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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鲁迅诗文鉴赏(散文杂文诗歌经典收藏)
分类
作者 傅德岷//包晓玲
出版社 长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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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鲁迅的诗歌、散文、杂文,内容博大精深,艺术完美精湛,是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及中老年读者读懂鲁迅的作品,领会其精神实质,接受其智慧的启迪和美的陶冶,特编著了这本《鲁迅诗文鉴赏》。

鲁迅文章,犹如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为我们展示了自辛亥革命前后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博大精深的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属我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上的瑰宝,是民族文化中无比珍贵的不朽的艺术宝库。

内容推荐

本书收入鲁迅诗歌69首;收入《野草》和《朝花夕拾》两本散文集的散文32篇(因《我的失恋》已收入诗歌部分);杂文以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鲁迅杂文精选》所选篇目为准,共115篇。“鉴赏”文字结合每篇(首)的时代,就其思想和艺术进行分析,精当简练,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提供一份阅读时的参考。

目录

诗歌

联句

别诸弟庚子二月

莲蓬人

庚子送灶即事

祭书神文

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辛丑二月

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元韵

白题小像

宝塔诗

嘲王惕斋

斯巴达军歌

嘲蒋观云

哀范君三章

爱之神

桃花

他们的花园

人与时

赠川岛

我的失恋

替豆萁伸冤

《而已集》题辞

哈哈爱兮歌三首

无题(大夜弥天)

无题(吊卢骚)

题赠冯薰熹

赠邬其山

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送O.E君携兰归国

无题(大野多钩棘)

赠日本歌人

湘灵歌

无题二首(大江日夜、雨花台边)

送增田涉君归国

答客诮

好东西歌

公民科歌

南京民谣

“言词争执”歌

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

偶成

赠蓬子

一·二八战后作

自嘲

所闻

无题二首(故乡黯黯、皓齿吴娃)

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

教授杂咏

二十二年元旦

赠画师

学生和玉佛

吊大学生

题《呐喊》

题《彷徨》

悼杨铨

题三义塔并序

无题(禹域多飞将)

悼丁君

赠人

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无题(烟水寻常事)

报载患脑炎戏作

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

秋夜有感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亥年残秋偶作

自言自语

散文

秋夜

影的告别

求乞者

复仇

复仇(其二)

希望

风筝

好的故事

过客

死火

狗的驳诘

失掉的好地狱

墓碣文

颓败线的颤动

立论

死后

这样的战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腊叶

淡淡的血痕中

一觉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杂文

随感录三十八

随感录四十八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娜拉走后怎样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看镜有感

春末闲谈

灯下漫笔

论“他妈的!”

论睁了眼看

忽然想到(三、四)

夏三虫

忽然想到(五、六)

杂感

北京通信

导师

长城

忽然想到(七)

补白

十四年的“读经”

这个与那个

学界的三魂

谈皇帝

黄花节的杂感

略论中国人的脸

读书杂谈

扣丝杂感

小杂感

无声的中国

太平歌诀

铲共大观

流氓的变迁

习惯与改革

新的“女将”

宣传与做戏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谈金圣叹

经验

谚语

上海的少女

上海的儿童

小品文的危机

偶成

漫与

世故三昧

谣言世家

作文秘诀

捣鬼心传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观斗

电的利弊

从幽默到正经

推背图

言论自由的界限

文章与题目

新药

夜颂

二丑艺术

“抄靶子”

查旧帐

晨凉漫记

中国的奇想

豪语的折扣

“揩油”

爬和撞

帮闲法发隐

由聋而哑

男人的进化

电影的教训

打听印象

吃教

未来的光荣

女人未必多说谎

“京派”与“海派”

北人与南人

朋友

清明时节

偶感

论秦理斋夫人事

算账”

中秋二愿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骂杀与捧杀

隔膜

买《小学大全》记

说“面子”

运命

病后杂谈

隐士

“寻开心”

论讽刺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文坛三产

从帮忙到扯淡

逃名

“题未定”草(六~九)

登错的文章

半夏小集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老调子已经唱完

今春的两种感想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上海所感

关于知识阶级

试读章节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我曾在古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看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现在,便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人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后来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寝疏,开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论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畴人传》四十五)

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自冢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而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铜来补好了。当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现在却监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逐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着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样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P233-235

序言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鲁迅生活的时代,正是民族危机极其严重、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掠夺下,满清王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主权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强盗。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卖国行径下,我国迅速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深渊。民族的危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痛苦不堪的生活,孕育了鲁迅早期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

1898年春,鲁迅17岁,怀着热烈的心情,毅然告别亲人,离开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前往南京求学。他先后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读书。在这期间,他接触了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他在课余如饥似渴地读新书,看新的报纸杂志,如《时务报》、《译书汇编》、维新派人物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著作《天演论》等。进化论的思想使鲁迅认识到新形态的出现和旧形态的消灭是自然、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坚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社会发展观,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反动事物,都将在扫荡之列。他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渴望民族得到独立,人民得到解放。

1901年12月,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毕业。他认为要救国,要革新,只有学外国,而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于是决定到日本去留学。1902年春,鲁迅到了日本。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时“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积极参加蔡元培、章炳麟在东京组织的一系列旨在推翻满清王朝黑暗统治的革命活动。1903年,他毅然剪去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拍了一张照,并在照片后题诗云: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表现了青年鲁迅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以身许国、以身报国的宏伟志向。

1904年8月,鲁迅结束了弘文学院的日语学习,到离东京较远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去学医,想毕业后“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但他的这一打算很快被一件事彻底粉碎。1905年下半年,他在仙台学医期间,日、俄战争刚结束不久,学校为了宣扬日本战胜俄国的“武功”,鼓吹军国主义,常常利用课间放映关于日俄战争的记录片。鲁迅在银幕上看到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绑着,准备杀头示众。周围的中国入围着当“看客”,他们的身体都很强壮,但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件事对鲁迅的刺激很大。他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鲁迅从“医学救国”到“弃医从文”,将文艺作为唤起人民的工具,应该说是他思想上的一次突进。

1905年至1907年,鲁迅在东京一方面译介具有反抗精神的被压迫弱小民族的进步文艺,一方面站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边,展开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大论战,在《河南》杂志发表五篇重要的政治和文艺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在这些文章中,鲁迅认真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了184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批判和揭露了复古派、洋务派、改良派的嘴脸,并提出了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

1909年夏,鲁迅离开日本,回到了祖国。他先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于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教育部任部员和佥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迫令临时政府迁北京,他又于5月随教育部到北京。不久,他目睹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使中国社会陷入更加黑暗痛苦的境地。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失败,使鲁迅陷入了失望与痛苦。为了排遣寂寞和苦闷,他在公余大量读史书、抄碑。他从古籍中进一步认清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爆发准备了条件,蓄积了力量。

1918年5月,他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他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同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取一致笔调,连续发表了近20篇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匕首式的杂文“随感录”,对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其中《“来了”》和《“圣武”》两文,严正驳斥了封建顽固派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诬蔑,揭穿了反动派查禁“过激主义”的罪恶阴谋,热烈赞颂十月革命和俄国人民的英勇斗爭精神。

1920年秋,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五四”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新的战友在哪里呢”?面对“整理国故”、“尊孔读经”等复古逆流,鲁迅一方面给予猛烈的揭露和批判,一方面又感到“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寂寞。后来,他在《题彷徨》一诗中表露了他那时的心境: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反对学校当局的斗爭,这就是有名的“女师大事件”。鲁迅从1923年秋开始在女师大兼课,他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联合进步教师,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特别是1926年,北洋军阀段棋瑞政府屠杀北京爱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更是义愤填膺,发表多篇杂文,无情揭露反动统治当局的凶残、卑劣,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于是,他于8月26日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文科国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教授。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的邀请,离开厦门,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国民党军阀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清党”为名,于4月15日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0多人,中山大学有40余人被捕,500多名师生被开除。面对反动派的野蛮暴行,鲁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要求校方营救被捕师生,无效。29日,他愤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他目睹了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的教育,彻底放弃了“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论思想。

1927年9月底,鲁迅离开广州,10月初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在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中,他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理论,以文艺为武器,向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从1928年春开始,他在上海重新编辑出版《语丝》,并参加革命团体“中国济难会”,多次捐款支援遭受反动派残酷迫害的革命志士。6月,创办了革命文艺刊物《奔流》。1929年1月,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辑《朝花》周刊,编印木刻集《艺苑朝华》。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大量的文章,翻译了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等外国文艺理论,并和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批判了创造社、太阳社的“左”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

1930年2月,鲁迅参加了文化界的进步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和其他作家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作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总结了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深刻批判了“左”倾文艺路线,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33年1月,他又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保卫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围剿”与迫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其他革命文艺战士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及其他反动文人、反动文学进行不懈的斗争,粉碎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他的《自嘲》一诗正好是他这时期的遭遇和思想情感的体现: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他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对当时流行的国防文学的不明了性和不确切性做了重要的补救。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一生著译700余万字,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大众的不朽的经典文献。鲁迅的诗歌、散文、杂文同他的小说、译著、书信一样,是他遗留下来的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珍爱、学习、继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写诗不多,但也为我们留下了70多首诗歌,其中绝大部分是旧体诗,也有一些新诗和民歌体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是鲁迅战斗生命的艺术结晶,是时代的“诗史”。

鲁迅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900—1909),主要是在南京求学和日本留学时的诗作,表达了他早年的感时愤世之情和爱国报国的理想追求。《别诸弟》,写离愁别绪,也写哀怨愤懣。《莲蓬人》歌颂了莲蓬不畏严寒,独立水际的崇高形象,寄托了他高洁的志向和情操。《庚子送灶即事》中“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是对家中无物、困顿窘迫的感叹!《祭书神文》对世俗的财奴进行了尖锐的嘲讽,表达了不敬财神爱书神的思想。《惜花四律》表达了对花的惜恋之情,寄托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对美好光明事物的热爱和对腐朽黑暗事物的憎恨。《自题小像》则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强烈表现。他身在异邦,心怀内忧外患的故国,又担心大众尚未觉醒,决心以身许国。这是早期诗歌中最为嘹亮的一首,是鲁迅早期思想升华的一大标志。

中期(1910—1927),鲁迅回国以后,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直到蒋介石于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这时期的诗作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斗争精神,成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歌。《哀范君三章》因范爱农之死而作,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哀悼这位直道而行、不容于世的老友,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作了有力的批判,反映了诗人对黑暗社会深感愤懑而陷入苦闷的心境。《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六首新诗,从不同角度表现了诗人反封建的意志和对新思想的追求。这里,有殷切的期待:“你来你来!明白的梦”(《梦》);有热烈的追求:“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她”(《爱之神》);有美好的向往:“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桃花》);有不断的探索:“说不出话,想起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他们的花园》);有勇敢的挺进:“将来好的,跟我前去”(《人与时》);有愤激的批判:“待打门叫他——锈铁链子系着”(《他》)。《我的失恋》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阿呀阿唷,我要死了”的使人情绪低沉的失恋诗而加以嘲讽的。这些诗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语言,都是全新的,正好表现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

此外,针对女师大风潮中一些北洋军阀走狗文人迫害青年学生的恶行,他写了《替豆萁伸冤》,深刻地揭露了“教育家”们大办人肉筵宴的阴谋。《〈而已集〉题辞》是对拿钢刀的、拿软刀的屠伯们猛烈的抨击。《哈哈爱兮歌三首》是《故事新编·铸剑》的主题歌,是对暴君任意杀戮人民罪行的怒斥。

后期(1928—1936),这是鲁迅诗歌创作的丰盛期,其思想和艺术均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许多名篇,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湘灵歌》、《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自嘲》、《亥年残秋偶作》等等。这时期,正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巢”和文化“围剿”的时期,所以这时期的诗歌,集中地反映了鲁迅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帮凶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有对两种反革命“围剿”的揭露和鞭挞的,《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二十二年元旦》、《无题.禹域多飞将》揭露了反动派对苏区实行惨无人道的军事“围剿”,千村万落夷为平地,无辜百姓惨遭杀害的罪行;《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赠画师》、《悼杨铨》等,则是揭露反动派文化“围剿”的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对左翼作家和进步人士的凶残逮捕和屠杀。有对革命力量和革命文艺进行赞美的,《湘灵歌》、《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赞美了革命力量在反革命“围剿”中像原野劲草一样,愈战愈强;革命文艺冲破“寒凝”的大地,发出了烂漫的“春华”;革命根据地犹如“胭脂痕”一般火红热烈.有揭露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辞争执”歌》,以辛辣的讽刺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倾轧及腐败丑恶的内幕。有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的,《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鞭挞了蒋介石集团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不抵抗主义和对爱国群众的镇压。有表达诗人坚定的革命精神的,《自嘲》、《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亥年残秋偶作》等,表现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总之,鲁迅的诗歌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既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追求、探索和曲折前进的心路历程,又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瞻远瞩、坚韧顽强的硬骨头精神。他的诗作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革命共生命,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

鲁迅的散文,留给我们的只有两本集子,一是《野草》,一是《朝花夕拾》。

《野草》共收诗散文23篇,写于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在当时的《语丝》周刊上陆续发表。1927年4月在广州编定,并写《题辞》,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乌合丛书”之一种。《野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揭露反动势力的黑暗,坚持韧性战斗精神。有《秋夜》、《过客》、《死火》、《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六篇。

《秋夜》写作者在秋夜里的所见、所想和所经历的心灵感受。以肃杀、凛冽的秋夜比喻反动黑暗势力,以枣树象征革命战士,它那一意要刺强敌于死命的韧战精神,激励着人们向旧世界作不屈斗争。《过客》表现了一位坚毅顽强、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地探索前进道路的战士,他的身上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韧性战斗精神。《死火》表现了与反动势力进行决绝的斗争。《失掉的好地狱》是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残酷、狡诈和阴险进行的控诉和揭露。《这样的战士》歌颂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韧战的无畏战士。《淡淡的血痕中》既谴责了段祺瑞政府枪杀徒手民众的罪行,又寄希望于未生者中“叛逆的猛士”的出现。

(二)对病态社会国民劣根性的抨击,对帮凶、庸人的讽刺和批判。有诗《我的失恋》和散文《复仇》、《复仇》(其二)、《颓败线的颤动》、《死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狗的驳诘》、《立论》八篇。

《我的失恋》讽刺了生活中那些庸庸碌碌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复仇》是对“庸众”、旁观者的讽刺;《复仇》(其二)写先觉者和愚昧者的对立矛盾,表达了对迫害先觉者的奴才们的诅咒,对先觉者的同情。《颓败线的颤动》是对负义子女的批判,揭露了人世间的惨烈。《死后》批判了病态社会中各种人对死者的冷漠、专横、贪婪,表达了对仇敌的蔑视与愤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揭露了聪明人的伪善、阴险,奴才的麻木卑怯,肯定了傻子坚决果敢的斗争精神。《狗的驳诘》辛辣地讽刺了社会上那种比狗更势利的人。《立论》揭露了病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关系,是对“中庸之道”的批判。

(三)表现思想上的苦闷、彷徨和灵魂深处的自我解剖精神。有《影的告别》、《求乞者》、《风箏》、《墓碣文》四篇。

《影的告别》较为明显地表现了鲁迅渴望摆脱旧的思想束缚,希望寻找新的思想武器的迫切心情。《求乞者》表现了作者在新文化运动分化之后,在“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情况下,渴望战斗,但又寻找不到战友的苦闷心情,以及对社会冷漠心态的愤怒。《风箏》是对自己20多年前制止小兄弟放风箏一件小事的描写,剖析自己当年虐杀儿童天真本性的愧疚和自我批判。《墓碣文》写梦中所见,借碑文和死者反映了作者当时剧烈、痛苦的思想斗争。

(四)对美好事物的礼赞,对理想未来的憧憬。有《雪》、《好的故事》、《腊叶》、《一觉》、《希望》五篇。

《雪》表达了对春日的渴望,对美好事物的憧憬,是理想的形象化。《好的故事》以梦的形式,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境界:山水怡然,风光恬静,人们和睦相处,没有压迫和剥削。这是作者理想的幻化。《腊叶》是向“爱我者”表达的一分感激之情,暗示人间始终有美。《一觉》写在反动军阀的混战中,人们依然在生长、在战斗,人间依然充满着生机与生命,暗示大众的力量是扼杀不尽的。《希望》勉励青年奋起抗争,肉搏暗夜。

鲁迅是非常珍爱《野草》的,当《语丝》刚发表十篇时,他曾对作家章衣萍说:“我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这对于我们理解《野草》深刻的哲学意味,提供了一把钥匙。《野草》深睿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表达艺术,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座至今无人可及的瑰丽幽深的艺术丰碑。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一本回忆性的散文集,忆述了鲁迅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一些重要的生活片断,全书共十篇散文。作者在《小引》中介绍说:“这十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工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其中,在故乡绍兴的生活忆述七篇;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归国在绍兴任教的各一篇。从表达的思想意义来看,这十篇文章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一)对反动势力和御用文人的揭露和批判。有《狗·猫·鼠》、《无常》、《二十四孝图》三篇。  《狗·猫·鼠》通过童话故事,表达了对被损害、被摧残的弱者的同情和对残暴、阴险的压迫者的憎恨。《无常》以无常与活着的“现代评论”派一类的“正人君子”们作比较,指出:“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正人君子”们所标榜的“公理”、“正义”,“只能骗鸟”!这是对为反动派效劳,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御用文人和反动势力的揭露和批判。《二十四孝图》既是对封建孝道虛伪性的揭露,又是对当时反动派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的批判。

(二)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有《五猖会》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两篇。

《五猖会》写作者儿时急盼去观看迎神赛会,却遭到父亲的呵斥,要他背二三十行《鉴略》之后才准放行。作品通过父子两代的矛盾,揭示了父亲的封建教育思想对天真活泼的儿童心理上的摧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述儿时的私塾生活,揭示了沉闷窒息的私塾教育对儿童心灵的桎梏。

(三)对庸医、庸学的批判。有《父亲的病》、《琐记》两篇。

《父亲的病》记述了父亲患病、治疗、病死的经过,揭露了所谓“名医”给病人诊断和开处方,往往任意为之,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并抬高诊费,根本不把病人及其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这些“名医”实为庸医!从一个侧面对社会的病态作了深刻的揭露。《琐记》写在南京的求学经历,本想去寻求新知识、新思想,但洋务派、维新派办的学校依然大讲孔孟之道,反对新学。

(四)对正直善良人的忆念。有《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范爱农》三篇。

《阿长与“山海经”》记述了保姆长妈妈的有关事迹,长妈妈“并非学者”,但她那淳朴诚挚的心灵却比那些“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的虚伪、阴险、卑劣要高尚得多,证明了“下等人胜于上等人”!《藤野先生》记述在日本留学时的生活片断,以敬仰的心情描述了一位日本老师藤野尊重学术、毫无民族偏见的高尚人格。《范爱农》通过友人范爱农悲剧遭遇的描述,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及社会病态,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朝花夕拾》相当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他在40多年后“反顾”往事,目的是为了“战取”光明,更好地迎接新的伟大的战斗。

杂文,是鲁迅主要的战斗武器。杂文虽“古已有之”,但使之成为一种战斗力最强的文体,并起到巨大社会作用的是鲁迅。正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杂文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鲁迅之所以选择杂文作为战斗武器,是因为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强暴的压力下,社会的、阶级的、思想的斗争异常激烈,不容许他把思想情感从容地熔铸到创作里去,而采用曲笔的形式来表现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深刻的社会见解。所以,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产物,是现实斗争生活的反映,是“思想斗争的历史”。

鲁迅一生共写了16本杂文集,计700多篇,100多万字。根据鲁迅思想发展及杂文写作时间,可将他的杂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鲁迅前期的杂文包括1907—1927年的文章,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

《坟》收入1907—1925年的论文和随笔23篇,主要以科学、民主为武器,批判资产阶级改良派,表现早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彻底否定和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激励人们为消灭封建势力进行韧的战斗。《热风》收入1918—1924年的杂感41篇,主要是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及其他一些杂文,对根深蒂固的“旧文明”——“国粹”及其维铲者给予猛烈的抨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尖锐激烈的斗争。《华盖集》收入1925年写于北京的31篇杂文,《华盖集续编》是1926年写于北京和厦门的33篇杂文。这两个集子中的许多文章,是针对1925年北京“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而写的,是鲁迅同投靠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它的帮凶——封建复古派章士钊和资产阶级文人胡适、陈西滢等作斗争的光辉记录,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

鲁迅后期的杂文包括1927—1936年的文章,数量多(12本),质量高,内容极其丰富。

《而已集》收入1927年鲁迅在广州和上海的部分杂文30篇,主要内容是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出卖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法西斯暴行的揭露。《三闲集》收入1927—1929年的杂文34篇,其中大部分文章是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辩文章,批评了两社“左”的错误倾向,提出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正确看法和意见。《二心集》收入1930—1931年的杂文39篇,内容为:声讨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左翼人士的法西斯暴行;批判“新月”派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批判“左”倾文艺思想路线;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罪行。《南腔北调集》收入1932—1933年的51篇杂文(其中《关于女人》、《真假唐·吉诃德》是瞿秋白所写),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爱国群众的罪行;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伪自由书》收入1933年1—5月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43篇文章(包括瞿秋白的九篇:《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主要是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痛斥其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总结30年代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经验。《准风月谈》收入1933年6—11月发表在“自由谈”的64篇文章,主要是抨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荼毒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继续总结30年代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经验.《花边文学》收入1934年发表子《自由谈》、《动向》、《太白》上的61篇杂文,主要揭露蒋介石集团大搞文化“围剿”,镇压左翼文艺运动的罪行;批判“文言复古”运动的逆流,支持大众语运动。《且介亭杂文》收入1934年的36篇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收入1935年的49篇杂文。这两个集子主要是针对蒋介石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全国强制推行宣扬封建道德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和“尊孔读经”的反动教育,以及日本抬出孔子作为他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工具而进行针砭的。鲁迅把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和对中外反动派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深刻地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卖国反共和日本侵略的新阴谋,以粉碎这场复古逆流;揭示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暴露和鞭答文化界的种种丑行,热情扶植新生力量。《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1936年,共35篇,是鲁迅的最后一本杂文集。鲁迅逝世之后由许广平编辑成集并作《后记》,主要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爭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表明自己的观点,揭示“国防文学”的不确切性、片面性;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文艺和杀害无辜青年的罪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文艺界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和讽刺。《集外集》、《集外集拾遗》收入未编入集子的杂文、序、跋、广告等181篇,诗歌65首,内容浩繁,体裁不一,作为“补遗”,更完整地反映了鲁迅光辉的一生和战斗业绩。

鲁迅前后期的杂文,犹如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为我们展示了自辛亥革命前后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博大精深的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属我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上的瑰宝,是民族文化中无比珍贵的不朽的艺术宝库。

傅德岷 包晓玲

后记

鲁迅的诗歌、散文、杂文,内容博大精深,艺术完美精湛,是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及中老年读者读懂鲁迅的作品,领会其精神实质,接受其智慧的启迪和美的陶冶,我们编著了这本《鲁迅诗文鉴赏》。

本书收入鲁迅诗歌69首;收入《野草》和《朝花夕拾》两本散文集的散文32篇(因《我的失恋》已收入诗歌部分);杂文以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鲁迅杂文精选》所选篇目为准,共115篇。“鉴赏”文字结合每篇(首)的时代,就其思想和艺术进行分析,精当简练,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提供一份阅读时的参考。

本书由重庆工商大学傅德岷教授、包晓玲教授主编,并负责全书的审阅、修改、定稿。傳德岷和包晓玲撰写“前言”。撰稿人的分工情况是:诗歌:步大唐撰《别诸弟》、《自嘲》等37首;王翃撰《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亥年残秋偶作》等31首;包晓玲撰《自言自语》1首。散文:傅德岷撰《秋夜》、《阿长与〈山海经〉》等15篇;包晓玲撰《雪》、《腊叶》等9篇;蒋剑书撰《狗·猫·鼠》、《范爱农》等8篇。杂文:钱国纲撰《随感录三十八》、《学界的三魂》等18篇;齐仕蓉撰《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国的奇想》等16篇;殷合伦撰《作文秘诀》、《家庭为中国之基本》等14篇;彭应义撰《二丑艺术》、《捣鬼心传》等11篇;袁明伦撰《男人的进化》、《电影的教训》等7篇;孙永义撰《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隐士》等4篇;冉启兰撰《骂杀与捧杀》、《算账》等2篇;刘志华撰《文坛三产》、《关于知识阶级》等16篇;冉冉撰《偶感》、《清明时节》等7篇;蒋霞撰《中秋二愿》、《朋友》等9篇;肖严撰《上海的少女》、《流氓的变迁》等6篇;阳晓玲撰《小杂感》、《读书杂谈》等3篇;孙远鹏撰《长城》、《夏三虫》等2篇。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一些研究鲁迅著作的专著和文章,在此特致谢意!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及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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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2/22 10:3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