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虽是论文集的形式，却一线贯串，自成系统。全书共分五编，涉猎了当今红学研究各个重要领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疑析难，自成一家之言。本书始终围绕着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成就，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集二十多年的积累成果，观点鲜明，视野开阔。本书还有益于现代红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本书作者对《红楼梦》的文本解读作了深入而详细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提出和论述了”时代镜子”说、“近代补天”说、“早期人文”说、“主题·主线三维结构”说、宝玉“时代精神”说；对程高本后40回续书与曹雪芹原著作比较分析，揭示他如何篡改原著，对芹著后30回佚稿的某些重点、疑问、原貌作探佚，在积极评价脂评艺术价值的同时，缕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并提出关于“传奇”本《红楼梦》“增删五次”、芹著佚稿“迷失”者是谁等诸多原创性的观点。此书自成系统，观点鲜明，视野开阔，个性突出，多角度论述了《红楼梦》的划时代意义和美学成就。

红学研究的新开拓(序)

第一编 论红楼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红楼梦》：中国历史第三次大转折时代的镜子

 一 《红楼梦》所反映的经济状况、社会关系之质变

 二 《红楼梦》所反映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质变

《红楼梦》：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文学

 一 《红楼梦》的八大思想特征

 二 《红楼梦》的定性与定位

《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

 一 全书内容回顾

 二 线索结构与主题结构

 三 题旨的客观性质

“太虚幻境”的现实意蕴 ——《红楼梦》第五回及“同性恋”简析

 成书过程：“传奇”本《红楼梦》和“增删五次”

 一 从《风月宝鉴》到“传奇之曲”《红楼梦》

 二 “传奇”本的主题与题材

 三 艺术形式的创新

 四 基本剧情推测

 五 所谓“增删五次”

第二编 论宝玉

“补天”：《红楼梦》与贾宝玉的“灵魂”

 一 神话与现实：补天与“背负”——叛逆

 二 “补天”与“济人”

 三 “无材补天”：“书之本旨”

 四 几种误解

贾宝玉：一个新型的“补天”人物

 一 “斥天”的补天派：贾宝玉的反封建

 二 新的萌芽：贾宝玉的“事业”

 结语：人文主义的闪光

第三编 论续书

曹雪芹后30回续著如何“迷失”

 一 “迷失”的时间

 二 “迷失”的六点奇怪

 三 “迷失者”是谁

 四 “迷失”的原因

后40回的伪续者：高鹗？他人？

 一 程伟元、高鹗是否撒谎

 二 高续说他续说

 三 后40回有没有“旧时”底本

 四 “梦稿本”是否高鹗手定本问题

后40回“尚属接笋”而“无矛盾”吗

 一 “一心读书”和“调戏”女儿的宝玉

 二 化“情”为“理”的宝黛爱情

 三 “旺相司”里的女儿们

 四 四大家族的全面“复初”与“圣明仁德”的“圣上”

 五 枘凿不合的细节描写

 六 关于结尾

 七 续书的主题：“福善祸淫”

 结语

附：辨贾宝玉“中举”与曹雪芹“举人”说——析一条脂批

 一 关于贾宝玉“中举”

 二 关于曹雪芹“举人”说

第四编 论探佚

“红楼探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 “红楼探佚”的必要性

 二 “红楼探佚”的可能性

 三 “红楼探佚”的目的、意义

 四 “红楼探佚”的方法

柳湘莲“作强梁”之谜

 一 试析湘莲的“出家”

 二 柳湘莲所“惧”何“祸”

 三 谜底何时揭开

粤海“姬子”：探春的结局

 一 探春远嫁的时间

 二 探春对远嫁的态度

 三 “外藩王妃”的不可能

 四 远嫁的原因

 五 “贵婿”是谁

 六 “海啸”之伏

 七 “凤凰”之喻——探春的婚后生活

 八 “直而不作”的“姬子”

 九 探春回不了家的原因

 十 残局

 结语

元妃之死——析“虎兕相逢大梦归”

 一 元妃薨逝的时间

 二 元妃的失宠与监禁

 三 元妃失宠或失势的原因

 四 综观“大梦归”

“贾府之败”的几个问题

 一 贾府抄没的前奏

 二 贾府抄没的时间

 三 贾府抄没的导火线

 四 一场幕后前哨战

 五 昙花一现的“梦里功名”

第五编 论脂评

脂砚斋是谁

畸笏叟是谁

脂评的《红楼梦》艺术论

 一 脂评的小说观：情文论

 二 “红楼”真实论

 三 “红楼”典型论

 四 “红楼”人物创作论

 五 “红楼”情节结构

 六 浪漫主义、象征主义

 七 《红楼梦》的写法

 八 《红楼梦》的读法

 结语

跋

后记

从脂评中得知：雪芹所作《石头记》原稿，在前80回之后尚有后“卅回”，而且全稿已基本完成，全书末回是“警幻情榜”，脂观斋对这后30回原稿已经抄录“誊清”(畸笏叟说：他见过“有一次誊清”)。由于脂砚斋的评批是随阅随抄随评的，并“非从首至尾阅过”再下评批，所以他的某些前期评语往往出错，如把副十二钗的“芳讳”都搞错了等等，但后来他是“阅”了，“抄”了后30回全稿的，直至“情榜”。畸笏叟也“见”过全部的后30回原稿，并且下笔比较谨慎，因此纠正了脂砚前期评批的不少错误。总之他俩关于后30回原稿的一些记录，是可靠的，是今天我们探知这部30回佚稿的珍贵资料(脂砚的评批则要分清是前期批还是后期批)。但十分可惜，曹子的这部后30回原著，早在“丁亥夏”(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前后已经“被借阅者迷失”，包括曹子续书底稿甚至脂砚斋“誊清”本都荡然无存。

以上三个基本事实：曹子有后30回原稿，脂、畸见过，后已全部“迷失”，红学界对这已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识。然而问题是雪芹去世后，脂砚、畸笏对这位亡灵用血泪写成的如此珍贵的后30回原稿，怎么如此不珍惜、不保护、不负责，随便借人“迷失”？这后部底稿，业经脂砚“誊清”，就算“借阅”而“迷失”，借、失的总是底稿或誊清本两者的其中之一吧，怎么会两者全都“借”去，全都“迷失”？前80回的雪芹藏稿和脂砚抄本，被借走了不知多少次，怎么一次也没有“迷失”，而后30回的底稿和抄本，却是一借就“迷失”，而且借一批就“迷失”一批，一去不回头？(它们是分批“借阅”、“迷失”的，见后文)……这样就产生了四个问号：曹子的后30回，究竟是如何“迷失”的？究竟是“迷失”还是销毁？销毁或“迷失”者是谁？“迷失”的原因是什么？让我们分析一下：

一“迷失”的时间

“丁亥夏”以前，在脂砚、畸笏的评批中，屡屡提到过雪芹“后卅回”的回目、内容、伏线等等，但从来没有“迷失”的叹息和“见”不到的记录。譬如“有客”赞扬第21回写得妙，脂砚说：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卅回，犹不见此之妙。”

这个“未见”不是“见不到”，而是“没见到”，可见这时“后卅回”是能见到的，他提请那位“客”见了“后卅回”之后，便更能对照出、见出这一回之“妙”。

己卯本第19回脂砚双行夹批：“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庚辰本第21回脂砚又批日：“宝玉有情极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这里脂砚两次提到后部续著内容直至末回“情榜”，但用词同样是“后观”、“妙甚”之赞，一无“观”不到、“迷失”之叹。第24回畸笏批曰：

“‘醉金刚’一回文字，伏(后部)‘芸哥仗义探庵’。壬午孟夏。”

这里畸笏提到后部的内容，语气平静，也全无“叹叹”、“不见”的迹象。第6回畸笏说平儿“亦在副册内者也”：“观(末回)警幻《情榜》，方知余言不谬。”这里畸老很有把握：“观”了《情榜》便能证明“余”说得对，可“观”可“知”可证。第18回，脂砚“漫拟”副十二钗“芳讳”，事先读过后部的畸笏指正他：

“树(此)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

即是说：这时脂砚只要见到、抄阅到末回“情榜”，他便能够“知”晓副钗“芳讳”。可见，至少直到“壬午季春”、“孟夏”，末回“情榜”也还没有“迷失”。

“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这一年“除夕”，曹雪芹“泪尽而逝”。再两年，“甲申八月泪笔”稍后，脂砚斋也哭芹而亡(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这之后到“丁亥夏”(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情况就不对了，畸笏叟突然在批语中屡屡提到“后卅回”的“迷失”，为之叹息不已。如：第20回侧批：

“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目日：‘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注意：后30回稿不仅已“誊清”抄录，而且已誊抄到“狱神庙”等回，已接近后30回结尾处！)

第26回眉批：

“‘狱神庙’回有茜雪、红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第25回眉批：

“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文字为恨！丁亥夏，畸笏叟。”

这“悬崖撒手”一回脂砚是见过的(见前引批语)，到此时畸笏才“不得见”。以上批语表明：曹雪芹后30回续著，是在“壬午”年之后(即雪芹、脂砚逝后)，“丁亥夏”之前，开始陆续“迷失”的。该时曹雪芹的几位至亲好友，一起参加评批的梅溪、松斋、杏斋、雪芹之弟棠村等“诸子”，早已“相继别去”(可以排除续著是他们所“借”的可能性)而“只剩下”畸笏“朽物一枚”。显然续著是从畸笏手里“借”出去的(见第22回眉批)。P209-P211

丁维忠同志，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研究员，我是在80年代初和他相识，但并不相熟，也无交往。1986～1996年，我虽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并主管了十年院务工作，也只有一次为他住房问题去看望过他。因此，与其说熟悉他的人，还不如说是熟悉他的文章，熟悉他研究“红学”的观点。丁维忠本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艺研院二十多年来，他始终默默耕耘在研究岗位上。据我所知，他近些年写的著作，也不限于这本《红楼梦：历史与美学的启思》，但这本书却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论著。“红学”虽被称为当今的“显学”，什么奇谈怪论，都可以鼓噪一时，出本专集，那可要看“红学家”的本事。丁维忠坐在斗室里虽然善于钻研问题，却不擅于在当今出版界的大潮中“钻”出书的门径。不过，出版界毕竟还有有识之士，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及其学术著作策划人程俊仁先生，制定规划，情愿赔补，遴选红学研究有创见的新成果，给予出版支持，我想这项举措，必然有益于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红楼梦》原作手抄本未完成稿(78回或80回)原名《石头记》，在中国小说史以至中国文学史的巅峰地位，是文学研究界，也包括当代作家众所公认的，但是那评价的尺度却是截然不同的。有人认为它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杰作，有人则认为，《红楼梦》最可赏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作者与家族的“自传”(主人公贾宝玉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家族，这才使它有如此感人的魅力)。这种主张开始于20年代红学研究的几位大家，尽管他们对打破“索隐派”的猜谜作出过贡献，但过分强调“自传说”，又会忽略了伟大作家的艺术创造。曹雪芹所以能写出《红楼梦》，自然是和他的身世经历有较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作家把他的大部分身世经历都融合到他的小说创作里了。但他写的仍然是小说，而非自传。鲁迅曾不无幽默地说过：即使曹雪芹整个都进入小说，“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只有特种学者胡适之流，才把曹雪芹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因为只要是小说，就不可能对任何人“实录其事”，更何况《红楼梦》所反映的如此错综复杂的人生，如此错综复杂的人间关系!就连“自传说”以为根据的“脂评”，也说过：“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面而知有此人，实未曾亲睹者。”又说：“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如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庚辰本《石头记》第19回)这虽是“脂评”的文学见解，却十分精辟地道出了文学典型之谜。所以，我以为，用“自传说”来解释曹雪芹的文学天才与《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永远是隔靴搔痒，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无论是伟大的曹雪芹，或伟大的《红楼梦》，都该是几千年中华古老文明的辉煌结晶，因而，小说的文本研究，仍应是“红学”领域的核心命题和重中之重。所谓小说的文本研究，当然并不局限于小说本身，而是广及产生《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传统、时代精神、人文内涵，以及审美意识和作家个性创造的诸多因素的孕育。

丁维忠的这部论《红楼梦》，虽是论文集的形式，却一线贯串，自成系统。全书共分五编，涉猎了当今红学研究各个重要领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疑析难，自成一家之言。

收辑在第一编的“论红楼”六篇，除第一篇“《红楼梦》的研究方法”，立意在阐明研究《红楼梦》必须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研究相统一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作者所主张的，也是本书论《红》的基石。其他五篇：“《红楼梦》：中国历史第三次大转折时代的镜子”，是概要论述《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时代的“末世”特征，着眼于经济状况、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变化的轨迹；“《红楼梦》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是对《红楼梦》所表现的进步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是对《红楼梦》的结构与主题进行了美学探索；“‘太虚幻境’的现实意蕴”，是从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并结合着贾宝玉的性格，对这《红楼梦》特有的“神话世界”进行了独到的研究，阐释了它的“现实意蕴”。“成书过程：‘传奇’本《红楼梦》和“增删五次”，是作者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提出的一个新论据，即“传奇”写本的环节。

这第一编，可视为《红楼梦》的综论。尽管《红楼梦》反映封建末世的现实主义杰出成就，及其富有时代精神的思想倾向，在1954年《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中，就已有人提出，并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但从小说的真实反映，曹雪芹的审美创造与社会思潮、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全面地论述其“时代镜子”的作用，丁维忠的这组文章还是写得较为系统，而且观点鲜明、解析深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曹雪芹的人文精神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古已有之”，还是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启蒙的民主思潮，或如丁维忠的“早期人文主义文学”的思想定位，在近年的红学研究中已逐渐取得了统一或相近的认识，但丁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是脱离文学内涵作纯粹社会学的解剖，而是立足于明清之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总貌的整体把握。这是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已延续百多年，出现了灿烂群星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明末清初，但影响所及，直至乾隆年间，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大思想家戴震，仍然不顾清王朝尊崇“宋儒赫赫之炎势”，直面抨击“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丁文的论述对这一思潮虽有他自己的理解和定位，但他把《红楼梦》定位为“早期人文主义文学”，从他所论述的《红楼梦》八大思想特征来看，还是显示了作者自成一家之言的独到见解。

关于《红楼梦》的主线、主题问题，在红学研究中一向分歧意见最多，宝黛爱情悲剧说、四大家族衰亡史说、金陵十二钗悲剧命运说等等，应当说，过去的这些争论，都失之于偏执一词。对《红楼梦》作为一部“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和内涵丰富的美的创造，缺少辩证的审视和深刻的理解。70年代末80年代初，《红楼梦学刊》一创刊，对这一问题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次把《红楼梦》小说本体研究引向深入的讨论，文章发表的较早而文有新意，我记得有丁维忠的《<红楼梦)的三线结构与三重意旨》、张锦池的《也谈(红楼梦)的主线》，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同志的文章。对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线索与主题的多义性，缺少在时代的三棱镜下综合地观察和分析，而只论其“一斑”，终究会出现难窥“全豹”的缺失，而这次讨论，却正表现出红学的小说本体研究的一大开拓与进步。

第二编“论宝玉”二篇，据我看，应是丁维忠这著作的核心命题。这不只因为贾宝玉是小说里的主人公，是曹雪芹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内蕴丰富、性格复杂、形象丰满的典型人物，而且因为在贾宝玉的典型形象里集中概括和反映了曹雪芹的审美理想，以及《红楼梦》创作的时代精神，也包括作品所表现的批判现实的思想倾向。

二百多年来，尽管宝黛的爱情悲剧，曾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但贾宝玉却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文学人物。有人很同意薛宝钗对他的评价，说他是个“富贵闲人”，多余人的典型；也有人认为，贾宝玉的性格充满了落后的消极面，没什么新思想可言；也有人顺着贾雨村的那番“情痴情种”“逸士高人”的议论，把贾宝玉种种不合时宜的“怪诞”言行，视为“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之辈的“古已有之”，“易地则同之人”。自然，1954年的大讨论中，人们开始发掘贾宝玉形象性格的历史蕴涵与时代意义，称他为封建阶级的判逆者，或称之为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以至“吹拂着人性觉醒青春气息的新人形象”，但在当时还是缺乏对这一形象的历史的具体分析，特别是缺乏在时代的三棱镜下多面地、综合地观察和分析他的性格内涵，有着只论其“一斑”的短失。80年代以来，不少中青年红学研究者突破了某些权威的定评，对贾宝玉形象性格的历史蕴涵和时代意义，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从时代精神、人文内涵、审美意蕴进行全面评价贾宝玉典型意义的，应当说，丁维忠的这组文章，是具有代表性的，尽管对他的所谓“转折型”，以及“新型的‘补天’”人物的定位，仍会有不同的意见、分歧的看法。

这本书的其他三编：“论续书”、“论探佚”、“论脂评”，虽也有考证文字，但丁维忠的考证，从不脱离文学的内容，始终和小说的本体和曹雪芹的主体创造紧密联系而展开。当然，其中有些论断也并非红学研究者都能首肯的。譬如他对续书的基本上全部否定，就不是我能完全同意的。不过，他从思想倾向和审美高度对原作与续书进行比较研究与分析，其中主要论断，又确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特别是有关“脂评”的一组文章，对“脂评”的价值与贡献，突出着眼于美学理论的建树，是卓有见地的。

这虽是一本论文集，却论及现代红学的几个重要领域，而且一线贯串，始终围绕着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成就，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集二十多年的积累成果，自成一家之言，观点鲜明，视野开阔，我相信，它的出版，将有益于现代红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2002年春节假日于京郊

首先要十二分地感谢李希凡、张锦池、程俊仁、周思源四位先生，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朋友们！没有他们的鼎力友助，这部书稿仍会尘封在抽屉里。俊仁兄是推迟了原定住院就医的日程，来责编这部书稿的；希凡老院长恰患目疾，锦池兄亦身体欠佳，思源兄教务繁忙，不仅力荐拙著，而且特为此书各撰序、跋，抱疾命笔，益耗心力，奖挹鞭策，心意殷殷，笔者在感激中又总感歉仄！

笔者从未想到会搞起《红楼梦》研究来，1980年前后，红学界就《红楼梦》的主题，主线和“男一号”贾宝玉的叛逆与否等论题正讨论得热闹，研《红》也正应从这些基本问题着手。于是笔者于1980—982年撰写并刊发了本书第一编“论红楼”和第二编“论宝玉”的大部分文章，着重对《红》书和宝玉性格作定性、定位分析。然后研究笔处又扩大到脂评、续书、探佚的研究。其中有些篇章是历届全国和国际“红学”研讨会的论文。当初发表时随便抓了个名字：丁淦，这次正式出版，恢复正式名字。

笔者的解读是先对当时争论的观点了解个大概，而暂不细读争论的文章，以免先入为主地影响自己的见解。曹雪芹的家史、生平是要大致熟悉的，但主攻的堡垒还是作品《红楼梦》本身，尤其是前80回。笔者对当时论述已多或观点较一致的论题(如宝黛爱情)，简略述之；对争论较集中或自认为紧要的论题(如定性分析)，则重点地反复述之。

《红楼梦》研究，乃至任何学术研究，观点与方法具有决定性的首要意义。恩格斯倡导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方法或“最高要求”，及其派生的基本原则，是本书论《红》的指导原则，是笔者对全书和主人公作定性分析的基本方法，因此本书仍以《研究方法》一篇开其端。

《红楼梦》的定性分析，最大难关是主题分析。它的开卷主题诗云：“无材可去补苍天”，脂评批注曰：“书之本旨。”然而无论前80回原著的描述，还是主人公贾宝玉的言行表现，却全然没有“补天”字样，这便成了全书的最大疑窦。能不能仅从“补天”一词的传统含意，判定曹雪芹必有为“天”效力的封建主义局限性？能不能干脆撇开，回避“补天”不谈，去论析全书的主题？不能，因为前者是从书外去找“补天”主题的含意(“局限性”)，后者是把主题诗跟全书内容脱离、隔裂，这两种情况不符合主题分析的原则。出路只有一条：从作品所处和所反映的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时代思潮→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作者自云”、“自又云”)→全书的思想内容和总体思想倾向→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和新型理想(他反对什么，追求什么？)来剖析石头“无材补天”的深邃寓意或真正含意。又，石头是作者的“自譬”，其人格化或人物形象化是贾宝玉；因此也只能从宝玉的叛逆和理想，来理解作者的“背负”和愿望，来诠释石头的“补天”要求或内涵是什么。而这便是本书第一、二编所做的主要工作。

在很长的时间，笔者也喜欢程高本后40回，而解读脂本前80回则简直吃力。后来花了近半年时间，借助“脂砚斋阅评”等资料，基本上读懂了前80回写什么和怎么写，回头再看后40回，便发觉不对头了，它非但不是曹雪芹所续，也不光艺术水准远逊于前部，主要是它在思想内容上对原著原意作了根本性的篡改和误导。而这后40回的特殊性在于：它一开始就以《红》书的“全璧”、“曹雪芹先生→的续作出现，宣扬与前80回“接笋”、“关照”、“无背谬矛盾之处”，手法又分外巧黠，神异而貌合，从而蒙得了广泛的信任和长久的传播。因此，若只着眼于它局部的写得好与不好，或只拿它与同类续书比较，达不到打假、揭伪的目的，不足以廓清其负面影响。叙述的要害在于一个“叙”字，必须把它与前80回作整体的分析比较，从内容、细节到主题全面观照它与前部是否真的“接笋而无矛盾”，还是做了反面文章？它的总体意图到底要说明什么？这才是“辨续”的要穴，也才是臧否这后40回续书之优劣、功过的关键所在！于是笔者便决意从这个角度“清算这部续书，写了《后40回“尚属接笋”而“无矛盾”吗？》一文，趁1994年某次讨论，予以发表。

曹雪芹原著的后30回底稿及其“誊清”本，早在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年)前已被“借阅”而全部“迷失”。这桩“迷”案令人奇怪的疑点很多，包括“借阅”者是谁，如何“迷失”，是“迷失”还是销毁，“迷失”的原因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历来令人关注和疑惑，也有不同理解。本书的《曹雪芹后30回续著如何“迷失”》一文，从《红》书与脂评中发现内证与外证，提出笔者的观点：不是“迷失”，而是销毁，销毁者是雪芹的生身父亲：曹頫。

探索曹雪芹后30回佚稿的大致内容、基本轮廓，形成了“红学”的一个分支：探佚学。这不光是个好奇的问题，而是因为：不了解后部佚稿的基本内容，只限于对前80回的解读，即只见其上半身，不了解其下半身，那么对于《红楼梦》全书的理解，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尤其在程高本后40回续书干扰、误导读《红》的情况下！)。而芹著前80回和脂评，实际上是提供了得以了解后半部佚稿的某些重要预示和残迹的，据此，本书对柳湘莲“作强梁”，探春与元妃的结局、贾府之败等问题，作了专篇探佚。其中如对第47、72回的解读，探春的“海外王妃”说，元妃的“虎咒相逢大梦归”，等等，一直是《红》书和探佚的要点、难点、热点、疑点，笔者都予以试析。

《红楼梦》的美学贡献或艺术成就，鲁迅作了高度概括：对“传统写法”的“打破”。但这个课题之大，决不亚于啃其思想成就的艰巨。怎么办呢？鲁迅的概括和脂评的艺术论评述，某些观点是相通的，如《红》书的人物描写绝不同于历来“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美则无一不美，恶则无往不恶”，“愧杀古今小说家也”，等等。那么能否一箭双雕：既缕析脂评的艺术价值，又概述《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呢？笔者作了尝试，写了《脂评的《红楼梦》艺术论》一文。(这次出版，本书的多篇题目有所改动。)

“把《红楼梦》当做小说来读”，这个观点绝对正确。但是，这“小说”和“读”法两个概念本身，历来的理解又分歧很大。杰出的、经典的小说，其历史容量和美学价值，总是须从历史的和美学的、宏观的和微观的等等角度来读它。只要能解析出它所蕴涵的信息量和价值量，便是适宜的读法。解读是检验读法的唯一标准。然而由于解读的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又必然导致对《红楼梦》的不同见解和发观，形成二百多年来红坛的分外热闹、纷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众多一流或超一流的“国学”大师)。时至今日乃至今后，关于《红楼梦》的几乎每一个论题，必定仍会不断地争论下去，而《红楼梦》也正是在这种种分力的合力中得到不断深入的理解，“红学”也必在争鸣中不断向前发展！

丁维忠

2001年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