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近代中国的杰出学者。其师承经学大师廖平和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一生在先秦史、宋史、民族史、古代学术思想史、道教史、史学史等众多领域都获有杰出成就和精湛造诣。本书辑入其挚友和学生汤用彤、钱穆、杨向奎等二十多位学者的文章，从各自的视角描述和评介了蒙文通上下古今、风趣横生的硕学风度、综达经史百家的学术造诣、不断深入探索的治学精神。书前冠有蒙文通论学杂语，乃其毕生治学精诣所在。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盐亭人。近代中国的杰出学者。其师承经学大师廖平和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一生在先秦史、宋史、民族史、古代学术思想史、道教史、史学史等众多领域都获有杰出成就和精湛造诣。本书辑入其挚友和学生汤用彤、钱穆、杨向奎、萧■父等二十多位学者的文章，从各自的视角描述和评介了蒙文通上下古今、风趣横生的硕学风度、综达经史百家的学术造诣、不断深入探索的治学精神。书前冠有蒙文通论学杂语，乃其毕生治学精诣所在。增订本仍由蒙默教授主编，增补旧文与新作，新辑补治学杂语数十条和著作目录系年，内容更为丰富。

治学杂语／蒙文通

诗、曲遗草／蒙文通

博学的蒙文通／汤用彤

忆文通／钱穆

我们的蒙老师／杨向奎

文通先兄论经学／蒙季甫

忆文通先生长馆期间二三事／斯维至

含英咀华别具慧解／萧■父

——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读后

深切怀念蒙文通先生／郦家驹

怀念蒙文通老师／洪廷彦

蒙文通先生与《辞海》／汤志钧

文通师论道教／王家佑

山高水长／应永深

——文通师在先秦史研究上的成就和对后学的教导

精密的考证科学的预见／童恩正

——纪念蒙文通老师

文通师论宋史／朱瑞熙

读《越史丛考》／李一氓

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吴天墀

——为百周年诞辰纪念浅谈体会

缅怀蒙大伯文通先生／杨正苞

缅怀蒙文通先生／柯建中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隗瀛涛

——深切怀念蒙文通先生

蒙文通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胡昭曦

——读《蒙文通文集》

白头年少感师恩／张勋燎

——蒙文通师往事琐忆

蒙老叫我读《文鉴》／张邦炜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

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罗志田

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王汎森

——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

蒙文通先生传略／龚谨述

蒙文通先生已刊著作目录系年／邵恭录

增补后记／蒙默

近几年所写《庄跻王滇辨》、《山海经产生的时间和地域》、《巴蜀史的问题》各篇，和《论宋代的工商税》等，都不是我六十岁以前所能写的，六十岁以后心思更深细曲折。一些二三十年前所知道而不敢用的材料，现在能理解能使用了。即如指导胡昭曦写《论羌族史》一文，对《华阳国志》所说“汶山郡，户二十五万”一句，三十年怀疑不敢用，又不敢说是文字有误。现细勘史文，“西接凉州酒泉”，“其西又有三河■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乃悟其西北并无明确疆界，伸延很广。二十五万户不足为多。又如《宋代商税》一文，原对《史记·货殖列传》所提的八个“都会”不能理解，不敢用。后读《汉书·地理志》大段多据《货殖列传》，也提了八个“都会”，多一江陵，而无陶睢阳，乃悟此言“都会”都是六国和吴越都城。多一江陵者，盖江陵为楚故都，至两汉而其势未衰。“陶睢阳”亦为一都会之说最奇。陶、睢阳为二地，相距几二百里，何以称为“一都会也”?盖汉初彭越为梁相居定陶，梁孝王先都大梁，后居睢阳，“陶、睢阳”盖指梁都而言。都陶时，睢阳当未为都，睢阳为都时，定陶已不为都，实仅一地，其中还应包括“大梁”，为行文时省略。番禺为一都会，显然是以赵佗的越都为言。这说明史、汉所说“都会”都是以政治为主而经济为从，这些地方的商业显为满足贵族官僚的奢侈生活服务，而与广大人民日常生活无甚关系。我国封建社会中的“都市”大都如此。

研究民族史，应当是与地方史有联系的，但二者又是截然不同的，是两种范畴，绝不能用地方史来代替民族史。地方史是以地域为中心，是静止的；民族史则以民族为中心，而民族则常常是有移动的，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地区。如某地的古代出土文物，无疑是该地地方史的重要资料，但却不必然是当地民族史的资料。两者是不能相混的。

  《通鉴》中保存了很多正史中没有的材料。很多史事在正史中未纪年，而《通鉴》则不仅记年，而且记月。《晋书》诸载记多未记年月者，皆可于《通鉴》考之。惜清人辑崔鸿书亦未知考之《通鉴》，《通鉴考异》亦多引崔鸿书及肖方等《三十国春秋》，多有年月。

李一清《南北史合注》是一部好书，值得重印。仅其用《通鉴》、《册府元龟》来注南北史，就对读史者有无限方便。如以其喜删节史文为病，在重印时不妨将删节处补上。其实，不补也无妨。如有人能将《通鉴》、《册府元龟》中为正史所无之资料抄出，也就颇方便读史者。

汉景、武任酷吏抑豪族，所以吏治善而国盛强；六代放任豪族，所以衰乱；魏武、宋武暂得小治，亦因能抑豪强(土断)。自汉至隋，王朝对豪族的政策关系盛衰治乱甚巨。

自井田崩溃到唐行均田，在土地制度上应有承袭因革之处。汉有均田，晋有占田、课田，北魏、隋都行均田。汉、晋行均田都是抑制豪强兼并，但晋课田无限，已不如汉。元魏均田奴婢无限，应是承晋而来。齐、隋时对奴婢有限是一变化，才发展到唐的均田。但汉行均田无明文，可能因王莽的“王田”制度与之相似，且也行得不彻底，故不见记载。晋虽也行得不彻底，但因唐行均田，故修《晋书》时特载其事。汉虽无明文，但也不无蛛丝马迹，不能因史无明文遂以实无其事。如这样，历史就被割断了。

邵次公(瑞彭)精于古历，著述之已刊者不多，遗著可于开封河南师院张邃青先生处访之。

周代国、野、乡、遂异制，但六遂的基层编制仍以五家为数，与六乡同，不与甸、稍同，这应有所说明。

东汉经师释六遂在六乡之外，以《王莽传》论之，六乡在西都，六遂(队)在东都(成周)，“成周里人”也能说明六遂在东都。金文也有“成周八师”、“殷八师”之文，说明殷人居于成周。殷人从军是后来之事。

西周甸、稍、都、鄙，可同都家之制合并研究，似可从沟洫之制着手。因王朝贵族不断增多，有采地的人也不断增多，六乡之人也不断增多，这就是都家的来源。这些人口向都鄙移殖，应当仍是以五起数的编制，而不是以八起数的编制。

几十年来，疑古辨伪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但总觉过火点。从前的人不考虑材料的真伪，不分别哪些是后人所增益，把唐、虞三代认为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显然是愚蠢的，这是传统派的错误。后来的疑古辨伪又一概抹杀，把历史缩得太短，把文化压得太低，任何一部书都可以挑点问题指为伪书，而确实证据究又难寻。有些疑古派学者一方面既疑某书之伪，却有时又还引用；既不信历史之真，却时又在讲述，就表明疑古者也自信不过。故信古、疑古皆为一偏，对历史应当客观考察。要从社会发展的法则、历史继承的脉络来理解，否则信古、疑古都是玄学，不是科学。我从前也犯这个病，不喜欢读((周官》这类书(但也还相信其中的部分)。但现在从社会法则、历史法则来考察，觉得内容十分丰富，提供很多有用的材料，值得深入研究。

汉代州牧郡守的掾属与天子还没有君臣关系。只皇帝一人是君的观念起于刘宋。

专门史最易反映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可从此进而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如土地制度史、商业史、文学史等等，从一个部门研究，比较容易掌握，从一个阶段全面考虑就要困难得多。

历史是客观的，研究历史也必须是客观的，但又总得通过自己的主观作用，有自己的认识，这就与自己原有的认识水平、政治观点有关。

历史人物的个别事迹是否重要，应从它对人民、时代、历史的关系上看，看它的关系是大或小。隋炀帝这人毫无足取，但他修运河，这事对人民、对当时、对历史都关系重大。

P24-26

1984年初秋，承三联书店编辑部函约为先君子文通公纂辑学记，函中要求：“希望川中对蒙老学术成就确有认识体会者，写出学术性论文或记叙文，阐发他超越前人、补史证史的功力。同时组织熟知蒙老的学人，就他的治学方法、待人接物等等，写出学术性的回忆。”默本此要求乞稿于先君之生友，再经寒暑，始克蒇事。书出版后，缪承学林赐许，而书中所载先君“治学杂语”亦获赞誉，盖此篇多为先君治学经验之谈也。迄至今日，又十余年，十三位作者已有四人仙逝，其余亦多届耄耋之年，而默亦忽忽虚度八十春秋矣。由于此书在书肆中早已绝迹，遂不时侧闻有借书复印者，则是此书至今尚未见弃于读者也。今夏初，三联编辑部复来约将该书增订再版，兹仍据前述要求，集整理先君遗稿时所得，及胡昭曦、赖皋翔先生当年所记，补录“治学杂语”62条；又据1994年先君百年诞辰纪念会及2004年先君110年诞辰纪念会两纪念文集，选录其中回忆录及学术评论九篇，及李一氓同志《读<越史丛考>》一文；并据赵灿鹏先生所提资料补充改订先君已刊著作目录系年；竭周月之力乃得完成。此次增订再版虽系改版重排，然以新增篇目中已有征引旧编者，故不与旧编重为编次，而以“增补”另目之。又旧编各文次序系依作者年龄为序，新增各篇编次仍同此例。此书多承三联编辑部关注、审订，谨此致谢。若此书有裨于学术，是固作者诸公之赐也，苟有编辑未当处，则默不能辞其责。

蒙默记

2006年6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