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失成高校隐忧
200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忧心忡忡地说，在过去10年，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在西部地区，兰州大学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师资队伍水平都是一流的，但近年来人才流失却使这所大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兰州大学的例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近年来我国高校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中西部地区是人才流失的重灾区。据统计，山西全省高校“九五”期间硕士研究生以上的人才流失达1500多人，这些流失的人才相当于两所现代化大学的师资。山西师大是山西省属五所老校之一，也是山西办学历史较早的本科学校，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校具有硕士学位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的高层次人才，近年来流失120多名，其中在职流失的71人，外出学习毕业后未归者51人。在流失的人才中，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35人、博士学位的35人、硕士学位的55人。从年龄结构来看，流失时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72人，35岁以上至45岁的34人，45岁以上至60岁的10人。这些流失人才中，从事外语、计算机、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文史哲各方面的都有。地处太原市的华北工学院，在“九五”期间，人才流失也达160人之多，山西省近20所高校，20世纪90年代以来约有1400名教师调离原校，其中青年教师占调出总数的70％。在调出教师中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例也在逐年增长，1991年为7.3％，1996年为50.6％，已逾半数。这些人才的流向除少数去了国外，主要是流向东南部发达省、市，还有部分往中西部地区和省内流动。这些人才流失的原因，除少数属于工作需要、解决夫妇分居等，绝大多数与待遇和工作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的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利用高工资和优厚的工作条件争夺中西部地区高校的优秀人才，是造成中西部地区高校优秀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然而，东部沿海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据华东交大的统计，该校调出和不辞而别(讲师及以上)人数2001年为11人，2002年增加到19人，虽然这个数字低于学校引进人才的数字，但流失人员逐年递增的状况着实让学校头痛。一些高校为了防止人才流失，与教师签订协议。但一些教师并不在乎这些协议，宁愿“花钱买自由”。华东交大处理的违约事件中，违约教师缴纳的违约金，最高金额不过8万，这个数字对于知名教授而言并不多，一些教授坦言：“这点钱我们一年就可以赚回来!”据了解，在现实中，很多违约金并不需要跳槽者自己掏，有些挖人单位愿意为其支付这笔费用。这些状况使协议很难起到实质性的制约效果。
高校的人才流失，大体呈现这样一个格局：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而沿海地区向外企或国外流动。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教育系统每年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中，90％以上为中青年学者，而学成回国率不足40％。太原理工大学1990—1997年共调出157人，其中自费出国的50人，归国的仅有1人。山西大学1991—1998年间出国的中青年教师共85人，返校率仅为19％。即使回国的人员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到企事业单位，而不是回到学校。据2000年一份对深圳一些公司青年高级职员的问卷调查显示，在162名跳槽者中，原工作单位性质属高等院校的占44％。这一数字说明，教师流动到其他单位的比例相当高。
据统计，目前已有来自14个国家的4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建立研发机构，多家大型外资企业在京研发机构的投资已达10亿多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02年北京市财政投入科技研发资金的总和。这些机构中，以朗讯麾下的贝尔实验室规模最大，拥有科研人员500多人，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达96％。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名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IBM公司中国研究中心的6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从现实情况看，这些外资研发机构已经成为外企争夺我国高层次人才的桥头堡，他们争夺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就是高校的优秀人才。
除了人才流失，我国高校还存在着人才使用效率低、职称结构老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据报道，山西全省高校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中，35岁以下的仅占14％，56岁以上的占65％。由于中青年教师中副高以上人才比例偏低，导致一段时期内高校人才出现断层，发展后劲不足。另据有关部门对全国100名硕士学位以上的中青年教师开展的问卷调查，自认为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仅占10％，基本发挥作用的占21％，有相当余力未发挥作用的占44％，不能发挥作用的占25％。一方面人才短缺、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又人才闲置、人才浪费，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近些年，我国高校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对优秀教师的需求也相应增多。但高校许多骨干人才却相继流失，与扩招形成鲜明反差。人们不禁要问：学生增多，优秀教师流失，高校的教育质量谁来保证?高校是我国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基地，如果高校教师不断流失、教学质量下降，那么我国的人才队伍建设又将靠谁来支撑?
人才争夺最激烈的“战区”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它强调了人才和教师对于高等学校的特殊意义。人才问题始终是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头等大事。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教授也明确指出：“在大学中，没有比发现和聘用高级教师更重要的问题，只有教师的绝对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一个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优秀大学。”
高等院校是国家科学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国家创新体系的动力源和辐射源，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必须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也必须有一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和一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创造性人才。
面对人才流失的悲凉现实，高校该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个：高校必须勇敢地应对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才争夺战!
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制定了一项人才引进计划，明确对引进的两院院士可提供安家费150万元，岗位津贴一年30万元，同时提供300万元的科研激活经费，数额总计近500万元。花500万元争抢院士人才，在社会上引进了极大震动。华中师范大学的举措也向世人表明，高校已不再坐视人才流失，面对愈演愈烈的人才争夺，高校已经打响了人才反击战。
这场反击战一经打响，就注定激烈。目前人才争夺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毫无疑问高校是最激烈的“战区”之一。为了引进和稳住中高级人才，各大高校争相采取优惠措施。对引进的人才，开出的价码越来越高。许多部属院校对引进人才定下的学历底线为博士，给出的待遇为1万一10万元的安家费、二室一厅的住房及数万元的科研激活经费。武汉大学对引进“杰出人才”开出的条件是：安家费及住房补贴30万一40万元，年薪12万元以上，科研激活经费理工医科50万一500万元，文科10万一30万元。在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方面，有的高校分别为院士、博士、硕士建院士楼、博硕楼，筑巢引凤。除了承诺帮配偶安排工作、解决子女的求学问题外，一些高校甚至承诺，如配偶无法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校方可提供每月800—1500元的生活补贴。为了改善科研条件，各高校也不惜血本，武汉大学投入巨资改善实验室硬件设施，其中仅为引进的田波院士，就投资1000万元建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为引进的海外学者徐涛教授投资400万元建立生命科学实验室。
从各地一浪高过一浪的引才政策，我们确实可以嗅到特殊战场的浓浓硝烟。
灵活优惠的政策，确实使高校吸引、凝聚了一批人才。湖北省人事厅2004。年对武汉23所高校人才流动情况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23所高校共有5347人实现了人才流动，其中在落户进入这些高校的人才中，具有博士学位者达68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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