纪念。

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这是我的座右铭。《老子》译文不断修改，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学无止境，永远不知足。

1956年，接受为东欧保加利亚到北大读书的留学生讲授中国的“老子”哲学的任务。首先要有适当的教材。当时北大图书馆的外文译本有英译本十来种。我看了，都不大满意，有的把原文理解错了，有的不知所云。于是只好自己先把它译成现代汉语。外文译本也都是译成现代外语的。

在讲义的基础上，修改、参照历代注释，整理出版，称为《老子今译》。最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后来，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中，发现《老子》哲学的重要性，非同寻常，对《今译》有所修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老子新译》。这时在湖南长沙发现了帛书《老子》甲、乙本。文字上有所差异，有助于理解《老子》。

又过了几年，四川巴蜀书社约我主编一套“哲学古籍全译”，计划从先秦到明清，选出一系列的重要典籍译为现代汉语(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书未能全部完成)。我又把《老子》重译了一次，书名为《老子全译》。

马王堆帛书本，体现了汉初《老子》书的面貌，后来湖北荆门楚墓出土竹简本《老子》甲、乙、丙本，写成约在公元前300年，它体现了战国时期的《老子》面貌。我决定对《老子》作第四次翻译。

凡是翻译，必然加进译者的解释或阐发，古文今译，中外文互译，译文经常比原文的字数要多出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绎”，有阐发、注解、引伸的涵义，每一次关于《老子》的翻译都伴着我的理解和阐释，因此，这第四次译《老子》称《老子绎读》。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各民族文化都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产生不了哲学。地球上人类存在了200万年，有哲学才不过3000年。

现在有世界影响的哲学思想共有三个原型体系，一个在欧洲，两个在亚洲(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大陆)。三个哲学原型体系，分别孳生出众多的哲学体系和流派。

西汉版本的《老子》和战国时期的《老子》，字句以至段落与今流行本有差别。这些差别，是研究老子必须关注的。比如《老子》的“大器晚成”，马王堆本作“免”成。按《老子》原义及上下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联系起来看，应“免成”更符合《老子》原义。魏晋时期王弼所注《老子》按“大器晚成”作注，“大器晚成”已在社会上流行了1000多年。

曹雪芹的《红楼梦》，生前只写完了前80回。高鹗后续40回，即今天流行的120回的世界名著。这一悲剧结构的小说，震惊了中国文坛，也震惊了世界文坛。有些研究者专家们指出后40回文学修养和语言文字运用比前80回逊色得多。红学家的研究成果斐然，有目共睹。《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文学史的丰碑，并不是只靠前80回，而是通行的120回本。《老子》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的译本不是根据古本、善本，而是以社会流行广，影响大的王弼本为底本。战国时期的《老子》，汉初的《老子》的基本思想已定型、成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并不是那些善本、古本等稀见的版本，而是通行本。

哲学包罗万象，哲学的理论是高度抽象思维的精神产品，好像与现实生活不那么密切。但是越是高度抽象的哲学，它的根基却深深地札在中华大地的泥土之中。

研究老子哲学，不能脱离中华大地，离不了中国的十三亿人民，也离不开全世界六十亿人民共存的现实世界。

为了适于不同读者的需要，书中《老子》原文和注释采用繁体汉字，每章的内容提要和译文则采用简体汉字。

作者

二00六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