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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以历史的恢弘气势,以及学者兼游者的角度,生动地再现了晋商从起源到发展,直至衰败的整个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曾经在中国叱咤风云五百年的山西商人的兴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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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小民话晋商 |
分类 | 经济金融-经济-贸易 |
作者 | 梁小民 |
出版社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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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我们都听说过晋商,在电视剧或小说中看到过晋商。但晋商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这本书就是要带你边游山西,边了解晋商。读了这本书,你会真正体会到晋商的伟大,也会知道,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本书作者以历史的恢弘气势,以及学者兼游者的角度,生动地再现了晋商从起源到发展,直至衰败的整个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曾经在中国叱咤风云五百年的山西商人的兴衰历史。 内容推荐 朋友,到山西去。 那里有五千年的文明,有五百年的晋商。在那里,你可以游览名胜古迹,体验晋商的辉煌。跟着这本书进行一次晋商之旅,将是你一生一段难忘的经历。书中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为您讲述辉煌五百年的晋商文化! 让我们现在就出发! 目录 导言——辉煌五百年的晋商 那一片浩瀚的盐池一晋商的起点 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早期晋商发展史 黄河边上的铁牛——冶铁业与晋商的兴起 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丝绸业与晋商的兴起 并不遥远的驼铃声——晋商中的驼帮 来自北方的商机——“开中制”与晋商 从“开中制”到“折色制”——政策变化中的晋商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走遍全国的晋商 第一桶金由何而来——晋商早期发家史 现代银行乡下祖父的祖父——票号业前的晋商金融业 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晋商票号的兴起 如何汇通天下——票号的业务 制度决定成败——晋商票号的股份制 无规矩不成方圆——晋商的内部管理制度 得三晋英才而经商——晋商的用人与激励机制 道德、制度与约束——晋商的内部约束机制 关公是个符号——晋商的企业文化 慈禧住进大德通——晋商与官本位 九米斗室中的“阶级斗争”——日升昌票号的雷毛之争 危机与机遇——社会动荡中的晋商票号 风雨飘摇中的挣扎——票号业的苦难经历 日升日又落——日升昌的衰亡 没有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票号组建银行的失败 弱国无强商——晋商茶叶贸易中的挫折 坎坷的工业救国之路——晋商与近代工业 晋商起源的一个神话——平阳亢氏的起家 官商一体成巨富——明代蒲州张王两家 靠官还要靠自己——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 小荷才露尖尖角——明代的晋商 成也官,败也官——清代皇商范家 清代的“福布斯”排行榜——清代晋商的富商巨贾 山西的天空群星灿烂——晋商中的掌柜们 此孔非彼孔——孔祥熙井非晋商后人 山西人不“抠门”——晋商的大气 遍及各地的会馆——晋商的群体精神 山西人不浪漫——晋商的家庭 创造财富的那一半——晋商中的女性 常家的戏楼——晋商的慈善事业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晋商与文化 太谷灯下的悲剧一晋商后人的堕落 辉煌中的阴影——晋商的另一面 晋商与传统文化——最后的思考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试读章节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说,“我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毀了山西商人。” 这话的确有正确之处。起义引发了社会动荡,这种社会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在19世纪以来的历次社会动荡中,晋商都深受其害。但这话也不完全对。“最终摧毀了山西商人”的并不是这些动荡,而是山西商人自己。而且,社会动荡也为晋商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当晋商自身强大时,可以把危机变为机遇,实现更大的发展。只有当晋商内部问题重重时,社会动乱才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说起。这在晋商历史上被称为“两次撤庄风潮”。 19世纪20年代,票号问世后得到迅速发展。到道光三十二年(1852年)前后,已由一家发展到十一家,由平遥一县发展到三县,形成票号中实力最强的“祁太平帮”。其业务也由北京和山西总号发展到全国各地,在二十三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称为分号或分庄。真是形势一片大好。 道光三十年腊月初十(]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最早在广西这一带边远地区活动,对社会经济影响并不大。对全国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是从咸丰二年末和三年初(1852—1853年)太平军占领湖北武昌府和汉阳府开始的。在汉口,太平军与清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太平军退出武昌、汉口、黄岗三府后又沿长江而下,占领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城市,并在南京建都。接着又起兵北伐,由安徽、河南、山西进军直隶,威逼京津地区。 太平军路过并与清军激战过的地方正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晋商票号迅速发展的地区。战争必然给当地经济和晋商带来沉重的打击。在汉口,工商业者逃散,城市建筑被摧毀,著名的山陕会馆成为一片废墟,汉口及全省当铺荡然无存。安徽建德县的尧渡镇典铺鼎峙,战争过后荡然无存。直隶交河县13座当铺在咸丰三年后一律歇闭。太平军逼近苏州时,店铺相继倒闭,占领苏州后,外省大商富贾和票号都撤离,苏州与各地的经济联系中断。 刚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晋商票号面对这种局面,只能收缩战线。这就是历史上山西票号的第一次撤庄风潮。 在太平天国攻势之下,北京工商人士焦虑不安,纷纷收缩业务。山西人开的账局和票号开始收还彳戶贷款,收本止账不放。所有在京富商都提本还乡,他们开设的铺号大半关闭。 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港口,票号发展的早期就在此设立了分号。这时账局、票号多半停歇,商人借贷无门。 汉口是清中叶四大市场之一。早在19世纪20年代,票号就进入汉口,是每家票号必去设分号的城镇。票号家数之多,超过所有设分号的城镇。晋商票号在这个金融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太平军攻打到这里时,票号就在各重要据点收缩业务,撤出资本,并把总管理处撤往上海。汉口是票号第一次撤庄风潮中最早撤庄的几个城市之一。 苏州是清代四大市场之一,商贾云集,富甲天下。苏州的繁荣,“全赖外省富商大贾,挟资而来,经营贸易。”这里也吸引了晋商票号。道光十年(1827年),苏州已有几家票号。但当太平军向江南进军后,票号陆续从苏州撤j芒,迁往上海。 此外,票号的其他一些重要基地,如安徽的屯溪、河口等地也撤庄。而且在屯溪,自从这次撤庄之后,票号就再也没回去。 这第一次撤庄风潮是票号发展史上所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P154-P156 序言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追寻着先辈的辉煌,几乎要被历史湮没的晋商进入我们的视野。《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人们知道了恢弘的晋商大院,《乔家大院》又使晋商空前火暴。这一切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一向被认为保守和落后的山西。 在历史上,晋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商帮形成于明代,衰亡于民国以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大商帮。这包括开始于晋南,最后在晋中达到高峰的晋商,以徽州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婆源)为中心的徽商,以浙江宁波为中心的宁波商,以浙江龙游县为中心的龙游商,以厦门、泉州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粤商,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鲁商,以陕西三原县为中心的陕商,以江苏吴县东西两镇为中心的洞庭商,以及江西的江右商。 在这十大商帮中,晋商为首。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为什么在十大商帮中,唯有晋商能让梁启超先生“自夸于世界人之前”?为什么晋商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商帮? 排名次还是要讲资格、讲历史的,十大商帮中晋商起源最早。中国最早的贸易物品是盐,从事这种贸易的正是在山西南部解州盐池从事自然结晶盐贸易的山西人。中国最早的商人是山西人。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就有发达的商业。在明初,晋商作为一个商帮已经形成,其他商帮则要晚一些。明清两代晋商辉煌五百年,在各商帮中,衰亡也是最晚的。 再看经营的范围与地域。在晋商的历史中,经营范围涉及所有物品,从大宗的盐、粮、丝绸、铁器,到小的日用杂货,无所不包。尤其是清代中期之后进入票号业,开创了中国商业史上的新篇章。晋商走遍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真正实现了大流通。 当然,这些还是次要的,看一个商帮,最重要的还是它所创造的财富。国家的排名,要看GDP;商帮的排名,当然要看财富。财富是衡量经商成功的客观标准。晋商有多少钱?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一个排行榜,列出光绪时资产在白银七八百万两到三十万两的山西富户十四家(还有亢氏以数千万两排在首位,因缺乏具体数字我们先不列入)。仅这些富户加起来的财产就有三千余万两银子。 三千余万两是什么概念?据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在《苦命天子》一书中估算,大清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换句话说,山西这十四家(还不包括最富的亢家)的财富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但现代学者对徐珂的这种估算普遍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像我们今天熟知的曹家、乔家、侯家、常家的财富应该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那些所谓三四十万两者,至少在百万以上。在当时的山西,尤其是票号中心祁县、太谷、平遥(简称“祁太平”)一带,百万只能算起步。有几十万两银子恐怕只能在中产这个阶层中。说他们富可敌国,一点儿都不算夸张。 清代光绪时一两银子现在值多少钱?有人估算是300元,有人估算是200元。就按低的算,是多少人民币,每个人自己都可以估算出来。再折合成美元是多少,也并不难。如果19世纪就有“福布斯”排行榜,恐怕晋商在世界上也是首位。那时的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等,恐怕还不是几个山西“土佬”的对手,他们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大富起来的。 统计数字毕竟是数字,但你今天到山西可以确确实实感受到当时山西人的富。没有钱能盖出那么恢弘又精美的大院吗?建筑是钱的艺术,是用钱堆起来的。晋商轻轻松松就盖起了这样的大院,你就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富有了。 20世纪20年代初,宋霭龄来到孔祥熙家,曾为太谷的富裕而惊叹。其实这时晋商已经衰落了,何况当时孔氏还算不上富商大贾。解放后的50年代初,我在太谷上小学,无知的孩子不知道晋商,但到我那些同学家里,感到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家。尽管那时晋商早已结束了,但那种富有还是给我幼小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至今不能忘怀。山西人的富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那院落的大气、园林的精致、屋中的明清家具、墙上发黄的名人字画,无一不显示出主人过去的富有。这样的人家在当时的太谷城里不是顶尖级的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十的中产者。 这些财富不是来自强取豪夺,不是来自土匪式的抢掠,不是以千百万人的灾难为代价。这些财富来自几代、十几代人辛勤的经商活动,每一两银子都含有山西人辛勤的汗水。晋商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更多人的富裕。当年北京的富庶,张家口、包头、辽东这些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甚至,江南繁荣的工商业也靠晋商的支撑。 晋商不仅仅是富。与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独特之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晋商的股份制与当时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制不相上下,晋商内部那一套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和运营,绝不比当时那些最先进的企业落后。晋商的身股制至今仍被许多企业所采用,晋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至今仍有许多企业做不到。晋商不仅是商业的顶峰,是财富的顶峰,也是制度创新的顶峰。他们没有什么理论作为指导,但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制度仍为当代学者们津津乐道。理论来自实践,晋商正是在漫长的经商过程中寻找到了今天上升为理论的东西。 今天更让我们后人敬仰的是晋商的商业伦理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正是这样的君子。早在明代,他们就有了“以义制利”的传统。淳朴的山西人是靠他们的勤奋和才智来经商的,他们不玩那种坑蒙拐骗的小伎俩。他们把诚信作为经商的最高准则,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自觉地去实践。他们的这种商业道德体现在每一个方面,融入到商业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他们的成就证明了“小富靠智,大富靠德”。成大商者,必有大德,晋商就是这样的大商。 致富的山西人并不是巴尔扎克笔下一手不拔的葛朗台。他们有社会责任感,为国分忧,为民解困。为富不仁绝不是他们的所为。他们捐钱、运粮支持清王朝统一叫,国的事业,真正体现了“经商不忘爱国”的传统;他们关心民间疾苦,修路、修桥、办学、济贫,哪里有危难,晋商就在哪里伸出援助之手。他们的眼界和胸怀,让今天富起来的人汗颜。 晋商中出现了一大批商人和职业经理人,他们是在山西上空闪耀的群星。他们的道德、经商才华达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新的高峰。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平台上回顾这个群体时,仍然让我们觉得高大、辉煌。 当然,成长于封建社会的商人毕竟不同于当代企业家,他们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在新时代到来时,他们衰亡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他们与时俱进,再伟大的人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限制。江山代有人才出,我们也不必为他们的衰亡而悲伤。新时代的企业家将超过晋商的高度,再创山西和中国的辉煌。 我们都听说过晋商,在电视剧或小说中看到过晋商。但晋商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这本书就是要带你边游山西,边了解晋商。读了这本书,你会真正体会到晋商的伟大,也会知道,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晋商之旅开始了,我们先从晋商的起点——运城附近的那个盐池开始。 后记 我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者,但在晋商研究领域中,却是一个新兵。 我是地道的山西人,小学是在太谷县上的。山西有“银祁县,金太谷”之说,我小时就生活在这“金太谷”。太谷的富庶深深印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直到很久之后才知道有晋商之说。出于山西人的本能和对历史的兴趣,我一直喜欢读有关晋商和山西文化的书。但只是泛读而已,连认真学都说不上,更别说研究了。 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苦读马克思的书时,黄鉴晖、孔祥毅这些晋商研究的前辈已经在着手收集、整理晋商票号的资料了。改革开放之后,当黄鉴晖、孔洋毅、张正明、刘建生这一代学者已进入晋商研究领域并有开拓性成果发表时,我正沉醉于西方经济学之中。在21世纪初,我读到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这部小说以晋商为主题、故事发生在我儿时生活的“金太谷”。这本书唤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也激起我了解晋商的兴趣。于是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有关晋商的书,读过后写了一篇《探求晋商衰败之谜》(发表于《读书》杂志)。这应该是我正式进入晋商研究领域之始。不过,我始终不是一个专业研究者、我的主业仍然是西方经济学。在晋商领域,我充其量是一个“票友”。 也许由于我是山西人,也许由于《探求晋商衰败之谜》那篇文章,也许由于我在讲课和文章中经常以晋商为例子,不少单位经常请我去讲晋商。清华大学EMBA的学员还多次组织“晋商之旅”,请我去讲解。人们对晋商的兴趣如此之大,激发了我研究晋商的兴趣。于是,我不断寻找资料,不断阅读研究晋商及有关商帮的书,也不断思考问题。其间,也陆续为一些报刊写过有关晋商的文章。此外,还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过晋商,也在其他电视台参与过有关晋商的节目。 “晋商热”在神州七地不断升温,各种著作、小说、电视剧层出不穷。我一直想写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书,让更多的人认识晋商的真面目。这本书不能是高深的学术著作,尽管这种著作对研究晋商极有意义,但汨春白雪的受众面毕竟太小。这本书也不能是艺术虚构的,因为那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许许多多假多于真的清官剧给了人们混乱灼历史概念,危害不浅。我们无法真实再现历史,但起码要努力接近历史真相。这本书定位于雅俗之间,对象是所有想了解山西和晋商的人。 从2004年起,我开始筹划和准备这本书的写作,其中有几篇文章今年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但在写作中感到不易。其一,有关晋商的资料和研究相当有限,尤其是留下的文字材料不多。其二,我没有受过史学的专业训练,又是研究晋商的新手。书中的不当之处,肯定不少,恳请得到前辈学者和读者的指正。 这本书由一篇篇独立的文章组成,但还是有个体系,希望给你一个晋商的整体介绍,内容有史实,有传说,有评论,有分析,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感想,把这些东西糅在一起,希望朋友们能爱读,而且读了有收获。 这本书借鉴了许多前辈学者研究的成果。这里特别要感谢黄鉴晖先生、张正明先生、孔祥毅先生、刘建生先生等山西学者,他们精深的开拓性研究著作是我写这本书所依赖的主要参考资料。作为一本非学术著作,我没有一一标出所用资料或引用观点的来源,但我列出一个主要参考书目附在后面,表示对这些作者的深深感谢。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领导与员工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主抓这本书的副社长孙晔先生、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任林君秀女士和编辑张静波先生。他们为找插图及其他编辑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尤其是我不会用电脑,完全手写,又为编辑工作增加了难度。《经济观察报》编辑殷练女士把其中的几篇文章发表在该报上,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一并致谢。我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和其他学校EMBA的学员们,他们对我写这个题目的鼓励和催促,是我写作的动力来源之一。同时,也感谢那些读过我报刊上有关晋商的文章,并给以鼓励和指正的读者朋友们。 当这本书写完时,正值八月十五中秋节。望着那一轮看不清楚的明月,我想起了苏东坡老先生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这句名言送给各位朋友,祝你们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愿我这本书能给你们带来快乐! 梁小民 2006年10月6日 怀柔陋室 书评(媒体评论)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 “晋商热”在神州大地不断升温,各种著作、小说、电视剧层出不穷。这本书定位于雅俗之间,对象是所有想了解山西和晋商的人。 ——梁小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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