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家主妇
了不起的勤杂工
不可否认在那10年的恋爱及婚姻中我是幸福的,但是也很累。很难想象我竟有如此韧性,长此以往地担当着那个家庭的“顶梁柱”,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那时的英达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的人,他不会也不愿做属于男人的家务,他的忘性令人发指。他从来不记得我交代他做的事情。如果别人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万不能由他中转,说不准他会随手往哪儿一扔,然后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一次我给他的小书房安窗帘,我把缝制好的布交给他,并给了他一根细长的铁丝,“帮我穿上”。我开始在窗边钉钉子,我们边聊天边干活,很久了我才发现他那根铁丝一点儿都没穿进去。
“它老扎出来,这活儿我没法儿干!”他急了。
我拿过来,把铁丝头弯回来一点儿,1分钟就穿上了。每到这种情形他都会发怒:“为什么你老想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白痴?!”
基于他的这些能力,我很少让他或指望他能干什么。家里修灯、修锁、修煤气、修马桶样样都是我。
有一天我们的汽车坏在半路动不了了,谁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英达打算放弃,要叫辆出租回家。
我对他说:“把前盖打开。”
他笑了:“你什么意思?你想修车?”
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我根本不理,挽起袖子就开始瞎碰。请注意:我根本不懂车的构造,我那会儿还不会开车,也丝毫不知道车前盖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散发着热气的东西是什么。但我把它“修”好了,触拨几下车就发动了,我们开车回了家。
“你是魔女。”他对我说,“你有一双神手!”
我也许天生不该做演员,我其实可以成为了不起的勤杂工!
我们在1988年就买了刚才提到的那辆车,墨绿色的、流线型的英国车:Vauxhall。英达说在美国留学都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我们对它心爱极了。
新车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全家兴奋得坐立不安。那天正巧我刚从外地拍戏回来,吃完晚饭大家决定开新车出去兜风。请注意: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还没有驾照,只是英达和他父亲在美国都曾开过车。那天晚上他父亲喝了许多酒,临出门时揣上了他的“人大代表证”。
“万一出什么事,谁也不能抓我!”他说。
我们笑着走下楼,我埋怨他这话说得很不吉利。
英达把车开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红领巾公园附近,那里没什么人。他父亲强烈要求“过过瘾”,我们同意了。他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先是发动不着,打火的时候发出一阵阵金属摩擦的刺耳的声音,英达在耐心教他。终于发动着了,然后车“噌”的一下就蹿了出去。
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车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在飞奔,眼瞅着就冲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去了。那个女的还回头仿佛微笑了一下,她全然不知身后的这辆绿车的驾驶员多么可怕。他喝了许多的威士忌,并且很多年没开过车了。他没驾照,只有兜里的“人大代表证”!
我和英达都在大吼,我们疯了一样地喊:“快踩刹车呀!”然后就看见老人家手中的方向盘拐到了一边,只听见“嗵”的一声,车右侧的后视镜在1秒钟之内就没了 “咣”的一声车子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
车停了,我们谁也没动,那个中年妇女又回了一下头,继续骑走了。我听见车窗外一个老大爷的声音:“镜子在后边哪,还不捡去!”
我们回去了。把车停在楼下谁也不肯上楼。英达父子俩蹲在单元门口,英达说:“这下可好了,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一转眼就变破车了。” 我们看着车鼻子前面巨大的“酒窝儿”,谁也没埋怨已经吓坏了的“人大代表”。
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父子俩说夜里做的都是撞车的梦,其实我也一样,我的脚在梦里一直使劲儿地在踩刹车。
这辆车我们开了不到两年,英达相继弄丢了行车执照和车钥匙。没办法我们只好请了监狱里专干溜门撬锁的小偷把车打开了。他每天出门我都大喊着:“带驾照!”而他比预定的时间晚回来半小时我就坐立不安。最后我坚定不移地把车卖了,要不然我有可能死在这上面。
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3年我到欧洲演出,在意大利给英达买了一双细腻如丝的皮手套。那副手套太漂亮太精致了,花了我100多美元!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他买的,交给他时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千万别丢了,本来我可以给自己买双皮鞋!”他很郑重地收下了。
一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办事,出家门的时候他第一次戴上了新手套。他们一起走到胡同口叫了辆“面的”,当然他就把那副手套落在了出租车上。他只戴了不到100米,然后,是对那个朋友的一路叮咛:“不许告诉丹丹!”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要出门,仿佛很随意地对我说:“是不是应该给我买双手套?太冷了!”
“你的高级手套呢?”我担心地问。
“怎么问我?我哪儿知道,我从来没戴过。你不舍得让我戴,谁知道你又藏哪儿了!”
我开始在家里找,急死了。我想我真是老了,什么都记不住。我把箱子柜子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十分歉意地上街又给他买了一副。
过了很久那个朋友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没生气,我已经知道他那么怕我唠叨,也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要求他做“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在接受他的优点的同时接受他的缺点,反正我们在经济上已经不窘迫了。
在这儿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为这事我差点儿得心脏病。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是一个极其顾家又热爱“科学”的人。很多年前,在别人还没听说过那些新鲜玩意儿的时候,他就把日本出的“换气机”和英国产的“电灭蚊器”搬回了家。插上电源我不知道空气是否被换过了,反正电表的指针老是在“揪”我的心。而我在“电灭蚊器”里没看到过一只蚊子,即便把它放在院子里也一个小虫都没有。
有一天,他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3800元钱的真空管太阳能使您一年四季24小时享受热水。”于是他决定安装。大卡车拉来了设备,能装几吨水的大锅炉往房顶上扛。我们所谓平房房顶都是斜瓦,我真怕那几个工人掉下来。我们的墙被凿了无数个大洞,直径近1尺的大圆管子从房子的最东头穿到最西头。洗手间的瓷砖都碰坏了,墙上好几个窟窿连接着错综复杂的电线、好多个水管的开关和电插座。装好以后,我们果真看见房顶的锅炉冒着烟,可以肯定水开了。可是打开我们所有的水龙头,却没有一滴热水。
我打了无数次电话请他们来修,他们确实每次都上房顶看看,但丝毫不见成效。我请求老人家让他们把它拆下来,房顶上压着一个盛着几吨开水的大锅炉实在让人害怕!他去了,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人家决定不收我们1分钱,并且把那些“真空管”都送给我们了。后来我发现水不冒烟了,也就没再想这件事。
不久后我去了美国,有一次跟英达通长途电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咱们家两个星期以来一直顺着房顶往下哗哗流水,1秒钟没停过。院子里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隔壁残疾人基金会每天都来敲门,因为水也流到他们院子里去了。”我在电话的这一端一下子就蒙了,心动过速。
我大喊着:“快去找人修呀!” “我不知道找谁!”
“快把所有的龙头都关上!”
“关上了。”
“再把卫生间所有的插销都拔掉,别挂电话,现在就去,然后告诉我情况!”
他放下电话去了,然后气喘吁吁跑回来说:“好了,水停了。你快回来吧,家里没你不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让你得心脏病,而你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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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幸福深处
童年时
放学了,我家院子门口聚着一群小男孩儿,齐声喊:
黄毛丫头去赶集,
买个萝卜当鸭梨。
咬一口,死辣的,
叫你黄毛丫头专挑大的!
起哄声中,一个黄头发的小女孩“嗖”地撒丫子朝家里跑去。那就是我。
我小时候有两个外号:“金丝猴”和“罗马尼亚人”。因为我头发金黄,皮肤煞白,还长了一个大鼻子。我痛恨这两个外号,痛恨自己,为什么长得和别人不一样。
我妈告诉我:“等到18岁你的头发就变黑了。”因为她的一头金发就是18岁那年变黑的,小时候抚养她的大娘还给她吃过乌鸦肉。我妈是河南人。据说河南开封在宋朝时进来过一支犹太人,世代繁衍同化了,所以在河南有许多黄头发、白皮肤的后代。我想我有可能是其中一个。
那一年西哈努克亲王访华,迎宾队的女孩子们排成一排,逐个儿从老师手里领花环。远远地我就看见有一个花环特别秃,心想那一定是我的,果然,轮到我时,老师根本不抬眼,就把那只最难看的花环塞给了我。小时候我处处很倒霉。
小学六年级春游,有个同学问: “宋丹丹去吗?宋丹丹不去我们就都不去,去了也没意思。”那时候我会给大家讲笑话,学老太太说话走路,渐渐地肩负起为人们制造快乐的责任。
少女时
我长成了一个胖姑娘,“穿上显瘦”是我对衣服唯一的审美标准。5楼住着一个漂亮纤细的女孩小红是我的好朋友,每天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仰着脖子喊她下来玩儿。所有的男孩都看着她,围着她,仰慕她,而我也那么愿意和她在一起,这便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不会嫉妒的人。
在人艺学员班里排《西施》时,我最好的朋友罗历歌演女主角西施,王姬演宫女甲,有大段独白。剧本里,在她的大段独白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宫女乙惊恐状”。我就是宫女乙,整个剧本里只有这6个字属于我。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些。
我认为我是一个长得不漂亮但却充满智慧的女孩。我说话幽默,作风端正,专情,本分,走在一个正派女孩该走的路上。
青春时
当我第一次把名字告诉曹禺先生的时候,他高声说:“你这个名字好!‘丹’是红,你有两个‘丹’,你会一红再红,红得发紫!”
我们剧院有个演员叫王领,她是我的好朋友。她会看相,熟读各种版本的相书。在我刚考入戏院不久,她见到我就说:“这小黄毛将来能成名。她眉毛上面有颗‘名人痣’。”
人艺学员班第一年寒假,我跟院子里的小女孩去一个机关大院看别人跳“贴面舞”。不知那是谁的家,父母不在,孩子招来一大帮朋友,拉上窗帘,点上蜡烛,男男女女搂在一起。突然我看见了我们班的张永强——我们叫他大强子,他也在人群中,很兴奋地拥着一个女孩。我心跳加速,靠墙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不久后我见到管生活的刘涛老师,忍不住把这件事透露给她,并叮嘱千万不要告诉苏民老师。
开学后的第一堂课,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同学们的点评,主要是品质方面。刘涛老师、苏民老师和童弟老师都在场。我看他们不断地交流眼神,突然想,大强子的事儿,刘涛老师肯定早就说出去了,如果这次公开点评中我不“揭发”大强子,就成了向老师私下告密,这很不光彩。于是当苏民老师摘下花镜,一边扫视大家一边说:“现在我们开始点评张永强同学。”我很快地站了起来,“我觉得张永强同学思想作风有问题,他的生活格调应该高一点儿。”
一晃七八年过去,没有人再提,但我对大强子一直心怀内疚。我们在一起排《上帝的宠儿》,他演莫扎特,我演莫扎特的小媳妇儿。戏一开场,就是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我钻到钢琴底下躲起来,他把我拽出来亲我的脸。为了调动情绪,每天上台之前我们都要“啵儿”“啵儿”相互在脸颊上亲一下。
这一天我实在不想再被那个心结折磨了,在他脸上“啵儿”一声过后,低声而快速地说: “大强子对不起啊。”
“嗨,没关系。”不到1秒钟他便这样回答。我倒愣住了。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不就说贴面舞那事儿吗?”
我说对。然后我就跑到台上去了。
结了多年的疙瘩,一句话就解开了。这是我的幸运。但我也明白了一点:永远不要以为你对别人的伤害随着时间的流走就可以打消不算。从此我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要想一想,会不会委屈了谁,伤害了谁?10年以后的我会不会因此后悔?晚年时的我会不会因此不安宁?
我看过一本英格丽·褒曼的传记,里面写到她和意大利导演罗塞里尼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其中一个患有先天的脊柱畸形,就是俗话说的“罗锅”。医生说,如果不在幼年施以恰当的治疗,她会变成一个驼背的残疾人,于是小女孩6岁时接受了“恰当”但无比残酷的手术:从背后开刀,把高出来的骨头锯掉一点,然后缝合伤口,用石膏固定住上半身,从脖子到腰都不能弯曲,等到伤口愈合,再继续开刀、锯骨、固定、等待愈合。等待的过程中,小女孩不能躺下,只能一直坐着。
英格丽·褒曼感觉活不下去了,天大的灾难降临在女儿的身上。有一天她去看望女儿,女儿正在石膏包裹中和小朋友们玩牌。她心疼得哭了起来。
女儿说:“妈妈你别难受。我做这个手术特别特别疼,但只有我自己疼过,以后别的小朋友疼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有多疼。”
这个勇敢的女孩子终于彻底痊愈,长大后成为著名品牌“兰蔻”最美的代言人,她的名字叫伊莎贝拉·罗塞里尼。她使我永远记住了这句话:“自己疼过,才知道别人有多疼。”
我从人艺学员班毕业后,参演了话剧《红白喜事》,获得文化部的一个大奖。获奖者中年轻女演员只有我一个,得了奖金,提了级别。跟我同在一个化妆室有个40多岁的女演员,她那天当着我的面“问”我的同学:“哎,你们班这次提级的都是那种特会拍马屁、特虚伪的人吧?”
我听了这话,眼泪流下来,我当时“恨”死了这个我每天毕恭毕敬喊她“老师”的女人。我暗下决心明天一定要扎她的自行车胎。她这样心胸狭隘的人,一定会被气疯的。
但是第二天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第三天和后来几天也一样没想起来。
挺长时间以后,我又遇见她。她慈眉善目,拉着我的手问:“丹丹你好吗?你在忙什么?”
我发现我其实从来也不恨她。我不会恨人,所以总是很快乐。
中年时
我的一位老师曾反复告诫我,女演员要学会瞒岁数。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在吃“青春饭”,还是撒过几回谎,把自己往年轻里说几岁。可是当人家接着问我“属什么”的时候,我总是支支吾吾算不过来账。后来我索性实话实说了,反正我结婚了,反正我有孩子了,爱老不老!
儿子出生时脖子后面有块蝙蝠形红色胎记,护士告诉我这叫“洪福齐天”。
怀着他6个多月时,我在新年晚会上演了《超生游击队》,一夜成名。第二天我挺着大肚子去菜市场买菜,一路都有人惊呼:“哟,宋丹丹,昨儿电视里那《超生游击队》就是她演的!”当时我公公英若诚跟在我身后向路人不断颔首, “谢谢,谢谢。”
怀孕七八个月,有一位老太太要拿她家在贡院西街的四合院连带院里一座二层小楼来交换我家的三室一厅。没人说得出这叫何等运气,我们成交。
儿子满月,我开始四处演出挣钱,“一红再红”。我和黄宏录制了各种人流不入流的段子流传在偏僻乡镇的集市中和火车广播里。
有一天王朔来我家,他说打车到胡同口往里走,老远看见巴图站在我们家院门口,看其他小孩在边儿上玩,表情完全就像一个“佛爷”,只不过一见他,立马儿还了俗。
离婚后的半年我曾因孤独和绝望而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6月30日,儿子的“监护权”正式归到我的名下。7月28日我便结识了现在的先生,8月25日我们结婚。
因为儿子,我相信了命运,相信是他的降临使我的生命中兴。
有一天爸爸打电话叮嘱我:“丹丹,女人啊,千万不能太厉害。”
痛定思痛,我想过去的确是我太能干了,太霸道了,表现得太“聪明”了,我爸说的“厉害”指的正是这些。爱一个人,要长久地像宠孩子一样宠着他,任由他去做喜欢的事,高兴的事,让他生活得轻松自在,让他一想起我就笑。
有时候先生和他的朋友出去吃饭,或在外面玩到很晚,我一定不打电话去追问。我会给他发个短信:“门给你留着,灯给你开着,千万不要考虑我,我睡了。”
很快,他的短信便回来:“大妮儿是我永远的、完整的最爱。”
人到中年,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我和先生谈活时从不避讳我们从前失败的婚姻。在不断地追溯中我渐渐明白,那些曾令我忿忿不平、以为“不可原谅”的人与事,其实自有它存在的情理。我理解了英达,他在我心里仍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好人。如果说他的性格并不完美,是因为他在童年吃了太多苦,他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进了监狱。他没有成年人的保护,也没有得到爱。我也理解了其他给我带来伤害的人。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人不同,性格不同,运气不同,你无法要求每个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善良和充满理性。
除了需要法律介入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
现在时
这天早上,我刚一开机便收到一条短信:“我是邮局,给我回电话。”我立刻把电话拨过去,并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问他:“您有什么事?”
“你家地址告诉我!”电话那一端一个男人没好气地说。
“您要地址有什么用吗?”我依然和颜悦色。
“有人给你寄快件,把你家地址给我!”他越来越凶,我也越发不明白。
“寄快件的人难道没有写地址吗?”
“你给不给?你给不给?我给你家送快件管你要地址你到底给不给!不给算了!”“啪”的一声电话断了。
我丝毫没有生气,只是对这人充满同情。大清早,对待一个好脾气的顾客,他的态度如此恶劣,他心里该有多么不快乐?该有多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不喜欢他?他真的很可怜。我从心底里不怨他。
宽容了他人,解放的便是自己。
连日来一直很顺,我心里倒隐隐不安。
这天早上开车出门,在里线跑得规规矩矩,突然对面一辆捷达为了超车拐到了逆行线上,“砰”一声与我擦了肩。
下车一看,整个车身被剐开一个大口子,好好的宝马肠子肚子都露在外面。捷达也伤得不轻,好在人都没事儿。
“来来来,小伙子,到我这儿来坐,我车上暖和。”等警察的工夫我招呼他。他这才定睛一瞧:“哟,宋姐!”
“你开车多久了?”我问他。
“刚半年。”
“今天这事儿,对你其实特别好。你一定要撞这么一次,以后才知道有时候你是来不及打方向盘的,千万不要为了‘快’就不守规矩。”
到了摄制组,我拉他们来看我的车被撞得多么可笑,他们说你可真行,还笑得起来,就跟撞的不是自家车似的。
车坏了我不是不心疼,但太顺的时候必有一劫——这是我所认为的人生。如今我这一劫算是过去了,难道不该笑着面对吗?
去年我过生日,请来了童年时的伙伴,有小红,小红的丈夫小强和院里另外一个男孩。那男孩酒过三巡忍不住真情流露,告诉我30年前我是他的初恋。
我坚决说他骗人。30年前所有的男孩子都在爱慕小红,谁也不会多看我一眼。我那么胖,那么平凡。唯一对我献殷勤的一个是小强,他笼络我也还是为了接近小红。
“真的,我告诉你丹丹,绝对是真的。为了你,我还差点儿打了他!”他指着小强,一口咬定这绝非玩笑,因为他认为小强当时在追求我。险些挨打的人亦在饭桌上笑呵呵地承认了这件事。
原来别人眼中的我却和我记忆中的自己不一样。我这个自认为一辈子没有男人缘的女人,居然在30年前被别人暗恋过。那天我为这事儿多喝了几杯。
那天我发高烧,同时抗生素吃多了过敏,头疼,恶心,稍微一动就想吐。
我两个姐姐在超市里给我打电话:“丹丹你想吃点什么?”
“咸……菜……”我已经气若游丝,却听见她俩在电话里乐。
“哈哈,她就想吃口咸菜!咱上六必居给她买去!”
没挂电话,我听她们在那边吵吵:“买哪个?你说买哪个?哎我跟你说这个好吃,丹丹爱吃这个!”
“这不行!她现在胃不好不能吃辣的!”
“哎,售货员,这榨菜丝儿多少钱一斤?啊?6块?”
我躺在床上紧闭双眼,她们的声音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我想她们可真有精神啊,真有兴致啊,真有体力啊。我琢磨着:什么是幸福呢?这就是幸福吧。
我原想等自己彻底弄明白人生,再来写这本书。但是我发现5年前的我比10年前“明白”,今天的我比5年前“明白”,明天的我还会比今天“明白”。因此我决定动笔,趁自己还没有真正步入晚年,趁我的记忆还没有彻底老化。
所以我人生中还有很多好的故事和好的人,这次我没能将他们写下来。我还不能确定地说出他们对我的意义,但假若没有他们,我便不是今天的我。
我要感谢苏民老师、蓝天野老师、刘涛老师,还有去世了的童弟老师。你们是引领我走近表演艺术的人。
感谢于是之老师、英若诚老师和郑榕老师,你们让我崇拜艺术,崇拜知识,让我从做演员的第一天起,便对自己有所要求。在侧幕条边,在有你们的舞台上和演出后的聚会上,你们将你们的好恶、情趣和鉴赏力传承给我。
感谢苏民老师。你在一把扇子上为我题写了《文心雕龙》中的一句话:观干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我当时还是学生,不大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知道我的一生就在“观剑”和“晓声”中不停地轮回。
感谢林兆华老师,你对我的表演给予了很多的指点与赞赏,让我的舞台艺术有过辉煌。
感谢苏小明和张暴默,你们给了我今天的幸福生活,我曾经戏称你们为“大妈”和“二妈”。
感谢赵颖、王领、王淑华、梁月军,你们在生活中像姐姐一样待我,给了我很多温暖。
感谢罗历歌和钱波。你们是我的朋友,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人握着我的一只手。
感谢俞雷和谢希明,你们让我多了一个家,多了一个温暖的去处。
感谢《家有儿女》中我的几个孩子:张一山、尤浩然、杨紫、宁丹琳。你们陪伴了我三年,给了我那么多快乐的时光,让我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别忘了对我的承诺:将来成了大腕儿,拍戏时带上我。
感谢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林丛、傅佳、杨影、胡俊红、高亚麟。生活中有了你们,让我笑迎“更年期”。
感谢我剧院里的伙伴:小濮、李世龙、杨立新、何冰、米铁增、严燕生、马星耀、张永强、鲍大志、梁冠华、王刚、李珍、卢芳、高倩、龚丽君、高冬平、杨桂香、张福元、吴刚、王常立、尹伟、岳秀清、冯远征……你们让我感觉剧院很温暖。我愿意回去工作,是因为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感谢派格太合的老板孙健君先生、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丽红老师和陈曦。没有你们便没有这本书。
还要感谢未来可能与我成为朋友的人们,你们使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孤独,快乐与我分享,痛苦替我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