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的火炮
与格罗斯库特夫人进行的第二次谈话，要比第一次好些。她对患者鲁道夫·赫斯情况的迟疑的回答和简短的描述，我尝试着第二天把它记录下来，准备作为我书的一章。我坚持了好几个星期，每次晚上聊天或者周日咖啡之后，都把谈话的内容当做纪要写下来。片段、记录、手稿，都是我的这份书面供状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第一张黑白照片上，雪地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三个白衣人在欢迎两个黑衣人。都穿着制服，一个穿着医生的大褂，另一个穿着纳粹党的制服大衣。着深色服装的先生们戴着帽子，白衣人光着头。所有人的眼睛都对着站在中间的那个男子：鲁道夫。赫斯，元首的副手。照片上看不出，至少在半个小时之内看不出，谁在这里是强者：照片上右边那个年轻的医生，就是主治医师格罗斯库特。
医生用坚定的目光望着高贵的客人。医院的护士说，每次有新的病人来，格罗斯库特总要随便地依靠在诊室的门框上，双手插在大褂的口袋里打量患者两三分钟。这是他的习惯，每次都要这样做，然后做出判断。他事先做出的诊断，总是正确的：“他比古罗马人还要厉害，他甚至能够从看不到的内脏里，看出病情未来的发展。”1936年以来，他就为省党部主席阿尔弗莱德·赫斯治疗肠胃疾病，这个赫斯写信给他的哥哥和其他纳粹高官说：“绍尔布鲁赫已经放弃了我，是格罗斯库特医师救了我一命。”算是对格罗斯库特的推荐。每过几个星期，副元首就到莫亚比特医院的这位年轻的主治医师这里来就诊一次，这是医院多大的荣耀!
第二张照片，在诊室的门前：赫斯左手拿着帽子和手套，高举弯曲的右手向人致意，或许是向一个不在照片上的人行希特勒礼。他不自然地看着镜头。面孔的特点是浓浓的眉毛和高高的额头，他没有像他的老大那样留着小胡子。他的后面，就是半遮掩着的，手按门把手的格罗斯库特。
主治医生知道，他面前的是一个健康的家伙。即使照片上没有显示出来，但他对这个患者和统治集团——骗子、好战分子、杀人犯和重罪犯的党不抱任何幻想。制帽上缀着展翅欲飞的帝国之鹰和利爪中的纳粹十字标记，在这只鹰和十字面前，在这利爪面前，格罗斯库特必须十分谨慎，至少在这半个小时里，他得扮演一个真正的纳粹。
他不能犯任何错误，始终露出笑脸，表现出骄傲中的谦虚：你们看，我有一个多么高贵的患者!谁要是了解格罗斯库特，就会在这张脸上看出更多的含义：你们看，元首的副手是我最好的保护人，是我最好的卧底!
没有第三张照片：皇帝脱光了衣服，穿着内裤和淋子躺在诊台上，让人听诊和叩诊，喉咙被照亮，肚子被抚摩，让人测量血压，让人抽血化验。他在为心脏担心，为不良的循环系统忧虑。心电图的结果，对一个很少运动，整日不得不忍受宣传与事实之间矛盾的人来说，已经不错了。赫斯有些不耐烦，担心地问他为什么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格罗斯库特提到一个小囊肿、某种硬化和不太正常的血值。他的治疗方案很简单：认真对待并夸大小的不适，好让患者尽快再来检查。赫斯是个自然疗法的狂热信徒，而格罗斯库特则迎合他的观点，部分是装出来的，部分也是有兴趣。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感到很高兴，在这个年轻的主治医师身上，终于发现了一个现代派医生，可以认真讨论用光线、空气、运动、节食和草药治病的问题。在德累斯顿有一所自然疗法医院，就是用赫斯命名的，但他觉得这还不够。他还很愿意让磁疗师、目视治疗师以及手抚治疗师为他治病，他和格罗斯库特讨论这些方法的效果问题，因为他想得到权威专家的确认。赫斯相信一个从印度瑜伽那里学习的神医，曾用各种豆类、磁铁和手指尖把人身体里的疾病吸出来，给很多高级纳粹留下深刻的印象。格罗斯库特对这些所谓的功效进行了科学测验，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但赫斯仍然不甘心，又订购了更好的仪器。一场学派之争，格罗斯库特跟着玩，并说服了这位失望的患者，继续资助医院增加新的治疗设备。
P50-52
《杀心萌动那一年》译完了。想了一下，觉得还有些话应该对读者说一说。
这是一本写德国的书。在中国读者心中，德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但对于它战后的一段历史，特别是从1945年到1970年的情况，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了解。而本书所写的恰恰就是德国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岁月，更是一段被东西方偏见搅得难以理清的历史。本书中涉及的很多事件、人物、形势都与这段历史有关。我们虽然在文中做了必要的注释，但有些较复杂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一点背景情况，中国读者在阅读中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下面我们就尝试对书中涉及的几个历史问题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于6月5日接管了德国的最高权力。按照四国协议，德国随即被分割成为四个占领区，首都柏林亦分区由四国共管。虽说是四国占领，但实际上却是分属两个政治上对峙的阵营：苏联为一方，控制德国的东部；其他西方三国为一方，占据德国的南、西和北部。后来，西方三国的占领区合并为“西占区”，东部则由苏联单独管制而成为“苏占区”。战后不久，昔日共同抗击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盟友，出于各自的利益，把德国作为相互较量的重要筹码，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使东西方关系日益尖锐起来。1948年，西方六国(美、英、法、荷、比、卢)召开伦敦会议，决定在德国西部建立统一的国家制度，并进行了币制改革，统一使用西马克。1949年5月23日，西德议会通过了基本法，宣告亲西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为了不放弃德国统一的目的，暂定莱茵河畔小城波恩为临时首都。在苏占区，先是苏联于1946年促成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即后来东德惟一的执政党。然后是1949年10月7日，苏占区宣布亲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诞生，定都东柏林。于是，德国被一分为二，德意志的土地上遂形成了两个德国的局面，持续了40年之久，直到1990年重新和平统一。
德国地处东西阵营的分界线上，随着东西方矛盾日益尖锐，德国问题也就成了冷战的象征和晴雨表。在德国问题上，柏林问题又成为东西方较量的一个焦点。由于柏林位于东德境内，所以这座欧洲大都市，由于东西共管就成了一个政治怪胎：占全城约三分之一的东柏林，与东德连成一片，地位稳固，但亲西方的西柏林，却成了一个孤岛：地理上处于东德境内．不与西德各州接壤，西德和西柏林的陆路交通，必须经过东德的领土。虽根据协议，西德和西柏林之间设有几条“空中走廊”，但却只允许西方三国的飞机使用，对西德和西柏林人仍然十分不便。政治上它又属于四国共管，虽然与西德社会制度相同，政治和经济关系密切，法律上却不是西德的一部分，当然也不属于东德的领土(东德定都东柏林应该是非法的)。而对苏联和东德政权来说，西柏林则是一块难以吞咽的苦果，是在自己核心地区安置的一支“第五纵队”。1948年6月23日，苏联以西方突击实行西马克为由，封锁了西柏林和西德间的陆路交通，停止了苏占区对西柏林的能源和食品的供应，在居民中引起极大恐慌。同年8月3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求西方承认整个柏林为东德的首都，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断然拒绝，柏林顿时出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柏林的封锁持续了近一年之久。只是通过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开辟的“空中桥梁”运输，才使西柏林渡过了这个难关。
柏林被分为四个占领区，开始时只是一个区域概念，有界线而无关卡，并不影响柏林居民在各个区的自由通行，有的区界就是一条马路，两侧的人行便道分属不同的区，当时只竖立一块告示牌标明区界。甚至东柏林成为东德首都以后一段时间也是如此。随着东西柏林发展的不平衡，东德人通过柏林西逃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1961年8月13日。东德在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支持下，一夜之间在东西柏林间修建起一道四米多高、四十五公里长的钢筋水泥隔墙——即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卫城”)，把东西柏林彻底分隔开来，并设置了若干通道和关口，严格控制人员和车辆的往来。从此。柏林终于变成了两个社会和经济制度截然不同的城市。
战后初期的德国不仅经济上满目疮痍，政治上前途未卜，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片废墟。12年法西斯思想的教化，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殆尽，战后来自东西方的思想，也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社会思想导向上的迷茫和混乱。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在国际大形势的背景下，欧洲呈现出各种思潮(包括来自中国、古巴、越南的影响)泛滥和混战的局面。西德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动乱(如反越战、非常状态法、奥斯威辛审判、议会外反动派、大学生的文化革命等运动)，对西德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杀心萌动那一年》的作者生于1943年，显然对那个时代有过切身的经历和铭心的感受。我们感觉，他是选择了对纳粹司法问题的态度为突破点，展示了那段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片段，试图唤醒人们的回忆和反省，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了对历史问题的思考。
1968年的圣尼古拉节，一个柏林大学生在收音机里听到，宣判他最好朋友父亲死刑的纳粹法官雷泽最终被宣告无罪释放。他义愤填膺，决定放弃一切为好友讨还公道。 在准备刺杀计划的过程中，这个年轻人研究了朋友的家庭历史，进一步增强了采取行动的决心。特别是死者的遗嫣安内丽泽在1945年以后陷人了一系列的司法丑闻之中，这一切都呼唤他去复仇。他放弃了学业及和平主义的理想，甚至失去了女友卡特琳，一步一步走向他的计划…… 编年史专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将一个动人的故事讲得环环相扣，他巧妙地把四个时间层面揉合到了一起，并展示了其中那些重要事件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个与世无争的大学生的难以置信的供状：他打定主意要杀死一个老纳粹。这种刑事犯罪行为的背景是1945年前后被人遗忘、业已湮灭在司法丑闻中的一段德国历史。
编年史专家德里乌斯将一个动人的故事讲得环环相扣，他巧妙地把4个时间层面糅合到了一起，并展示了其中那些重要事件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