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将蒙古族的长调、马头琴和呼麦一并称为“蒙古音乐三宝”的人越来越多。事实上，蒙古的音乐和宝贝不止这三样，而这只能说明人们对蒙古音乐的关注更多的停留在这里。本书详细讲述了蒙古草原文化、游牧文化、蒙古文化与长调的关系，蒙古人的歌唱礼俗与歌唱艺术，长调歌种及其专称“乌尔汀哆”， 乌尔汀哆的形态与内容，蒙古长调的流派，蒙古长调的利用和保存等多方面内容，让读者有机会详细了解这一“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书作者生长于蒙古草原，谙熟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歌一舞，或者是出于对它们的热恋，或者是出于因缘之故，很早就踏上了探寻蒙古音乐文化之美善与奥秘之旅的征程。本书详细讲述了蒙古草原文化、游牧文化、蒙古文化与长调的关系，蒙古人的歌唱礼俗与歌唱艺术，长调歌种及其专称“乌尔汀哆”，乌尔汀哆的形态与内容，蒙古长调的流派，蒙古长调的利用和保存等多方面内容，让读者有机会详细了解这一“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序 孙家正

第一章 草原——游牧——使者

 第一节 蒙古长调的摇篮——草原与草原文化

 第二节 蒙古长调的载体——游牧与游牧文化

 第三节 蒙古长调的使者——蒙古族与蒙古文化

第二章 蒙古人的歌唱礼俗与歌唱艺术

 第一节 悠久而多样的歌唱礼俗

 第二节 丰富而多的歌唱形式

 第三节 娴熟而独特的演唱技术

第三章 长调歌种及其专称“乌尔汀哆”

 第一节 长调歌种沿革

 第二节 长调名称——“乌尔汀哆”辨析

 第三节 长调歌曲的演唱术语

第四章 乌尔汀哆的形式与内容

 第一节 蒙古长调的律动

 第二节 蒙古长调的织体

 第三节 蒙古长调的结构

 第四节 蒙古长调的题材

第五章 蒙古长调流派

 第一节 宝音德力格尔与呼伦贝尔流派

 第二节 哈扎布与锡林郭勒流派

 第三节 巴德玛与阿拉善流派

 第四节 扎木苏与鄂尔多斯流派

第六章 蒙古长调的利用与保存

 第一节 蒙古长调的利用

 第二节 蒙古长调的保存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节 蒙古长调的摇篮——草原与草原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出现都与其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就是人类应战环境挑战和适应地理条件的产物。悠长而深邃的蒙古长调的生成就与草原这一宽广无垠的地貌以及滋生于这一环境内的其他丰厚草原文化特质有着直接的关系。

草原的范畴是十分广泛的，人们一般将草多的地方笼统地都称为“草原”，严格意义上的草原应该是以多年生、旱生草本植被或灌木植被为优势的，没有或少有乔木植被的温带半干旱地区。草原是构建地球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自然形态之一。草原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的新世，在第四纪的更新世面积得到了大幅度扩大。现今草原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草原自古以来就是平衡地球生态的重要因素。世界著名的三大草原是欧亚大草原、澳洲大草原、北美大草原，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欧亚大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在这一片大草原上产生了丰富而多彩的草原文化，其中尤以东北亚内陆草原的文化璀璨夺目，中国境内的草原则主要集中于这一地区。我国的草原从东到西主要有松嫩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甘南草原、阿坝草原、甘孜草原、环青海湖草原、阿尔泰草原和伊犁草原等。这些草原又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而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

草原文化，不言而喻，是孕育、生成草原地区的文化。确切点讲，“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历代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著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民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由此可见，草原文化是一个区域文化类型，是与海洋文化、森林文化、河流文化并列的，具有复合型、集合型的文化特点。

草原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黄河文化等其他古老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以东北亚草原文化为例，大约从距今70万年前开始，这里就开始有人类生息的文明的曙光，大量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东北亚草原文化是草原民族早期活动的巨大摇篮。这里有与“北京人”同期的发现于呼和浩特市郊的大窑文化，这是50万年前延续至1万年前的国内外至今发现年代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划最大、蕴藏量最为丰富的远古时期制造场。发现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萨拉乌苏河畔的古人类化石、数十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一批旧石器文化遗存，是14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鄂尔多斯人”、“萨拉乌苏文化”。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是一种以草原定居农业为主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陶器均为手制的夹砂陶，器形简单，器质疏松，陶色多为灰褐、黄褐，体现了鲜明的原初性。比兴隆洼略晚千年左右的赵宝沟文化，是精美的压印有神秘动物纹饰的磨光夹砂尊形器特别是压印有猪龙、飞鹿、神鸟三种灵物图像的尊形器，而兴隆洼、赵宝沟陶器上的之字纹是迄今所见中国陶器文化中最早的线形之字纹。出土于赤峰地区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表现的是一种草原农耕文化景象，而且是比较发达的新石器中期文化，与仰韶和马家窑出土的彩陶有异曲同工之妙，是证明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存、并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红山文化最为著名的发现是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塔拉乡发掘的一件通体高度只有26厘米的墨绿色玉龙和牛河梁女神庙、祭坛、积石冢三位一体的大型遗址群，前者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标志着这里是中国玉文化、龙文化的发祥地，而后者更被学者认为“其价值将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和红山文化关系密切的富河文化，发现了仅有灼而无钻、凿的卜骨，其断代也早于仰韶和龙山出土的卜骨，成为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卜骨，为探讨古代占卜的起源指示了新的地域和方位。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则发现陶器周身刻满既先进于仰韶、龙山、马家窑陶器上孤立的符号，又不同于大汶口陶器上的文字图画，可能是最接近于象形文字的原始文字符号。P2-7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我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既是对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溯，也是保持文化发展延续性的前提，同时也为现在与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本土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防止盲目的、急功近利的、破坏性的开发，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愿意与各国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国际合作的方式，促使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传统文化的保护，既包括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目前，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协作机制和国内立法已经比较完备，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专门国内法的国家还很少，国际间的合作也还很不够。值得赞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充分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且已经开始努力推动世界性的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为了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紧急现状，1 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继而，从2000年4月正式启动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机制，其目的在于设立一个国际性的荣誉，专门授予那些“最典型的文化空间或传统和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旨在鼓励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带头确认、保护和传承他们的非物质遗产，并且于2001年5月18日，公布了世界范围内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国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申报的昆曲艺术，成为第一批19种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2003年11月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申报的中国古琴艺术又被列入第二批28种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更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tltion for the Safegtl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tage)，我国是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在文化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协调下，各有关方面通力合作，需要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作为我国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工作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与职能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各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基于这一背景，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各地专家学者撰写了这套具有权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其中既包括已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昆曲、古琴、木卡姆等项目，也包括更多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独特风貌、丰富内涵，尚有待申报的项目。丛书着重反映这些文化遗产的基本面貌、表现形态、美学或工艺上的主要特点、历史，以及目前有代表性的主要传人，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当地政府为继承与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所做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它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与接近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而且必将激励当代人通过对这些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中华民族更为灿烂的未来前景。

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争衷心祝贺。

近年来，将蒙古族的长调、马头琴和呼麦一并称为“蒙古音乐三宝”的人越来越多。事实上，蒙古音乐的宝贝不止这三件，而这只能说明人们对蒙古音乐的关注更多地仅停留在这里。笔者生长于蒙古草原，谙熟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歌一舞，或许是出于对它们的热恋，或许是出于因缘之故，很早就踏上了探寻蒙古音乐文化之美善与奥秘的征旅。在过去的研究中，笔者涉足更多的是蒙古宗教与祭祀音乐，而较少观照蒙古草原的民间音乐，因此使我这个耳濡目染于草根音乐文化且从中得益匪浅的识途者，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与“急迫”之感。《蒙古长调》的完稿，多多少少缓解了笔者多年来的这一心结。

为此，首先得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负责本书工作的周向潮先生，是你们给予笔者这次写作机会，让我们能够从所谓“忙碌的京城生活”中吝啬地抽出一些时间，对原本钟爱的蒙古民间音乐文化进行粗略地描述，同时又督促我们去回味曾经的感受和往昔的追求。其次，必须感谢鲍乃镛先生，如果没有他毫无保留地提供了珍藏数年的大量照片，这本图文并茂的《蒙古长调》是无法呈现于大家面前的。鲍乃镛先生年近古稀，但他那至今未止的拼搏、敬业精神令笔者“震惊”。他是北京籍包头蒙古人，是一位很有文化、很有思想的“非文人”(先生原为冶炼行业高级工程师)：是一位用自己手中的镜头记录了蒙古草原几十年变迁和当代中国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如抢拍过独一无二的“4·5天安门事件”珍贵历史照片)的摄影师，是位真正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摄影家，也是一位藏有大量著名作家和艺术家文物的民间收藏者。当下，先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包克图博物馆，单从这一点我们多少也能够感觉得到：鲍乃镛不同寻常。

再次感谢您，令我敬仰和敬佩的“蒙古怪老头儿”!

除了先生提供的大量图片，还有一小部分图片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期刊与专著。凡选用的图片，我已按学术引文规范作了具体注明。因为这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性质的专著，对于这些图片的使用，各位专家学者和摄影家给予的理解与支持，笔者在此深表谢意!

《蒙古长调》的创作断断续续、增增补补，这显然与蒙古长调那“苍劲幽深、委婉悠长”的特征有所不符，加之缺少歌曲实际音响这一最有说服力的元素，使得这纯文字的“长调”在令人信服与满意的程度上多多少少打了一些折扣。不得不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笔者争取在今后的创作中弥补这一憾事，将完美无瑕的乌尔汀哆更为真实、更为完整地叙述给大家。

作者

2007年6月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