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作者为写作本书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做了将近十万字的笔记。作者将近八年的悉尼侨居生活，令其深切感受到了作为“精神流亡者”的尖锐的内在痛楚。以“异乡人”的身份漂泊在南太平洋上的这种漫长的生命经验，融入了作者对流氓的理性探查。本书的部分片断，曾在《今日先锋》、《东方》、《花城》、《天涯》和《南方文坛》上刊发，并被收入作者博客。

绪 论 中国流氓学简史

一、流氓研究的不同论域

1、流氓的古代分类；

2、狭义流氓学；

3、广义流氓学；

4、“流氓”和“流氓主义”的语义辨认

二、现有流氓学成果及其缺憾

1、流氓学简史；

2、流氓学的主要类型；

3、流氓研究的成就与缺憾

第一章 国家主义转型及其美学跃进

一、 国家主义的话语转型

1、 国家美学的初次转型；

2、国家美学的二度转型；

3、红色话语的苏醒；

4、帝国话语的泛滥；

二、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

1、流氓国家主义的崛起；

2、历史、对偶制和对偶循环

第二章　身份与话语：流氓的故乡

中国社会的身份秩序

1、 三重身份的迷津；

2、身份的辨认程序；

3、身份秩序的间隙性瓦解

身份的修复

1、流氓之痛和身份焦虑；

2、身份的修复；

3、代偿与替身

第三章　流氓话语：反讽的新世界　

一、 色语、酷语和秽语

1、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

2、酷语；风行数千年的公共话语；

3、秽语（脏词）：父权对母权的政变

二、 流氓叙事

1、 言说与书写的叙事功能；

2叙事中的流氓偶像

三、 阅读与书写的反讽

1、话语的正谕体系；

2、话语的反讽体系

四、当代流氓主义的话语模式

1、当代流氓主义的日常美学；

2、现代流氓话语的基本类型

第四章 1920～1960：当代流氓话语的历史起源

一、“五四”和“新文化”：酷语的起源

1、五四运动的身体酷语；

2、新文化运动的酷语关键词；

3、“新流氓主义”：酷语、色语和秽语的起源

二、酷语的演进：鲁语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

1、“鲁语”的崛起；

2、“恨语”及其鞭子语像

三、上山下乡：新流氓话语的摇篮

1、红色流氓的政治挫败；

2、地下沙龙：意识形态的反叛象征；

3、民间话语的三位一体

第五章 1980：新流氓话语的租借与复兴

一、 八十年代的流氓语境

1、新流氓起源：身份的总体危机；

2、酷语的租借；

3、色语的租借；

4、流浪话语的租借

二、崔健摇滚：本土流氓话语的崛起

1、中国摇滚的诞生；2、崔健：一无所有的流氓

第六章 非非、莽汉、撒娇：流氓话语的诗歌摇篮

一、 先锋诗人：流氓话语的先驱

1、流走的命题；

2、校园先锋主义；

3、第三代实验诗歌大展

二、“非非主义”和流氓美学

1、话语革命来了；

2、第一个“下本身”

三、“莽汉主义”与草莽诗学

1、口语大爆炸；

2、盲流的游吟诗人

四、撒娇派及其犬儒哲学

1、耳朵的失误和诗歌夜莺的歌唱；

2、新犬儒主义的兴起

第七章 王朔主义：众痞的玩世喜剧

一、 小说反讽的苏醒

1、刘索拉与学院嬉皮文学；

2、徐星：流氓叙事的先驱

二、“王朔主义”的诞生

1、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2、话语的复仇；

3、王朔式反讽

三、电影与美术的视觉变法

1、第五代导演的话语变法；

2、视觉艺术的颠覆运动

第八章　1990～2000：文学里的流氓面容

一、 痞子短语和流氓的面容

1、文化衫和泼皮短语；

2、新痞子主义造型的诞生

二、乡村叙事：农民的仇恨与暴力

1、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2、莫言的肉刑之歌；余华的喋血书写

三、流氓小说三部曲：手淫物语

1、 废都，北方旧文人的阳具；

2、米：江南流氓的欲望和病毒；

3、王小波：色语大爆破的英雄

四、从优雅色语到自戕的尊严

1、虹影的优雅色语；

2、棉棉：话语的自戕

第九章 口语、口吃、口交：后流氓主义的夜宴

一、 口语地带：“新父亲”的面容

1、新口语小说：美元下的身份辨认；

2、反讽叙事和正谕批评的冲突

二、口吃时刻：“结结巴巴”的先锋诗歌

1、伊沙的文化口吃；

2、民族图腾和小便叙事

三、口交世代：“下半身”的造反宣言

1、 “下半身”审判“上半身”；

2、生殖器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盘峰论战”：茶壶里的风暴

口语还是书语，这是一个问题；

2、群雄逐鹿话语权力场

五、 学术国家主义的崛起

1、国学复兴和“人文精神”讨论；

2、知识界大裂变

第十章 视觉符号的解构运动

一、 行为艺术：吃婴还是弑父

1、行为艺术年：2001的暴力叙事；

2、“吃婴”和行为艺术的孤立状态

二、纪录片的流氓主义视界；

1、吴文光的“流氓关怀”；

2、何处才是流浪的“彼岸”；

3、记录美学：第一现场的目击证人建筑的非国家主义化

1、摩天大楼的阳具政治；

2、高楼顶部的“形而上学”；

3、帝王话语的解体

第十一章 　消费叙事、大话革命和符号资本

一、“消费叙事”及其流氓（妓女）的转型

1、蝴蝶的尖叫；

2、乌鸦的舞蹈

二、白与黑：摇滚的裂变

1、九十年代的摇滚疗法；

2、何勇：愤怒与退离；

3、张楚的小男孩心语

4、地下摇滚的隐形滚动

三、零年代的大话革命和大话美学

1、脂粉英雄和无厘头话语；

2、网络群众的大话运动；

3、知识份子话语专权的终结；

4、网络口蹄疫；

5、结语：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

四、色语的策略、逻辑及其敌人

1、色语的递进策略；

2、色语的“四项基本原则”

3、两大“叙事”的世纪交战

五、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

附 录1 流氓的精神分析

附 录2 主要参考文献

附 录3 鸣谢

2．狭义流氓学

狭义的流氓学研究的对象是所有违反道德习俗和法律条文的人群。这个群体无疑是官方叙事和传统精英叙事的后果。它被限定在法学和伦理学的范畴以内。我们看到，有关流氓的庞大语词体系从先秦开始，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并且在不断扩张和删除眨中。但“流氓”一词据说出自近代上海——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它的问世终结了有关流氓的复杂的指称系统，也就是逐渐取代其它语词，成为一个主要的现代能指，用来称谓那些被国家宣判为在司法上和道德上双双“有罪”的人，并最终形成我所说的狭义的流氓学的语义框架。

《现代汉语词典》的“流氓”词条明确指出：“流氓，指违法乱纪的人。”更加权威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是：“一是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①同时，“流氓”也是政治敌手之间互相抨击的工具。例如，蒋介石政府坚持称共产党为“共匪”，而共产党政府则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蒋匪帮”，等等。

1949年之后，中国的司法定义中，流氓仍然是社会暴力和色情行为的主要实施者，而流氓罪则始终是一项语义宽泛的罪行，其中包括奸淫、猥亵妇女，同性恋和街头滋事，暴力伤害他人等各种类型的罪行。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才把其中一些罪行从“流氓罪”中移走，作了单独列项②。经过漫长的司法挣扎，流氓的庞大队伍终于开始减员。但流氓作为一种社会景象，却变得越来越惊心动魄。

狭义的和作为罪犯的“流氓”的辨认主要通过其行为方式来进行。在惯常的意义上，人们把从事行骗、讹诈、抢夺、偷窃、拐口、打斗、霸市、放债、赌博游戏(斗鸡、斗蟋蟀、斗鹌鹑等等)、嫖娼、奸淫的人叫做“流氓”。其基本特征是：无耻、暴力、欺骗、淫恶和无道。

历代政府对流氓通常采取严厉的惩罚。这种情形在清代尤为显著。清政府对于暴徒、棍徒、谋反、江洋大盗和所有抗拒官府的罪行，大多施以绞死、砍头以及暴尸或枭首示众等酷刑③。北京建政之后，对流氓团伙的首领也大多判处死刑，决不姑息手软。

这种对流氓的镇压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高潮，各地经常进行“刮台风”的拉网围剿行动，抓捕“流氓”，然后召开大规模群众公审大会，在宣判死刑之后，立即用大卡车押赴刑场实施枪决，以死亡震慑的方式重申政治威权。

邓小平时代基本沿袭了这种制度，不断用“刮台风”模式镇压“流氓”罪案，在“从重、从快、从严”的口号下加重司法推量，予以“严厉打击”。在国家与流氓的战争中，法律的尺度总是让位给了政治需要。对于国家体制来说，除了“现行反革命”，流氓就是它的最大威胁和敌手。流氓引发的国家主义警觉，几乎超越了一切现存的刑事罪恶。

迄今为止的传统研究，都在狭义的范围内标定着流氓的语义。狭义的流氓，就是道德沦丧者的一种称谓，它与强暴、奸污(通奸)、猥亵、抢劫、斗殴、敲诈、欺骗等诸多犯罪行为密切相关，它事实上就是对人类系列罪行的一种简约化命名。

但狭义的流氓极易造成一种假象，即流氓的问题只是少数人的问题。只有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流氓，才能对中国历史文本做出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一个据说是被儒家学说全面掌控的国家，最终却完全丧失了儒教的特征，成为一个暴力横生、充满腐败的道德涌流、并且长期陷入勾心斗角的内讧之中的“酱缸”?或者说，为什么中国民间文化在1980年代以来会成为反讽主义的天下?为什么痞子精神和痞子话语，正在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大众文化被某种粗鄙和暴力的美学所支配。显然，这些国民的精神特质与儒家教义毫无干系，而是呈现出浓重的泛流氓化特征。但大部分西方汉学家并不能清晰地看到这点。他们宁可继续逗留在所谓儒家文化领导古代中国的幻象之中，并就此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做出经久不息的误判。3．广义流氓学  

广义的流氓学超越了把狭义流氓作为罪犯和道德沦丧者的框架，展示出更加广泛的视域。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司法意义的流氓而是文化意义的流氓，因此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无疑将更接近于它的早期含义。我们首先把它从国家主义的道德和司法定义中剥离出来，从一个贬义词还原为中性词，而后，借助“身份分析”理论，注入必要的文化语义，重建它作为能指的健全功能，以及它与所指之间的理性关系。我要在此反复声明，所有关于流氓的指陈完全没有贬义，恰恰相反，站在民间叙事而非官方叙事或精英叙事的立场，流氓就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和关怀的那种事物。

广义流氓学吸纳了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的多维视域，企图为流氓学以及流氓概念注入新的生机，以期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现状及其内在原因做出合理的阐释。

社会学论域：流民、游民、灾民

社会学论域中的广义流氓就是游民、流民和灾民这三民，包括流寇、流动人口、黑民、难民和所谓的盲流和流氓无产者。他们的特征就是无地和无籍，丧失身份，流动、贫苦、非法地居住在城市，面临被拘留、强迫劳役和强行遣返的危险。这是农业中国的一个致命的缺口。这个视域中的流氓无疑就是它的早期含义，它指称着农业社会中不断迁徙、流亡或改变其空间位置的人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它被称为“氓”或“流民”，而在新政府的语汇中则被称为“盲流”，它最初指的是逃荒、要饭的乡村灾民，以及没有户籍的“无籍之徒”。它是经济破产或底层经济收入者的称谓。这个社会经济学指向显然更加符合“流氓”的原初语义。

王学泰的研究强调了流民和游民之间的分野。他认为，流民是指离开故土进行集体迁徙的人群，它们往往保持着严密的家族宗法结构(客家人是这方面的范例)；而游民则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以游走、冒险、居无定所和没有稳定职业，时常以不正当手段牟取财物等为标志①。而灾民则可能是上述任何两种，但这个指谓却强调了它的成因：因战乱、灾害和饥荒而被迫离开故土。无论如何，这三种人群构成了社会学视域中的流氓主体(尽管研究者都审慎地避免使用“流氓”一词)。

政治学论域：流放者与流亡者

在政治学语义上的流氓，是指那些因政治迫害而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的人、或是被政府判决流放边疆的政治犯，以及那些负罪逃亡者，等等。此外，许多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信徒，展开了针对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在的流亡”，也即在不承认执政者权力正当性的前提下展开精神流亡，流走在自己祖国的疆域之内，甚至仅仅流走在家门背后那片狭小的空间，而其思想却超越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严厉限定。这种精神性叛徒无疑应被纳入流氓叙事的视域，成为广义流氓学的一个重要母题。近代俄罗斯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杰出范例，它向我们描述了专制制度把知识分子精英转变为流放者的痛切过程。

文化学论域：痞子和玩世者

在集权国家主义的文化语境中的流氓，通常被称作“痞子”，这其实就是民间文化颠覆者的一种称谓。他们置身于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但却保持了一种向心而非离心的姿势，并随时可能重新进人中心。它审视和批判国家主义，但其话语方式却往往保存了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此外，痞子话语也显示了自身的某些特殊征兆：(1)零度信仰；(2)以牢骚和反讽的语语方式反对威权；(3)常与反叛、颠覆、瓦解等语词并用；(4)对权力与暴力的酷爱；(5)招安期待(与国家主义的互相对转)；(6)策略化立场(民间机会主义)，等等。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流氓主义，流露出了传统流氓文化的印记，散发出迷茫、呆傻、暴力、无聊、油滑(灰色幽默)、机智、自嘲、自虐和恶毒的浓烈气味，同时，它的反讽、戏仿、讽喻和寓言也解构了正谕话语体系，把它推向了荒谬的语境。流氓就是从反面书写国家主义的那种喜剧。

P6-10

“流氓”是一个长期纠缠着我灵魂的问题。早在1994年，我为写作《流氓的精神分析》，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做了将近十万字的笔记(这些笔记在一场离婚浩劫中荡然无存)，并最终凝结成一个近两万字的文本。这是我研究流氓问题的精神起点。那个文本后来成了有关流氓问题的重要文献。 

我出走澳大利亚的过程，仿佛是对《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的身体性回响。将近八年的悉尼侨居生活，令我深切感受到了作为“精神流亡者”的尖锐的内在痛楚。我和那个我所居住的都市及其文化语境格格不入。由于个人生活的种种难以言喻的困境，我不得不以“异乡人”的身份漂泊在南太平洋上，像一枚自我闭抑的果实。这种漫长的生命经验，融人了我对流氓的理性探查。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1999年5月，我开始这一课题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并于2003年完成了12万字的初稿。在获得悉尼科技大学的学位之后，我又利用每年暑假，对文稿进行反复修改和扩容，长达3年之久，最终形成了这个逾26万字的定稿。整个书写过程，跨越两个世纪，可谓是一次“跨世纪写作”；此外，它也是一次横跨澳洲和亚洲的洲际写作。这种时空上的两重转换或飞越，构成了本书耐人寻味的背景。

本书的部分片断，曾在《今日先锋》、《东方》、《花城》、《天涯》和《南方文坛》上刊发，并放进我的博客，被一些网友所“先睹”。而来自读者的宝贵意见，使我有机会纠正初稿中存在的各种讹错。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部主任、历史学和社会学家冯崇义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和指导，本书初稿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基于我本人离开悉尼返回中国，冯崇义先生多次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往返，提出了大量精彩意见，也为我纠正了一些政治学和历史学上的谬误。

我也要感谢我的第二导师、著名汉学家、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戴维·古德曼教授。他与冯崇义先生共同努力，为我的博士论文开辟了汉语书写的国际先例，由此成为全球汉学研究和教育的里程碑。澳大利亚华文报章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述，盛赞它是一次中文国际学术地位的重大提升。

2001年3月，我辞去了我在悉尼《澳华时报》和新南威尔斯州教育部的职务，携母亲返回上海，开始资料收集和构思的进程。我先后去过北京、南京、成都、武汉、青岛、深圳和香港，在许多访谈中获得了灵感，也收集了论文写作所需的资料。诗人张小波、李亚伟、马松、柏桦和杨黎，小说家北村，音乐人江小鱼、电视人李蕴、批评家张闳、刘擎和叶檀等，都曾给予诸多的帮助。本书中的不少观点，都来自与他们的富于启示性的交谈。其中，张小波和李蕴在我回国初期所给予的帮助，令我难以忘怀。本书的最后完成，与他们的贡献密不可分。

感谢张颐武、郜元宝等学者所给予的支持。也感谢我在澳大利亚的同事、现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钱超英，他有关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著述，尤其是用身份理论阐释海外华文文学的思路，曾给我以重要启示。

我也要感谢作家兼出版人张小波和李西闽，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殚精竭虑，令我感到欣慰，感谢严搏非先生，他最终帮助我完成了此书的出版。我还要感谢刘大鸿、安迪等画家慷慨允诺使用他们的绘画作品，他们的作品为我的叙事增色不少。本书还援引了画家俸正杰、岳敏君、方力钧、吕建军、萧瑟、唐志刚、沈汉武、朗雪波、宋永红、郑义、赵波、关伟和刘瑾等画家的杰作，我也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6年8月9日于上海莘庄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儿子英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