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的时候，王郁昭就特别注意学习和了解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在省科委工作期间，更是耳濡目染了很多实际的科技发明，他知道并深信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到全椒上任以后，他十分热衷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开发，对农业科技人员有着天生的好感。上海下放知青杨岗，1971年在三圣公社发起办公社农科站，他发明了“山芋藤越冬”的技术。山芋(红薯)，也是全椒县的主要农作物之一。上世纪70年代，那时粮食紧缺，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农村每年秋后要留下很多山芋作种，第二年春天下床育苗。为了节省芋种，杨岗对山芋藤越冬进行了试验，得到了王郁昭的支持。这种技术是，每年秋季收山芋时，把山芋藤尖端部分剪下来，栽在苗床里，使它能越过冬季。苗床的做法是，在田埂向阳的地方挖一米多深的地窖，底层铺上半米多厚的干牛粪或麦糠、棉子饼等发酵物，上面盖上约一尺厚的肥土，然后将山芋藤的嫩头栽在土里，窖的上面搭架，盖上薄膜，在霜降前要浇少量定根水，使山芋藤能够生根。在冬季天冷时，要少量浇水，使下层的牛粪等逐步发酵，提高温度。因当时条件落后，如何调控温度是很困难的，浇水少了，温度不够，山芋藤容易冻坏冻死，水浇多了，发酵物发酵过快，温度很高，也会把山芋藤烧伤烧死。经过试验，基本掌握了调控温度的规律后，王郁昭在全县布置多点进行试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其中，马厂公社九连大队沈诗明搞得最好，王郁昭专门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进一步推广这项技术。实践证明，凡是用越冬的山芋藤春繁的苗栽插的山芋，由于苗粗苗壮，产量高，最高的亩产可达近万斤，又可避免发生黑斑病。这项技术后来又有新的发展，1975年以后又推广了火坑温床育苗法。在苗床的底层修建几条通火道，在最寒冷的季节，每晚在窖外烧火，使苗床温度始终保持在25～30％左右。这项技术不仅可以节省芋种，而且使山芋产量大增。随着科技的发展，条件的改善，90年代中期，王郁昭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到安徽阜阳地区视察时，发现阜阳地区农科所在有暖气的房间里的架子上，摆了几千个装有营养液的玻璃瓶，把山芋藤的嫩芽放在瓶子里，越冬后再进行春繁。王郁昭看后回想起20多年前的土办法，是那么困难，真是感慨万分。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讲的科技就是生产力的道理是完全正确的。

全椒县是产花生的大县。传统的方法是在小麦收割前，在小麦田里套种点花生，收割小麦时为了不伤害花生苗，麦茬留的很高，不利于花生生长，产量很低，亩产200斤左右。花生条播壅针技术是古河区农技站农艺师陈荣谟在山东省推广的花生清棵墩苗壅针技术的基础上，根据全椒县土壤特点创造出来的一种技术。山东的花生大都种在沙土地里，要深播才容易出苗，但第_对侧枝往往生长不出来，而第一双侧枝是结果最多的侧枝，因而当花生出苗时，要把根部的土往外扒一下，清棵墩苗使第一对侧枝生长出来，然后在盛花期，将土壅向根部，使第一对、第二对棵枝的花能顺力落入土中，因而产量高。但全椒地处淮河以南，属于南方粘土地带，花生宜浅播，第一对侧枝容易长出来，因而改点播为条播，便于在花生盛花期用锄头松土，把土壅向花生根部，使花顺利落人土地中，花生产量可达四五百斤左右，有的田块可达七八百斤。王郁昭对这项技术非常重视，曾亲自找陈荣谟进行多次交谈，并到现场察看花生生长情况，把“花生条播壅针”的资料印发全县，加以推广。在年终召开的科技大会上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获奖。

棉花营养钵育苗是一项老的技术，县棉花原种场一直坚持这种方法，棉花产量高。但由于制钵完全手工操作，很费时，因而一直没有推广开来。王郁昭对棉花营养钵育苗技术非常重视，他亲自同分管工业的革委会副主任冯骏到县农具厂研究，用钢管生产出一种制钵器，一天能生产一千多个营养钵，并亲自到南屏公社老观陈大队进行试验，效果良好。这项技术迅速普及到全县。  王郁昭很重视对农业科技培训和科技队伍的建设。1970年经研究将县农科所和县棉花原种场划开，直属县农林局领导，主要任务是培育、鉴定、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培训全县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技术员，编印农业科技资料，在各公社建立农业科技推广试验点。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四级农科网。

县农科所是四级农科网的龙头，公社成立农科站。1971年上海下放知青杨岗，在三圣公社办起第一个公社农科站，随后各公社也相继建立起来。农科站的主要任务是以良种试验、示范、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为中心，开展农业科研活动，推广农业新技术。大队成立农科队，到70年代中期全县建立了140多个农科队，占生产大队总数的80％。主要任务是进行良好种示范、繁育，推广新技术，指导科学种田。生产队建立科技组，一般由3～5人组成，生产队副队长为组长，负责本队农业科学种田工作的落实。公社农技员由县财政给予一定的补贴。

为了加强对农技队伍的培训，县农林局和教育局在农科所合办了“五七”大学和培训中心，设作物栽培、植保、畜牧等专业。

县农林局还编写了《全椒县主要农事活动提要》，对全年24个节气的主要农事活动作了提示。《提要》由农林局提出初稿，由各公社、农技员集体讨论、修改后印发至区、公社、大队、生产队，并印成《农业生产手册》发给各级农业技术员，有的年份还印成布告，在生产队张贴。《提要》和《手册》很受欢迎，对基层干部特别是年轻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对每个节气的农事活动的安排从中得到启示，有的把《提要》称作是“一年早知道”，对指导全县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P115-117

本书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着力为读者提供原始记录。我们力求客观、全面、准确地再现史实，为关心和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朋友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安徽省有关单位和与王郁昭一起工作过的许多同志的帮助和支持。滁州市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提供了有关的地方志、大事记和档案资料、文件，以及王郁昭在不同时期的讲话稿。王郁昭原来的秘书郭文生、崔传义、赵树凯除帮助收集有关历史资料外，还将自己手中保存的有关资料提供出来。滁州市原来和王郁昭一起工作过的侯长明、白振亚、朱长俭、章其磋、朱力、徐德、余章华、金邦清、张克荃、华志丰、白绕然、何本初、王芸等许多同志提供了有关著作、资料、文章和照片。中国扶贫基金会办公室的华克、李静、杨男等同志负责书稿的全部打印工作。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给予了很大支持。中国发展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和印刷厂工人在编校、印刷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本书主人公王郁昭和作者一并对他们的帮助、支持和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记述的史实或许不够全面，在写作方法和文字表达上难免有累赘之嫌和不足之处，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柏晶伟

2007年8月

引子

第一章 少年立事（1926～1944）

一、富家子弟选择了革命道路

二、在战乱年代求学

三、年轻的小学校长

四、冲过鬼子的火网

第二章 战争洗礼（1945～1949）

一、东海整风

二、接管威海学校

三、针锋相对的一场斗争

四、在威海市武工队里

五、合庆村的生死较量

六、回避到濮阳

七、第一次听陈毅司令员讲话

八、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

九、编入华野先遣纵队

十、参加豫东战役

十一、进入大别山

第三章 教育生涯（1949～1970）

一、渡江到芜湖

二、接管芜湖文教事业

三、回答不出周总理的提问

四、选派到安徽大学

五、解放后第一个教授自杀事件

六、一位学生的多舛命运

七、院系调整，引进教授

八、安大校长的党籍问题

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全面展开

十、考进中央马列学院

十一、与巢湖姑娘永结连理

十二、熟读马列经典原著

十三、中组部的短暂时光

十四、任安徽师院教务长

十五、向康生汇报学校“反右”情况

十六、毛泽东、刘少奇相继视察芜湖

十七、在全国科技展览会上

十八、奉调省科委

十九、中央部署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二十、工作队到了祁门

二十一、曾希圣与“责任田”

二十二、“责任田”的重大意义

二十三、参加省委“反修”理论小组和“四清运动”

第四章 “文革”岁月(1966～1970)

一、“三家村”在安徽的代表

二、“自我检查”变成了“作大报告”

三、科学实验的认识论意义

四、一本“狂热鼓吹人性论”的小册子

五、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倒批臭”

六、“牛鬼蛇神”大队长

七、“无情斗争，残酷打击”

八、两次被“打倒”，两次被“解放”

九、“扫地出门”当农民

第五章 全椒五年(1970～1975)

一、“来了个文人，不懂农业” 

二、引进优良品种，兴科学种田之风

三、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

四、繁育水杉，炮打松毛虫

五、根治滁河

六、驷马山人声鼎沸

七、大弯取直，小弯就势

八、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第六章 农村改革风云(1976～1982)

一、上调滁州

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大调查

三、万里入主安徽

四、尊重生产队自主权

五、《省委六条规定》诞生的前后

六、百年不遇的大旱

七、省委决定“借地渡荒”

八、三个“秘密武器”

九、包产到组的兴起

十、部长的陷阱

十一、“张浩来信”发表以后

十二、“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 

十三、大包干到户在小岗村诞生

十四、为农业大包干到户报户口

十五、风云突变

十六、蚌埠会议

十七、芜湖会议

十八、巢湖会议

十九、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二十、坚持家庭联产承包不动摇

二十一、邓小平讲话了，大包干终于报上了“户口”

二十二、一篇流传甚广的讲话稿

二十三、五篇调查报告呈送万里

二十四、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诞生

二十五、尊重实践权威，肃清极“左”流毒

二十六、实践的回答：三年三大步

第七章 扬子冲击波(1979～1982)

一、扬子电扇

二、扬子电视机

三、扬子电冰箱

四、开国内先河，集资办纺织厂

第八章 文教事业的复兴(1979～1982)

一、再现琅琊神韵

二、念念不忘高等教育

三、平地办起滁州技校

四、农村群众文化的兴起

第九章 出任省长(1982～987)

一、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

二、出任安徽省省长

三、要把安徽经济搞上去

四、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第十章 奉调晋京(1988～2005)

一、从农研室到发展研究中心

二、民工潮的兴起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成立

三、打工创业的两个飞跃

四、“5％”存在的弊端

五、《意见》直接呈送中央领导

六、解开企业资金供求中的四个“结”

七、关于农民的“隐形负担”和“虚增收人”问题

八、爱的延伸，走上关爱扶贫公益事业岗位

九、打水窖，搬石造田，建房搭屋

十、深化改革，推进基金会的体制创新

十一、告别职业生涯

附  录

之一：正确对待小生产和家庭经济

之二：正确对待农民跨区域流动

之三：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减轻农民精神压力

之四：以史为鉴——土地流转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之五：农民充分就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之六：农民充分就业是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

后 记

参考文献

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当我们铺陈历史、评点时势的时候，却无法不去关注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者或称“英雄”的表现。很难想象，如果忽略了这些个人，历史的叙事将怎样展开。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30个年头。回顾农村改革，我们要从家庭承包制说起，要从安徽说起，要从小岗村农民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起。正如许多人所知，小岗村在凤阳县，凤阳县在滁县地区。改革发轫时期，在小岗村农民的划时代创造与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领导人。在大包干诞生的最艰难时期，这个人坚定执着地支持了农民的创造，在省委和农民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先生。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百年不遇大旱，农民生活更加艰苦，逃荒要饭者陆续上路。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在全区“四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基层千方百计搞好生产自救，战胜灾害。由此，“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作为“秘密武器”浮出水面。万里在听取了王郁昭的汇报后，肯定了这些当时为政策所禁止的做法，并准许扩大试点。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种更加彻底的责任制形式——后来成为中国农业家庭经营基本形式的“包干到户”(农民称为“大包干”)，在凤阳小岗村悄然出世。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王郁昭以地委书记的政治权威支持鼓励这种责任制。在向省委汇报中，王郁昭提出希望把包干到户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予以确认，给“大包干”这个“黑孩子”报上户口，受到万里同志的赞赏肯定。正如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所言：“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都看过，都热乎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它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不过，当时这个户口只是安徽地方户口。

从大的政策环境来看，从全国来说，当时中央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政策争论仍在僵持。万里同志离开安徽后，省内政策氛围陡然逆转。新省委领导在会议上说：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方向，对老百姓来说情有可原，对我们县以上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随后，新省委领导表扬了没有搞包产到户的县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也就是说，搞了包产到户的就是反马列主义，就是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矛头直指滁县地委，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首当其冲。在省委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滁县等地区的责任制受到批判围攻。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王郁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已经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在两种政策主张尖锐对立的关头，王郁昭主持的滁县地区没有后退，终于迎来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突破坚冰、凯歌挺进阶段的到来。

农民的选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本动力，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改革的辉煌成就首先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农民群众。农村改革率先从安徽突破，滁县在安徽一马当先，大包干首创于滁县地区凤阳小岗村，继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展示了农民的伟大力量。这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明证。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地方领导人的作用。基层群众的创造或者呼唤，在初期往往稚嫩弱小，甚至因为其异乎常态而被妖魔化，因此，需要识别、扶持、总结提升。这时候，地方领导人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在特定情景下，这些领导人的选择甚至决定了这些弱小的新生事物的命运。如同人们早就注意到的，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产生之初，地方干部的态度和表现是不同的：有致力于打压者，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比如与滁县地区毗邻的省份就写出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有等待观望者，因为他们还不能明确自己的立场，或者真的不知所措，或者在犹豫中考量风险；有积极支持者，因为他们以群众的需要为执政之基，或者因为他们敏锐地感悟洞察到了新事物的生命力，或者因为从朴素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的选择给以充分理解和同情。在这些积极支持者中，就产生了地方的改革家。他们不仅发现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奋力地推动新事物的成长，甚至不惜为此承担风险。因为这些改革家能够顺应农民的要求，扶持农民的创造，因此，农民伟大的创造性也折射着他们的光芒。

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参与推动一幕幕宏大的变革史诗的地方改革者不断涌现。检索这个改革者的群体，王郁昭先生显然位列其中。当我们审读这些改革者的经历和作为的时候，能够从中领悟到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改革成就了一些人的辉煌，也中断了一些人的荣耀。这种个人机遇变迁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就其内在机制而言，抛开权力运作本身，核心在于是否顺应了“时势”。农村改革的经验充分显示，所谓时势者，根本上是农民群众的需要。真正的辉煌，是自觉与农民群众站在一起，顺应农民群众需要而动，而不是逆农民群众的需要而动，尤其不是以把握了历史玄机的英明者自居，硬要按照自己设计的宏伟蓝图来规划农民的生活和规制农民的行为。

……

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30个年头。回顾农村改革，需要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起，要从安徽说起，从小岗村的农民说起。正如许多人所知，小岗村在凤阳县，凤阳县在滁县地区。改革发轫时期，在小岗村农民的划时代创造与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领导人。这个人在大包干诞生的最艰难时期，坚定执着地支持了农民的创造，给“大包干”这个“黑孩子”报上了户口，在省委和农民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

本书通过大量的珍贵史料和原始数据，客观地再现了王郁昭跌宕起伏的个人生活和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值得所有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人士阅读和收藏。

在大包干诞生的最艰难时期，他坚定执着地支持了农民的创造，给“大包干”这个“黑孩子”报上了户口，在省委和农民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就是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本书介绍了王郁昭跌宕起伏的个人生活和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本书力求客观、全面、准确地再现史实，为关心和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朋友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