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章讲述莱布尼茨一生的不平凡经历和他的主要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第二章至第八章按各个专题讲述莱布尼茨怎样研究中国，怎样赞扬中国文化以及怎样热心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并分析澄清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某些误读和中国人对莱布尼茨的某些误传。

本着对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中学西渐”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的精神，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西方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这套丛书涉及的历史人物包括有白碧德、史耐德、庞德、莱布尼茨、卡夫卡等。该书介绍了历史人物莱布尼茨。

前言

第一章 莱布尼茨：卓越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第一节 勤奋好学

第二节 步入社会

第三节 巴黎时期

第四节 定居汉诺威

第五节 学术贡献和历史评价

第六节 马克思、恩格斯与莱布尼茨

第二章 莱布尼茨研究中国的两个途径

第一节 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

第二节 向闵明我神父询问中国

第三节 闵明我对30个问题的初步回答

第四节 与在华传教士们的交往和通信

第三章 在华传教中的争论和斗争

第一节 基督教三次传人中国

第二节 利玛窦的传教方式

第三节 “礼仪问题”之争

第四节 中国的仇教活动

第五节 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的较量

第四章 《中国新事萃编》

第一节 《中国新事萃编》的初版和再版

第二节 莱布尼茨的中国观

第三节 20世纪以后的《中国新事萃编》

第五章 二进制数与《易》图符号

第一节 白晋说《易》和“伏羲”

第二节 莱布尼茨的惊喜

——一二进制数(O～63)与《易》图符号的一一对应

第三节 澄清一个误传

第四节 莱布尼茨的猜想

第五节 二进制数(O～63)与64卦图符号一致性的

意义

第六章 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字

第一节 渴望了解中国文字的秘诀

第二节 汉字与埃及象形文字的比较

第三节 普遍符号语言与中国文字

第四节 中国文字的强大生命力

第七章 “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第一节 撰写此文的缘由和背景

第二节 对龙华民、利安当的批判

第三节 对宋代儒学的独特见解

第四节 此文尚在研究中

第八章 莱布尼茨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节 莱布尼茨进人中国人视野

第二节 莱布尼茨倡导中西文化交流

第三节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传

第四节 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

结束语

附录

附录一 莱布尼茨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论文(1703年5月)

附录二 莱布尼茨致白晋的一封信(1703年5月18日寄自柏林)

附录三 中外人名对照

参考文献

后记

索引

莱布尼茨8岁那年，母亲把他送人尼古拉学校(Nikolaischule)，开始正式上学。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算术、逻辑、音乐以及圣经、路德教义等。因为他在入学之前对于学校课程的许多内容已经有所接触，所以他在课堂学习中显得十分轻松，而且还比其他同学有着更多的感受和收获。特别是阅读诗歌、历史著作和逻辑学时，他经常能体验出一种非常愉快的享受。在学习中，他常常能独辟蹊径，获得与众不同的良好效果。

直到19世纪早期，拉丁文在欧洲的正规学校里是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课程，能流利地读、写拉丁文是欧洲社会中有教养的上层人士的基本素养。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欧洲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莱布尼茨刚入学时，拉丁文学得不太好，读、写都不甚流畅，但他知道这门课程极为重要，于是他想，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学习拉丁文的好方法呢?

有一天，他在卧室里偶然发现了两本拉丁文书籍。一本是古罗马学者李维(Livy，公元前647～公元17)用拉丁文写的《罗马史》，另一本是莱比锡当地马斯教堂的音乐家、历史学家塞图斯·卡尔维苏斯(Sethus Calvisius)编著的《拉丁文历史学词典》。手捧着这样两本书，莱布尼茨高兴极了。他立即怀着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借助于这部拉丁文词典，认真地阅读李维的《罗马史》，这真是一举两得，既学习了拉丁文，又学习了罗马的历史。而他的阅读方法也很妙，开始阅读时，当然会遇到读不懂的地方，他并不停下来没完没了地翻词典，而是跳过去继续读，以免影响阅读的兴趣和连贯性。待读完一部分之后，他再回过头来查词典以解决原先不懂的地方。就用这样反复阅读的方法，他把这部拉丁文的《罗马史》通读完了，并在阅读过程中仔细记下全部拉丁文生词，用心背熟。通过这一阅读，他的拉丁文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而且获得了关于罗马的历史知识。

在学校的一次拉丁文课上，莱布尼茨大胆地用拉丁文讲述了《罗马史》书中的内容，令老师和同学们大吃一惊。老师心存疑虑地问：“这些历史知识你从哪儿学来的?”他如实相告之后，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很是佩服。但老师一方面为他的拉丁文水平显著提高而高兴；一方面也认为李维的《罗马史》过于艰深，不适合像他这样年龄的孩子阅读。

老师把这一看法向莱布尼茨的家人谈了，请家里注意让他不要过早地阅读学术性很深的著作，以免干扰正常功课的学习，并建议让他多读一些为少年儿童撰写的入门书。

当家人向莱布尼茨谈及不要将精力花在阅读像《罗马史》这样的著作时，他立即反驳说：李维的这部历史书很适合他阅读，并不觉得艰深。正好这时一位邻居也在场，他对莱布尼茨的好学精神表示赞赏。这位邻居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多识广的有识之士，认为老师和家长不应该阻止莱布尼茨读那些他能够理解的书，而应该因材施教，对能力超群的孩子应该以各种方式给予支持和鼓励，为其成长创造条件，使孩子的能力从小就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为了更多地了解莱布尼茨的智力水平，这位博学的邻居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向他考问了许多问题。发现莱布尼茨思维十分敏捷，头脑非常灵活，所知晓的东西、理解知识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10岁孩子的水平。于是，在这位邻居的建议下，莱布尼茨的家人将他父亲留下的藏书颇丰的书库开始向他开放。 

能够阅读父亲的丰富藏书，这是比任何东西都更宝贵的“礼物”，父亲的书库使莱布尼茨眼睛一亮，高兴得跳了起来。从开始识字、阅读起，他就知道了许多伟大学者的名字，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但只是闻名而已，至多间接了解到这些人的片言只语。他早就在想，要是能够直接阅读伟人们的著作该多好!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面对父亲留下那么多伟大学者的书籍，他怎能不欣喜若狂!  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不可遏止的好奇心，莱布尼茨开始贪婪地阅读古希腊罗马时代一部又一部名著，他为这些著作的博大精深所折服，为大师们的宏论所倾倒。还未满12岁，他已熟读了古希腊古罗马许多名家的著作，欧洲古典文化深深地影响和熏陶了他，使他自幼养成哲学思考的能力和习惯。通过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籍，他的语言文字能力也得到突飞猛进，不但拉丁文水平更为提高。而且希腊文的水平也大有长进，他已能用希腊语写出流畅的短文。

随着更加深入地研读经典著作，莱布尼茨已不完全膜拜在古代学者的脚下，而是开始与他所崇拜的伟人对话。13岁时，他在思考了有关逻辑学的古典理论之后，就试图改进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在欧洲，自古以来备受推崇，中世纪时更被尊为“圣人”。由于亚里士多德是古典逻辑学的创始人，所以又被尊为“逻辑科学之父”，一般人对其学说丝毫不敢提出异议。然而莱布尼茨却敢于向权威挑战。在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基础的逻辑学中，简单概念被分成为一定的等级——范畴。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复合概念或一个陈述语句为什么不能也被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呢?为什么它们不能按照演绎推理的方式从其他的逻辑规则中推导出来呢?莱布尼茨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请教老师，却没有一位老师能给予他圆满的解释，实际上他是提出了一个老师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老师们还劝说他现在不必考虑这些过于深奥的问题，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当然，实际上，直到他在数学、逻辑学方面日渐成熟以后，他才能真正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不过，这种思考却成为他研究逻辑学的最早的源头。

一个少年总爱思考一些高深的问题，这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于是引起了家长、老师们的担忧，然而莱布尼茨在思维方面的日益成熟，很快使他的亲人们打消了疑虑。关心他的人发现，这个少年的思维逻辑性很强，对于逻辑学理论中一些今天的成人们依然视为高度抽象和深奥的问题，他却探讨得饶有兴趣。而且他却并不因此变得少年老成得像个书呆子，他还很善于把抽象的哲学原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对生活中的具体事情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

莱布尼茨对一切事情都开动脑筋，周密思考。在读书方面，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些切实有效的学习方法。为了记住所读书籍中的精彩内容，他准备了许多小卡片，随身带着，随时记下，并把自己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想法、提出的问题也都写下来，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积累知识和思想的方法。

在学校里，莱布尼茨不仅钟情于深奥的历史和抽象的哲学，而且也爱好浪漫的诗歌。他从10岁起就尝试写诗了，越写越有兴趣。

在圣灵降临节朗诵诗歌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个传统仪式和活动。有一次，尼古拉学校把诗朗诵的荣誉交给了莱布尼茨所在班的一名男孩，可是就在圣灵降临节前几天这个孩子病了，节前三天都不能到学校来，而拟好的诗稿也被他带回家了。那时交通不便，而这个孩子的家离校很远，不能很快取回诗稿。没有诗稿，怎能朗诵呢?正当大家焦急为难之时，莱布尼茨自告奋勇担当起朗诵任务，并声称他将自己写出朗诵的诗歌。师生们向他投以疑惑的眼光，而他则很自信地把自己关在房里，开始了诗歌创作。花了整整半天时间，他写出了三百行六言诗。这令众人大吃一惊，并争相一睹，发现他的诗合乎格律，朗朗上口，大家无不拍手叫好。在圣灵降临节的祈祷仪式上，莱布尼茨当众朗诵了自己创作的长诗，博得全校师生的喝彩。这次朗诵，对他的写作能力、口才和诗歌创作都是一次极好的演习和考验，从此，同学们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他的这种能力也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受此鼓舞，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诗兴大发，经常沉浸在诗歌的创作和吟诵之中。  天资聪颖，又勤奋努力，莱布尼茨成为学校里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仅用6年时间学完了一般孩子10到12年才能学完的课程，而且还具有了善于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特点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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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一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 “弗郎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于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本书于2004年交稿之后，一年多来又读到了许多新发表的有关书籍和文章，因此利用付梓之前阅读清样的机会，得到丛书主编和出版社编辑同志的赞同，又对书稿略做了一些补充。在此期间，在查阅文献和索引方面得到了韩琦、张藜、郑丹和薛城的热情帮助。我在这里特对这几位年轻朋友的帮助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王红梅、张成水编辑的耐心工作表示恳切的谢意。  

孙小礼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