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极悲壮的一页，数千年长江航运史最辉煌的篇章。水运档案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敦刻尔克”的全新实录。

本书是站在抗日战争时整体内迁的战略高度上，如实记述了整个内迁的起始、过程和结局，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特征。作者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则，理出了这一复杂巨大的内迁工程发展的脉络，保证了史料的翔实可靠。全文条理脉络清晰，并对一些重要史实进行了精要的点评，画龙点睛，增加了可读性，具有“信史”的价值，值得一读。

本书记述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俞大维、俞飞鹏等人的态度和主张；记录了运输主力——招商局、民生公司、三北公司等航运企业对内迁的贡献；记录了组织撤退、做出巨大贡献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和经济部官员林继庸等人不屈不挠的忘我精神和他们在内迁中的艰辛历程；记录了广大航运人员、技术人员在内迁过程中的高度爱国热情及其贡献与牺牲；特别是卢作孚领导的宜昌抢运行动的艰险与成功，惊心动魄，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抗日爱国的壮丽图画。

引言 长江航运的重大战略任务／1

第一篇 长江航运与兵器工业大撤退／10

第一章 京沪政府机关与兵工单位的撤退／11

一、上海航业紧急应变，部分海轮退入长江／ll

二、沉船御敌，构筑江阴阻塞线／14

三、各港成立航业联合办事处，统筹管理运力／16

四、金陵兵工厂枪弹厂、杭州、南昌两飞机厂经长江西撤／18

五、金陵兵工厂厂长的告别誓言：“我们还要回来的!”／2l

第二章 民生公司在汉渝线承运14000吨兵工器材／24

一、民生公司承运汉渝线1万吨兵工器材／24

二、军方拉差，打乱了运输计划／26

三、宜昌转口设备不足，影响装卸进度／28

四、宜渝线分两段运输，以加速器材疏运／31

五、民生公司驳复兵工署对“民安”轮只装客货的指责／32

六、不断提高万县转口能力／35

七、万渝线雇用木船运送兵工器材／37

八、1万吨器材运完后又续运完成4000吨／38

第三章 民生公司与军方在运输方式上的严重分歧／40

一、卢作孚在差运问题上的一贯主张／41

二、卢作孚的新任务：政府机构西迁总负责／42

三、卢作孚出任交通部次长后又兼军委会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43

四、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状告卢作孚／47

五、俞大维抵制顾祝同支持卢作孚／50

六、民俗轮全装商货被揭露，民生公司处境尴尬／51

七、有关撤销水运处的争议／53

八、伍极中向卢作孚恳切陈词／55

九、卢作孚向何应钦检讨水运处工作，蒋介石批准卢作孚包运计划／56

十、军委会下令撤销水道运输管理处／58

第四章 招商、三北与民生分段承运8万吨兵工器材／62

一、童少生统筹管理宜渝线8万吨兵工器材运输／62

二、招商局领衔在汉宜线运送8万吨兵工器材／64

三、卢作孚关注宜昌转口运输问题／67

四、各路兵工器材向宜昌集结／70

五、民生公司克服重重困难，推进宜昌转运／86

第五章 武汉失守后的宜昌紧急抢运／102

一、积宜器材急剧上升／102

二、卢作孚增派运力，开辟短途航线／103

三、开辟短途航线，卢作孚为何迟迟不决／106

四、卢作孚坐镇宜昌指挥抢运／117

五、两个月抢运，宜昌仅剩兵工器材近2万吨／128

第六章 武汉失守后招商局的两项创举／136

一、沈仲毅深入湘西，开辟湘宜航线／138

二、在绞滩站协助下，大江轮胜利进川／140

第七章 苦战五个月，积宜器材全部撤离，1939年底，8万吨

 兵工器材全部到渝／144

一、宜昌抢运取得重大进展，交通部通知恢复商货运输／144

二、历时5个月，宜昌抢运结束；沿江小港器材持续西运／145

三、奉节站的转运／147

四、兵工署对民生公司的两点责难／151

五、抢运计划又告落空／155

六、宜渝线8万吨兵工器材终于完成／157

第八章 第二次宜昌紧急抢运／161

一、湘桂地区兵工厂再迁重庆，湘宜线日益紧张／161

二、枣宜会战开始，兵工器材加速上运／164

三、宜昌发生武力夺船事件／166

四、陈诚奉命指挥宜昌战役，何应钦限期抢运宜昌器材／168

五、陈诚批评各机关抢运不力，民生公司奋力抢运最后一批器材／169

第九章 迁渝兵工厂陆续复工，新造兵器有力支持抗战／173

第二篇 民营厂矿的大撤退／176

第一章 抗战爆发，上海民营厂矿西撤／177

一、上海民营厂矿西撤的发动与组织／177

二、沪战爆发，器材西撤极为艰难／180

三、上海航运界动作迟缓，联运机构形同虚设／183

四、木帆船成为厂矿撤离上海的主力／l86

五、卢作孚不失时机成立民生公司镇江办事处／191

六、南京失守前后的迁运／195

第二章 沿海及武汉工矿企业的西撤／199

一、部分工厂在汉复工／199

二、沿海迁汉工厂继续西撤／200

三、大冶各厂矿向四川、湘西撤退／203

四、困难重重的武汉纱厂西撤／207

五、武汉地区省属工厂加紧拆迁／213

六、最后关头的武汉抢运／215

七、兵临城下由武汉寄往重庆的两封信／218

八、在战火中锻炼成长／222

九、历尽磨难的船工／224

第三章 宜昌设站转运厂矿器材／226

一、宜昌设站办理转运／226

二、林继庸多方联系租用木船转运／228

三、后勤与航政部门联手整顿木船运输／232

四、汉口航政局调配木船疏运迁厂器材／235

五、卢作孚给裕华‘先行方便”／237

六、在川江激流中拼搏奋进／238

第四章 进出湘西／243

一、一批厂矿经沅江上溯常德、辰谿／243

二、湘桂军情有变，迁湘厂矿再度迁川／246

三、宜昌撤退的最后时刻／248

第五章 民生公司投资合作企业的迁运／251

一、中福煤矿公司／251

二、大鑫钢铁厂／256

三、周恒顺机器制造厂／261

四、大成纺织公司／267

第三篇 大撤退期间的长江航政／278

第一章 中日关系紧张，俞飞鹏筹划增强航政管理力量／279

第二章 俞飞鹏情商钱昌照调回王洗／282

第三章 协助构筑江阴阻塞线／284

第四章 国家危难之际王洗出任汉口航政局长／288

一、撤向汉口／288

二、张嘉墩部长的考核／289

三、重任在肩／290

第五章 建造水泥船阻塞田家镇航道／294

一、军事最高当局拟沉江海大轮阻塞田家镇航道，卢作孚提出异议／294

二、王洮提出建造水泥船封江的大胆建议／295

三、王洗又挑重担／296

四、水泥船如期完成，挽救了16艘大轮，保证了武汉大撤退运力／298

第六章 创设川江机械绞滩站／300

一、滩险，已成为川江运输的瓶颈／300

二、王洗建议创设机械绞滩站／304

三、调查险滩／305

四、绞滩委员会在宜成立／307

五、众擎易举，集腋成裘／309

六、首批机械绞滩站建成／310

七、绞滩站对西撤运输的历史功绩／312

第七章 审议民生公司航线专营案，交通部批准汉口航政局解决方案／315

第八章 管理木船运价建造改良木船支持抗战运输／320

一、航政开始管理木船运价／320

二、建造改良木船／322

附录一 座浮式起重趸船的历史功勋／329

后记／335

京沪政府机关与兵工单位的撤退一、上海航业紧急应变，部分海轮退入长江

抗战开始，为了保持国家实力，保证实施持久战的物质基础，沿海军用、民用工业都将向大后方迁移。长江船舶肩负重任。

部署迁移行动最为迅速的是兵工署。

“七七”事变发生后，兵工署长俞大维立即派出制造司司长杨继曾率团赴四川、贵州两省查勘可供兵器工业迁建的地点，接着发布了迁厂计划，要求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的工厂和机关，立即准备拆迁。限11月15日迁往西南地区。南京、河南巩县等地兵工厂接到通知，立即开始准备。

上海地区，行动最快的是民营厂矿企业。7月中旬，资源委员会派专员林继庸到达上海，与几位著名民营企业家取得联系，动员他们把工厂迁到大后方。7月底，他们纷纷要求把厂迁到大后方(详情另文介绍)。而兵工署在上海惟一的一家大厂——上海炼钢厂却未见行动，“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该厂于20、21日两天遭到敌机连续轰炸。被炸当天，厂长张连科即将情况电告南京兵工署长俞大维。俞大维复张连科，令筹备迁移。之后，上海炼钢厂全部迁进汉阳铁厂。①该厂于9月16日起，即在汉阳厂内整理厂务，筹备复工。

“八一三”事变之前，在上海各界，为适应战争而采取的应变措施，民营企业是大张旗鼓进行的，而上海航运界因工作性质不同，只能悄悄地进行。

7月13日，军委会发出执字第870号密令，共8项，要求交通部长兼军委会后勤部长俞飞鹏核办具报，其中有一项是如何在战争期间控制船舶的问题。俞飞鹏组织拟定了“船舶战时控制计划”。计划原则规定：(1)外海船舶必要时努力驶入长江或粤海各港；(2)长江、珠江两流域之轮船无论国营民营，届时均令各就原航线行驶，听候政府调遣，并不得擅自出海，外籍商轮之停驶听其自便。计划中规定了实施步骤，及对招商局和三北两大公司应驶入长江与驶进香港的船只名单。

8月8日，俞飞鹏将这一计划单独上报军委会，军委会迅即批准实施。交通部随即向招商局、三北、宁绍公司发出密令立即执行此计划，同时秘密通知上海航政局，要求该局迅速转知上海各家私营轮船公司执行该计划。

8月11日前，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招商、三北及多家私营公司的一批海轮，接到密令后先后驶出吴淞口上溯南京至武汉，招商局行驶申汉线的江轮也离开上海，改行南京、武汉航线。行驶外海的海轮，接到密令也陆续进入长江口向南京方向驶去。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率领一批海轮驶入香港。

执行交通部“船舶战时控制计划”而进入长江的200总吨以上江海船舶计有72艘。加上以后俘获的日轮2艘，共74艘。其中，招商局的15艘，总吨位全部在1000余吨至4000吨；三北公司撤人长江的共23艘，总吨千吨以上的有14艘；大达大通联营处撤入长江的共8艘，全部在千吨以上。除此以外，民生公司200总吨以上的船舶共26艘，4艘在千吨以上。进江海轮相当一部分是3000吨左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军总司令福熙将军有句名言：“余所任军事之调度，实无异一交通司令官而已。”

蒋介石也说：“我国抗战之能否胜利，全视交通运输之有无力量。”

由于战争是在长江沿线展开的，极需船舶支撑。有了这百艘船舶，加上更多的200总吨以下的客货轮和拖轮，以及千万艘木帆船，它们在即将开始的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性大撤退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P11-13

黄振亚先生大作《长江大撤退》(以下简称《大撤退》)即将问世，请我作序，实不敢当。不过，拜读《大撤退》之后，感触颇多，受益匪浅。略梳浅见，以求教于读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逼西迁重庆，并作出了将沿海地区的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大量内迁的战略决策，这对发展大后方经济，坚持长期抗战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被近代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条“真理”，而实现国家工业化，正是摆脱贫困落后，使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并已成为一切国家的共识。清政府为了‘抵御外侮”、“防范内乱”开展了“洋务运动”，动用了巨额国库，创办了一批以近代军事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民国以后，私人民族工商业有了较快发展，同时因为军事工业是各军阀政府内战所急需，故其发展也很迅速，在清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基础上又有较大扩张，其中，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都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强的生产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扩大内战的需要，大量军需品须从美、英、德、日等国得到补充。抗战开始以后，国际供应线受阻，国内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十分突出，因此尽量保存这些现代军工民用企业不受摧毁，对于坚持抗战就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了。《大撤退》一书正是以可信的资料和准确的数据证实了兵工民用企业内迁的巨大作用。

大量兵工器材和民用企业的内迁，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仅计划内迁的兵工器材就达20余万吨。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基本上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多，惟一有效的运输通道只有长江水系。而我国近代航运事业又非常薄弱，仅有国营招商局稍具规模，但其船舶较大，不能航行川江。其他近代民营航运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民生轮船公司和三北轮船公司具有万余吨的运输能力，当时在长江航行的总吨位在200吨以上的轮船约百艘，木船运力仍占重要地位。而当时侵华日军势如破竹，几个月时间国土大量沦陷，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亦岌岌可危，政府机关及难民、运兵任务庞大，加上日机的追踪轰炸，人心惶惶，各地码头忙乱无序。因此，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巨大的“内迁”任务，不仅需要政府的决心和决策，更需要一批有爱国热情、有胆识、有组织能力的“人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大撤退》记述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俞大维、俞飞鹏等人的态度和主张；记录了运输主力——招商局、民生公司、三北公司等航运企业对内迁的贡献；记录了组织撤退、做出巨大贡献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和经济部官员林继庸等人不屈不挠的忘我精神和他们在内迁中的艰辛历程；记录了广大航运人员、技术人员在内迁过程中的高度爱国热情及其贡献与牺牲；特别是卢作孚领导的宜昌抢运行动的艰险与成功，惊心动魄，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抗日爱国的壮丽图画。

整个内迁的过程，也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由于运输任务巨大而运输能力有限，致使争夺运力、码头等斗争贯穿内迁过程的始终。《大撤退》己录了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其结局，其中关于兵工器材运输方式的斗争成为焦点，即这些器材的运输究竟采用‘差运”(官运)，还是采用“包运”(民运)，特别是宜渝川江航运段，是由民营企业民生公司包运，或由政府租用民生船只实行官运，更是斗争激烈。这实质上是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维护各自利益时产生的争夺。

民用工业企业的内迁，是整个大撤退工程的另一重要内容。中国的民用工矿企业，主要在民国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到抗战前夕约有4000家，主要包括纺织、缫丝、食品、火柴、煤矿、冶炼、化工、机械、电力等行业。当时这些工业80％以上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广大内地，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十分薄弱。到1936年时，川、黔、滇、桂、陕、甘几省仅占全国工厂数的6％，资本额的4％，西南最发达的工业城市重庆，仅占全国工厂数的1.8％，生产净值的0.8％。当时民用工业中发展最快的棉纺织业，全国已上百家，纱锭200万，而重庆竟无一家棉纺厂，也无一枚纱锭。西部地区近代工业的落后，很难承担大后方的抗战任务和内迁军事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民用工业内迁任务的完成，改变了大后方的工业结构，四川重庆成了大后方的工业中心，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为坚持长期抗战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在《大撤退》一书中得到了一一印证。《大撤退》还详细地记述了民用工矿企业内迁的艰辛过程，突出了以林继庸为代表的一批组织者和民营企业家的抗日决心和献身精神，着实令人崇敬。

《大撤退》一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旧中国，由于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军阀割据，没有建立完整的统一的审计、统计制度和经济档案资料，造成历史资料、经济资料分散、原始、混乱。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资料因时局的混乱，很少保存。《大撤退》作者能将战时“内迁”资料比较完整地搜集起来，已是难能可贵的了。过去有关战时大撤退的介绍与论述虽然不少，但较分散、不完整，难免出现资料的谬误和片面。《大撤退》是站在整体内迁的战略高度上，如实记述了整个内迁的起始、过程和结局，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特征。此书在史料上亦有不少新的发掘和补充，填补了史料上的某些空白。更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将原始资料简单地罗列和堆积，而是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则，理出了这一复杂巨大的内迁工程发展的脉络，保证了史料的翔实可靠。全文条理脉络清晰，并对一些重要史实进行了精要的点评，画龙点睛，增加了可读性，具有“信史”的价值，值得一读。

此书有关王洗与大撤退期间的长江航政的章节，记述了长期被人忽视的长江航政建设与王洗及航政机关对内迁的贡献，也是很有意义的。

战时军工民用企业的内迁，事关抗战大局与战时经济建设，涉及千家万户，影响深远，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凌耀伦2005年8月于成都

(四川大学教授，《民生公司史》主编)

抗战初期，沿海民营厂矿和各地兵器工业西撤，是我国实行持久抗战的重大战略举措。这一任务主要由长江航运部门承担。这是数千年长江航运史上最为艰苦，最为辉煌的篇章；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能有机会记述长江儿女与各有关单位办理运输的员工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贡献，使前辈的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精神传之后代，实在是令人十分振奋的事。

原来的打算是，把已有的民生公司撤运兵工器材的档案资料写一本小册子。之后，在对选题的进一步策划的过程中感到，经长江西撤的不仅是兵工厂，还有数百家民营工矿企业；这一浩大的战略性运输任务不是民生公司一家而是长江各家轮船公司和各地木船业共同完成的。因此，王长宁先生认为，全面撰写才能反映长江对抗战的重大贡献，而且又可以突出民生公司。

全面撰写长江的西撤运输，资料缺口很大。于是，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深圳招商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长江轮船公司档案科查阅了交通部、招商局、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军委后勤部、兵工署、迁建委员会、重庆炼钢厂筹备处、广东第二兵工厂、第二十四兵工厂、三北公司、汉口航政局等单位的案卷。之后又查了湖北省档的案卷。在此期间，我还收集到了林继庸和孙果达先生的专著，以及西南地区出版的有关书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吕芳上先生给我寄来了林继庸有关民营厂矿西迁的口述史。这样，全面记述兵工厂、民用企业西撤的历史，条件基本具备。

在查阅外地资料的过程中，我曾多次在长航档案中心补查民生档。在2004年秋，初稿基本完成时，对宜昌抢运，主要还是采用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一文中的资料，此外只有几份零星的档案。没有一份档案资料能说明卢作孚在宜昌亲自指挥，更没有档案资料反映卢作孚指挥抢运的实况以及小港筹建的经过。有一次查档时，偶然发现一批卢作孚的电报稿，是指挥宜昌抢运的，真使我大喜过望，接着又发现沿江小港转运案卷，这就使宜昌抢运的具体过程和卢作孚如何指挥抢运以及他巧妙处理各种矛盾等内容大为丰富了。

书稿中采用了大量从未公开过的档案资料，对民生、招商、三北等多家轮船公司、木船业和航政机关在西撤中的贡献，作了较详细的记述。此外，有的卢作孚传记对几项重大事件记述有误，在这里得到了纠正。例如，关于蒋介石下令吞并民生公司一说，档案揭示，是蒋介石批准了卢作孚的包运计划，解决了对军事物资采取“差运”还是“包运”的争执；对宜昌的紧急抢运，有了更丰富和真实的记载；构筑田家镇封锁线真相，也已在本书中澄清，军方开始计划沉船塞江，并未要求沉“民生”的船。

遗感的是有些资料的空白始终无法填补，如南京二史馆中缺乏交通部1937年至1944年的档案，我们就无法更广泛了解交通部、特别是卢作孚在交通部次长任内的活动和贡献。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的档案中很少西迁活动的记载。对民公公司的经营至关重要的军委水道运输管理处的档案也无从查找。

林继庸被誉为“迁厂之母”，这个人物具有很浓重的传奇色彩，他的刚烈性格和勇往直前的办事精神使人感奋。民用厂矿西迁资料仍显单薄，各家大厂档案对西撤经过都有记载，但是要深人厂矿去查档，不是我个人力量所能办得到的。

这部书稿主要是叙述西撤经过，在记叙事件发展过程中，也显示和暗含了很多学术性的问题。例如：宜昌积压汉宜线大轮的问题为何长期得不到解决，有无深层的原因?宜昌抢运卢作孚为什么迟迟不决?长江战时水运体制应如何建立才更为有效?商轮公司应该怎样处理“军事第一”原则和兼顾本身利益以维生计的关系?民生公司的实践提供了什么经验?……这些问题有待学者们去开掘和研究，以期把长江航运的历史研究和卢作孚研究继续深入。

写这部书稿，得到长航局、长航集团新老领导和香港招商局以及各有关档案部门的支持。航运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各方朋友如王长宁、李毓坚、凌耀伦、徐凯希、张后铨、龙汉武、张守广、朱复胜、谢才雄等同志给予我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和指导。长航集团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党委书记张路，经理助理钱忠宏为我查阅三北公司档案给予了交通、住宿等多方面的便利。长航档案中心的两位领导赵红、曹江玲以及吴俊科长和鲍立萍、李斌小姐不厌其烦为我多次调档、复印。民生研究室项锦熙、招商局档案馆邱树荣、樊勇、长航局副编审、摄影家苏贻明提供了大量图片。重庆港九股份公司党务工作部长李先以及民生老职工的子女童若春、邓安澜、李邦畿等同志都为我提供了文字资料和珍贵图片。民生老职工周新哲和韦云珊、林更青曾长时间协助我管理和整理资料。四川大学凌耀伦教授在酷暑炎夏欣然为本书作序。湖北人民出版社李尔纲总编和文史部易学金主任都肯定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而接受出版。责编张琦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对所有关心和帮助这本书编写和出版的同志，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员，出于激情和责任，贸然决定写这本书，实际上我是作了一桩力所不能及的事，加上对资料开掘和研究不深，书稿很不成熟，因此书中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黄振亚

2005．10．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