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收录了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学术思想的学案体著述，内容涵盖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图书版本目录文献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社会学、法政、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科技史、艺术、军事学等学科，在各个学科内又有代表人物，共254位。在每个学案里既有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的介绍，又有学术旨要的介绍。本书为第一卷，主要收录了31位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学术思想的学案体著述，兼具学术性、文献性、工具性。

本书系收录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学术思想的学案体著述，共分六卷：第一卷为哲学类，第二卷为史学类，第三卷为经学考古类，第四卷为语言文学美学类，第五卷为版本目录、历史地理、宗教等类，第六卷为教育、科技、艺术等类。如此分卷，主要基于民国学术和学科发展的实际以及编辑操作和读者使用方便的原因。案主学术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则以其主要学科成就归类。

本书系共著录案主254人，分个案、合案(如《陆侃如、冯沅君学案》)、附案(如《钱基博学案》后附《钱钟书学案》)三类。每类案主的排列以出生年份先后为序。

本书系编写体例大致为：(一)案主行状；(二)学术旨要；(三)案主主要著述目录；(四)研究案主学术成果要目(收录时间以2000年底为限)。本书有关案主学术的文字引用和成果收录，大体保持原貌，以体现民国学人语言表述的实际。本书为第一卷。

绪论 创变中的民国学术

第一卷

辜鸿铭学案

吴稚晖学案

蔡元培学案

杜亚泉学案

陈独秀学案

杨明斋学案

马一浮学案

师复学案

谢元量学案

熊十力学案

张东荪学案

张君劢学案

丁文江学案

李大钊学案

杜国庠学案

李达学案

戴季陶学案

胡适学案

李石岑学案

张申府学案

梁漱溟学案

嵇文甫学案

金岳霖学案

冯友兰学案

瞿秋白学案

朱谦之学案

贺麟学案

陈序经学案

华岗学案

赵纪彬学案

艾思奇学案

第二卷

沈曾植学案

柯劭忞学案

夏孙桐学案

夏曾佑学案

孟森学案

梁启超学案

张尔田学案

连横学案

柳诒徵学案

李剑农学案

陈垣学案

吕思勉学案

岑仲勉学案

冯承钧学案

金毓黻学案

何炳松学案

陈寅恪学案

郭沫若学案

范文澜学案

顾颉刚学案

洪业学案

蒙文通学案

姚从吾学案

蒋廷黻学案

钱穆学案

傅斯年学案

简又文学案

容肇祖学案

翦伯赞学案

周谷城学案

罗根泽学案

向达学案

陈恭禄学案

杨东莼学案

吕振羽学案

谢国桢学案

雷海宗学案

萧一山学案

尚钺学案

方国瑜学案

贺昌群学案

郭廷以学案

韩儒林学案

侯外庐学案

张荫麟学案

何干之学案

谢兴尧学案

李平心学案

吴晗学案

胡绳学案

第三卷

马其昶学案

康有为学案

姚永朴学案

叶德辉学案

唐文治学案

章太炎学案

丁惟汾学案

刘师培学案

吴承仕学案

杨树达学案

黄侃学案

沈兼士学案

蒋伯潜学案

马宗霍学案

周予同学案

罗振玉学案

王国维学案

马衡学案

徐旭生学案

黄文弼学案

郭宝钧学案

容庚学案

董作宾学案

李济学案

于省吾学案

杨钟健学案

徐中舒学案

唐兰学案

吴金鼎学案

商承祚学案

裴文中学案

梁思永学案

尹达学案

贾兰坡学案

曾昭燏学案

孙海波学案

夏鼐学案

胡厚宣学案

第四卷

卢戆章学案

陈衍学案

高步瀛学案

经亨颐学案

胡朴安学案

鲁迅学案

吴梅学案

夏丐尊学案

钱基博学案

[附]钱钟书学案

钱玄同学案

黎锦熙学案

陈望道学案

刘半农学案

赵元任学案

郭绍虞学案

吴宓学案

林语堂学案

茅盾学案

任中敏学案

曹靖华学案

宗白华学案

朱光潜学案

丰子恺学案

朱自清学案

郑振铎学案

闻一多学案

罗常培学案

阿英学案

夏承焘学案

王力学案

俞平伯学案

夏衍学案

赵景深学案

胡风学案

姜亮夫学案

张世禄学案

梁实秋学案

冯雪峰学案

陆侃如、冯沅君学案

李健吾学案

周扬学案

丁声树学案

第五卷

张元济学案

傅增湘学案

余嘉锡学案

王云五学案

袁同礼学案

杜定友学案

刘国钧学案

姚名达学案

王重民学案

李敏修学案

冼玉清学案

王献唐学案

杨守敬学案

张相文学案

朱士嘉学案

谭其骧学案

欧阳竞无学案

蒋锥乔学案

丁福保学案

李叔同学案

陈撄宁学案

苏曼殊学案

太虚学案

汤用彤学案

吕潋学案

陈国符学案

陶孟和学案

张竞生学案

邓初民学案

孙本文学案

陈达学案

李景汉学案

易君左学案

潘光旦学案

林惠祥学案

杨堃学案

费孝通学案

沈钧儒学案

王宠惠学案

马叙伦学案

周鲠生学案

张友渔学案

钱端升学案

吴景超学案

王亚南学案

千家驹学案

黄远生学案

张季鸾学案

邵飘萍学案

戈公振学案

邹韬奋学案

第六卷

杨昌济学案

张伯苓学案

黄炎培学案

王拱璧学案

林砺儒学案

晏阳初学案

陶行知学案

廖世承学案

郑宗海学案

陈鹤琴学案

孟宪承学案

杨贤江学案

肖孝嵘学案

成仿吾学案

潘菽学案

陈东原学案

李俨学案

李仪祉学案

梁思成学案

黄宾虹学案

徐悲鸿学案

刘海粟学案

潘天寿学案

张大千学案

常书鸿学案

萧友梅学案

王光祈学案

青主学案

刘天华学案

杨荫浏学案

黄自学案

冼星海学案

聂耳学案

欧阳予倩学案

田汉学案

蒋百里学案

杨杰学案

郭化若学案

民国学术史系年

附 案主索引

中国牛津运动

北京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国家精英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正是这个翰林院，成为了我所谓中国牛津运动的总部。那些参加并坚持了这场运动的年轻的翰林们，称之为“清流党”——国家净化党。这个中国的民族净化运动，像英国的牛津运动一样，可看作是儒教中保守的高教会派的复兴。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引进那些为李鸿章和中国自由主义者所热衷的外国方法和外国观念，通过呼吁国民更严格地信守儒家原则，来净化民族心灵和规范民族生活。

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反对李鸿章——中国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表帕麦斯顿勋爵。李鸿章继大侯爵曾国藩成为中国文人学士的领袖。当那位伟大的中国土人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仍然有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重建工作——一个极为现实的重建社会和各级行政管理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欧洲人的东来、以及他们那极其强大的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

第一个问题——重建社会和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那个伟大的汉族士大夫做得即使不算是完全彻底，起码也是迅速和成功的，非常值得称道。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后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整个中国的行政和社会机器迅速恢复了正常运转，辽阔的帝国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

然而，在处理另一个问题——即怎样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问题上，那个伟大的汉族士大夫则完全失败了。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一筹莫展，就如同在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无计可施一样。要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需要“扩展”，但是，这些文人学士是在狭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压根就没有所谓“扩展”观念。鉴于现代欧洲文明的东来，他们所想到的“扩展”，就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仅此而已。

为了推行这一“扩展”计划，李鸿章将那些富人，中小商人和买办阶层，那些在对外贸易中挣钱获利之徒吸引到自己周围。这些人都赞成采用外国方式方法的所谓进步事业。然而，他们那采用外国方式方法的拙劣观念，其中包含了马太·阿诺德谈起英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时所斥责的一切粗俗和丑陋之处，这种粗俗和丑陋，令翰林院——中国的牛津那些知识贵族的精英们为之震惊。这样，中国的牛津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强烈排外的运动。它排外，并不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憎恶外国人；它排外，完全是因为这些学者看到了映于眼前的李鸿章及其追随者所采用的外国方式方法骇人的粗鄙与伤风败俗。这便是真正的中国文人学士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础。

李鸿章已被我称之为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那么张之洞，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格莱斯顿勋爵。他们分别是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产物。格莱斯顿勋爵先是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保王党人，后来成为了国家统治者。张之洞起初是一个儒家高教会保守代表，后来则成为立宪政治的鼓吹者。他们都是学者，但学养不厚，学识肤浅。事实上，从他们两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牛津运动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不足。

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从各自既定的理论原则出发来看待问题。在英国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则；在中国则是基于儒教的原则。双方的学者都理所当然地认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则和儒教原则千真万确，而不敢揆诸事物的本质，来检验一下这些原则究竟是否真的正确。简而言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牛津运动，其思想都从未虑及到事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从未触及到事物的道德本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牛津运动都不是真正的、而只能算是肤浅和虚伪的智识启蒙运动。投身运动的学者们缺乏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思想，也没有真正的思想家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信念，因为他们的思想从未触及到自身道德本性的本根之上。这就是投身牛津运动的学者们极易发生转变的原因所在。纽曼博士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莱斯顿和张之洞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自己的政见。

张之洞和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最初都坚决反对引进外国方法，因为他看到了伴随这些方法而来的粗俗和丑陋。但中法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单是用严正的儒教原则，要对付诸如法国舰队司令孤拔那配备有可怕大炮的丑陋而骇人的战舰一类的东西，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开始调和折衷。他一方面感到采用这些丑陋可怕的外国办法迫不得已，不可避免。又认为在采用这些方法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其中的庸俗丑陋成分。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辜鸿铭文集》上册

P40-42

二十多年前，我计划和朋友们一起编著一部多卷本《中国近代学术史》。开始不久便发现以我们的微薄力量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勉为其难地写出一部“概论”性的东西，缺少具体内容，从概念到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于是决定逐步来做，先试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取得一点经验，将来如有可能再扩展至其他方面。后来由于我们有其他的研究课题，便把这项研究搁浅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不少学人倡导研究思想学说史或学术史，我想，这并不是名词之争，本意是想扩大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使学术史研究有理论依托，而思想史研究由此会有更加具体的内容。其实，“思想学术史”这一名词，我们的前辈早就用过，并非当今学人的发明。

至于学术史，其内容，我在《中国史学学术史序》(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理解：顾名思义，学术史必须研究“学术”，而学术的载体主要是学术著作。著作是学术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因此，要求学术史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和历史意义(对于当代社会以及后来社会有何影响)……依据上述的想法，我所设想的学术史大体上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学术成果；其二则是历史哲学和方法论。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不能分割，而融合为一个整体。

我现在关于学术史的理解还是如此，没有什么改变。

几年前几位比较年轻的和真正年轻的学人拟议编写《民国学案》，指1912年至1949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史。清朝初年黄宗羲等学者撰有《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这个体裁有其优点，对所论人物有全面介绍，也有原著的节选。从实而论，学术史资料的选录是其中主要的一环，这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基本的史料，缺少这样的基础，就难以开展研究。不过，“学案”式的体例也有局限性，在分析剖析上有所限制，过多地注重“个别”，而对“一般”可能顾及不到。因此，《民国学案》作为研究民国时期学术史的基础性工作是需要的，还有待于其他专门性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学案》在学术史的研究上可以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并不是客套话。学人有了这种气度，认为自己的著作只是研究中的一环，绝对不是什么“终极真理”；自己所采用的体例并非什么“唯一的学术体系”，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

《民国学案》虽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内容比较广泛，含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图书版本目录文献学、地理学、方志学、宗教、社会学、法政、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科技史、艺术、军事学，在各个学科内又有代表人物，共254位。

在每个学案里有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的介绍，又有学术旨要。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工作都相当难做。代表人物学术思想要点的勾勒要求准确、贴切，没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和艰苦的学术探索，是难以做到的。至于学术旨要的提炼则需要在比较中才能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资料，同样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据我所知，撰写《民国学案》的朋友们是真正下了一番功夫的。民国期间的学术资料经过一番梳理，便于读者们检阅，也有助于专家们做进一步研究。至于其中的不足和错误是难免的，需要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以上点滴，我觉得说的是真心话，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