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瑞·史耐德(1930～ )是最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吸纳了很多的中国思想、文学模式及书画成分。本书分六章，分别从史耐德的中国经验，与道家、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与中国诗歌间的关系，其翻译的中国古典诗，及其与中国书画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

本着对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中学西渐”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的精神，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西方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这套丛书涉及的历史人物包括有白碧德、史耐德、庞德、莱布尼茨、卡夫卡等。该书介绍了历史人物史耐德。

导言

第一章 史耐德的中国经验

 第一节 中国山水画令他目驰神迷

 第二节 青年时期学习中国文化

 第三节 大陆与台湾之旅

第二章 史耐德与道家、儒家思想

 第一节 《道德经》

 第二节 阴阳二元思想与庄子的寓言

 第三节 儒家思想之吸纳

第三章 史耐德与佛家思想

 第一节 大乘佛教和中国禅

 第二节 重要的中国禅师

 第三节 华严宗和天台宗

第四章 史耐德与中国诗歌

 第一节 对中国古典诗的看法

 第二节 诗歌中采用的古典诗主题与典故

 第三节 采用中国诗格律入英诗之试验

第五章 史耐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

 第一节 译文的魅力与特色

 第二节 寒山诗译文的经典化过程

第六章 史耐德与中国书画

 第一节 对中国书画之认识与了解

 第二节 印在书中的中国书法与水墨画

 第三节 以中国画为主题的诗歌

结{吾

附录

 附录一 图辑

 附录二 英中名词对照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史耐德在少年时期及在大学念书期间曾经接触过中国文化，因而对它产生了深深的景仰之情。从他十岁或十一岁左右在博物馆中观赏中国山水画的那一刻，就对中国人的世界观、自然观产生了深切的认同。在念大学期间则大量阅读英译的中国经典书籍，并向一位华裔同学学习写毛笔字，对中国文化开始有笼统的、整体的概念。大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园读书，选陈世骧教授在研究所开的课，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并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其所译的《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风行全美，成为经典。他在生活上也采用了一些中国习惯，并曾去过大陆与台湾，也为这些中国之旅写过几首诗。总的来说，虽然实际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几乎是零，但他对中国文化思想之激赏，对中国诗歌、山水画的体验倒是深刻的。

第一节 中国山水画令他目驰神迷

史耐德童年在农村长大，自幼亲近土地，成长的地方就在美国西岸大山大海的华盛顿州及俄勒冈州。他自幼喜欢在森林中、高山上游玩，对大自然一生热爱。我们要知道，他童年住在农庄里，只要走出房子，就能看见四周高耸人云的山峰，包括10778英尺的贝克山、六七千英尺的奥林匹斯山脉、5878英尺的露米斯山等，这些山峰皆属美国大西部南北纵向的卡兹克兹山脉。

史耐德于1930年5月8日出生于大都会旧金山的史坦福大学医院，但是他的童年却是在美国西部华盛顿州西雅图城以北7公里的乡下度过的。1932年在他两岁的时候，美国经济已进人大萧条时期，父亲哈罗·史耐德(HaroldSnyder)和母亲鲁思·魏奇·史耐德(Lois wil：kie Snyder-)为了生计，把家搬到华盛顿州乡下的农庄做奶农，以养牛为生。农庄有两亩地，院子里也养鸡，后园种果树，因为他们的辛勤，经济情况稳定下来，他们修建了房子，盖了谷仓。这农庄周围的山谷就是他认同的故乡，他不以城、镇、县来界定自己的故乡，而是以河流、湖泊、山脉来界定自己的故乡，尤其是河流的流域，这种看法就源自他的生态观。他说：“我来自普吉海湾和华盛顿湖北部之间大片秀丽山坡地间的一个山谷，谷中有不知名的小溪流过。这里是华盛顿湖的第二流域，小溪向南而去，我们住在源头下一里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家乡。”

正如同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对中国古代文人有强烈的吸引力，史耐德自幼对幽暗的森林、庞大的高山不仅没有畏惧感，反而深深被吸引。九岁的时候就跑到农庄后面的树林中一个人夜宿，自己走一条秘密小径通往他的营地，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营地在哪里，后来他父亲知道他会起营火、会煮食，就准许他一个人在林中过一两天。美国不少19世纪的小说都表现对大自然的恐惧和对立的情绪，作家会把对魔鬼的恐惧，对大自然力量的恐惧投射在森林意象上，如纳萨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ScarletLetter)，或把上述的情绪投射在一象征大自然的生物鲸鱼身上，如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记》(MobY DicK)。史耐德年纪那么小就如此认同大自然，不但无畏于森林的黑暗与蛮荒，还敢在幽暗的森林中过夜，以大自然为家，是非常罕有的。在对大自然的认同方面，他所心仪的美国作家前辈则是散文家约翰·莫亚(John Muir)与王红公。等他稍大一点就进入农庄后的大山谷探索，我想这是十岁到十二岁之间的事，因为他十二岁时，已经举家搬去城里住了。

我年龄再大一些，就到一些原生老树林中走走，这些树林位于卡兹克兹山与奥林匹斯山山脚的山谷中，那些林中阴处也生长的臭菘与魔鬼棒矮树会长得比你的头还要高，青苔层有一英尺那么厚。在这里你总是会闻到湿而碎的有机生物——蕈类浓郁的香气，闻到红色的朽木树干的香气，看到几丛红得刺目的环形草莓。

When I was older I hiked into the old—grOWth stands of the foothillvalleys of the Cascades and the Olympics where the shade—tolerant skunkcabbage and devil’S club underbrush is higher than your head and themoss carpets are a foot thick．Here there is always a deep aroma of crumbled wet organisms--fungus--and red rotten logs and a few bushes of tartred thimbleberries．

可见他童年去探索森林时，用五官、用心灵去仔细感受森林地面的植物。他游玩的森林范围其实很大，卡兹克兹山脉在西雅图城东北，奥林匹斯山脉(the Olympics)在此城之西，两山脉之间相距约有一百公里。他十二岁以后就去爬四周的大山，那些他童年时抬头就看得见的大山，山顶常年积雪，包括贝可山、冰河峰(Glacier Peak)、雷尼尔山(Mt.Rainier)。他认为“那些为雪覆盖的山峰绝非人间世界，闪亮而飘然，对精神是一种鼓舞”(“Thoseunearthly glowing floating snowy summits are a promise to the spirit”)。所以，对他而言，就像他所认知的宋朝至明朝的山水画中，高山是崇高脱俗的象征。

1942年史耐德十二三岁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到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首府波特兰市(Portland)。虽然迁入了城市，他对高山的狂热有增无减，不满十五岁就加入成人的专业登山社，攀登高山山峰，登过的包括那座活火山：华盛顿州的圣海伦斯山峰，位于波特兰市东北27公里处，他登上这9524英尺高的山峰时感受如下：“浸润在冰雪、岩石、严寒、高旷的空间，可以说是经验到一种奇异的、生动的启蒙与转化。”(“To be immersed in ice and rock andcold and upper space is to undergo an eery，rigorous init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可见从少年时期开始，攀登高山在史耐德身上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的提升和转化的作用。他对这些高山的感受与西方传统的大自然观是不同的。在西方思想中，大抵人与大自然有物我之分，并常视自然为人类征服的对象。史耐德在大自然之中除了敬畏，还感受到在其中的自在与完全的归属，这种提升感与归属感反而与中国文人的大自然观相近，甚至可以说他是因为登山而开始写诗的，他说：“登山经验对我是绝大的教诲，是大自然众神赐予的启蒙，从此我开始写诗。”

他十岁到十二岁间由他父亲带着，从农村进城到西雅图的艺术博物馆去参观，他发现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意境竟然与他所倾心的美国西部太平洋岸边的壮观山景以及他所露营过、爬过的山非常近似。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进入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馆，看到中国山水画；我为之心驰神迷。那令我震惊的原因很简单：“那看起来就像卡兹克兹山。那瀑布、那松树、那云、那雾都非常像美国西北部的山水。中国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正是我视之为真的世界。旁边的馆中展的是英国风景画与欧洲风景画，对我毫无意义。这不是上了什么一门了不起的课，而是在那一刻我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产生了很深的敬意，而且长存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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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一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 “弗郎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于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