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的是旅行和疾病长达三千年的复杂关系,也要让读者在旅途中玩得健康、快乐。书中提出了两个新概念:“古典旅游医学”和“现代旅游医学”。
16世纪起,西欧各国为了拓展殖民地,纷纷朝热带地区前进。殖民者和士兵背负着国家的兴衰,被派到世界各地;而维护他们的健康,也就成了国家重要的课题。针对殖民者健康问题的热带医学,以及针对士兵健康问题的军事医学,就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这两种殖民地时代的医学是旅游医学的原型,本书称之为“古典旅游医学”。
19世纪后半叶,由于列强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加上微生物学的急速发展,古典旅游医学在欧美各国一时鼎沸。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古典旅游医学终因民族主义抬头而消失。直到1960年代,欧美才开始产生以国外旅行为对象的新旅游医学,即“现代旅游医学”。
本书兼顾历史的深度和地理的广度,探讨旅行与疾病三千年来的发展与交互影响,也从20世纪“旅游医学”的角度,提供各种旅行医疗知识,为现代旅行者的安康提供经验和建议。
两次世界大战和古典旅游医学的终结
经过全盛期的古典旅游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出最后的光芒。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不仅限于欧洲,更包含广大热带地区的殖民地,因此,这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各国在古典旅游医学发展成熟度上彼此较劲的战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军队中已没有大规模痢疾和伤寒的流行。斑疹伤寒也证实是由虱子传播,士兵的衣服必须经过消毒来驱除虱子。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战况每况愈下,而疏于驱除虱子,最后导致东战线上发生大规模斑疹伤寒的流行。此次流行波及俄国境内,加上当时俄国因革命而动荡不堪,患者人数多达2000万人以上。
虽然疟疾已有奎宁这种治疗药可医治,但在殖民非洲、亚洲等地的部队仍发生了大流行,特别是在东非的英军,感染疟疾丧生者达10万以上。奎宁的供给足以左右殖民地战争的胜负。德国因为经济被封锁,无法取得奎宁的原料金鸡纳,加速研发新药的脚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防止传染病人侵,各国军队皆以近代化方法严加戒备,但因方法不够周全,各地仍不时爆发流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微生物学上不断有新的发现。1930年,持续研发疟疾新药的德国终于成功开发疟涤平(Atebrin)(译注:疟疾的预防与治疗用药奎纳克林[quinaeiine]的英国商标);这是第一种不需要金鸡纳的抗疟疾治疗药。此后,德国仍不断研发新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又成功开发了磷酸氯奎宁(chloroqlzine)。1928年,英国的弗莱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则发现了青霉素(pellidllin),也就是盘尼西林,来治疗大范围的细菌性传染病。不过,1941年战争爆发后,青霉素才开始批量生产。而黄热病等病毒性传染病的病原体也相继被发现,各种疫苗陆续成功开发出来。
在那个时代,各国的当务之急是将军事医学领域里的新知识运用在军队里,严加防范传染病,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做准备。日本政府、军方与医学界也随着军国主义的高涨,全面加强军事医学。
由于传染病的病原体己被发现,各国用来确保士兵健康的疫苗和治疗法首度发挥了效用,但生化武器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和欧美各国在军事医学的发展上已有失控的现象。
1939年在欧洲战线揭开序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面对抗传染病的一场战争。战线不限于欧洲,后来更扩及非洲和中东、近东,但士兵不畏传染病,奋勇作战。当日本加入战局时,原本全面武装的同盟国已开始松懈。原来,日军自开战以来即猛攻爪哇,更积极夺取原来由荷兰管理的金鸡纳农园,以断绝同盟国的奎宁来源。此举严重影响在非洲战线作战的同盟国军队,许多士兵因此暴露于感染疟疾的危险之中。同盟国后来顺利取得奎宁的代替新药疟涤平,在非洲打胜。
日本参战后引发的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一带的战局,是日本和欧美各国在古典旅游医学水准上较量的最后一战。双方阵营皆运用了过去所累积的知识和技术,全力迎战。欧美在军队调度上以经验丰富取胜,尤其是疟疾的防疫政策略胜一筹。战争期间,美日双方的军队都服用奎宁和疟涤平来预防疟疾,但是美军因为有建设巴拿马运河的经验,不忘对士兵施以充分的卫生教育,彻底落实驱蚊的工作。不仅如此,他们预测到兵力会因为疟疾而减弱,早已事先编制预备军。最后,日本的补给线遭断绝,药剂不足,各地日军在遭受美军攻击以前,就被疟疾瓦解。如此一来,这场战争已分出胜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事医学和热带医学在败战国日本的国内,都被视为往事尘封起来。军事医学留有军国主义的残影,热带医学仍带有帝国主义的气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医学是不被允许的。以这两种医学为基础的古典旅游医学更被视为禁忌,受到压抑。
另一方面,古典旅游医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内也被迫中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在民族主义的声浪中纷纷独立,群起指责战前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风潮。在这样的国际社会背景下,热带医学不得不转型,只负责解决热带地区居民的健康问题。随着和平时代的来临,公然研究军事医学的风潮也已消褪。而冷战开始,古典旅游医学更变成一种军事机密,埋没在大家注意不到的角落。
古典旅游医学于战后随即消失,相较之下,现代旅游医学在欧美正是方兴未艾。
P61-P64
序言 《魂断威尼斯》的真相
1911年初夏,德国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阿申巴赫(GustavAschenbadl)因心脏病而前往威尼斯丽都岛疗养,在那里邂逅了一名波兰贵族的俊美少年达秋(Tadzio)。阿申巴赫受他希腊雕像般的容颜魅惑,在霍乱肆虐、人烟稀少的疗养地,沉溺于唯美的爱情,一步步走向死亡……谈到出国旅行罹患的疾病,不少人大概会想起卢基诺·维斯孔蒂(Luchino Visconti)的电影《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原著小说中,阿申巴赫是一位作家;但维斯孔蒂却将他改编成影射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tller)的作曲家。电影中有一段场景:阿申巴赫不断追逐少年的身影,在霍乱肆虐的城市里彷徨无措,配上马勒的第五号交响曲第四乐章稍慢板,表现出老作曲家对少年深切的思念以及对霍乱强烈的恐惧。
1911年5月,始于印度孟加拉省的第六波霍乱大流行也蔓延到威尼斯。当时虽然已发现了霍乱的病原体,确知此病由饮食传染,但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威尼斯确实如电影所描述的,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有人从情节发展推断,阿申巴赫应该是死于霍乱,但电影的最后一幕是:他在海边望着少年,断气而死。如果他得的是当时流行的亚洲型霍乱,则会引起严重腹泻,不可能在临死之前还有体力在海边散步。阿申巴赫原本就患有心脏病,到威尼斯疗养,才迷恋上达秋,情绪过于激昂。为了寻找少年,他穿梭在威尼斯的大街小巷,更造成心脏极大的负荷。当然,霍乱的阴影想必也加重了他心理上的负担。假如当时就有“旅游诊所”(Travel Clinic)的话,或许就不至于发生《魂断威尼斯》的悲剧了。
所谓的“旅游诊所”就是以旅游医学(Travel Medicine)为基础的执业诊所。何谓旅游医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国外旅行者为对象的医学,始于1960年代的欧美;近年来,欧美各地纷纷设立旅游医疗诊所。当地人普遍会在出国旅行前接受检查、听取旅途中应注意的健康事项、搜集当地医院的资料、当时流行的疾病等讯息。如有必要,也可接受预防接种。不仅如此,旅行者归国后,假使身体有任何不适,还能因应旅游国家的状况,做健康检查。
假设阿申巴赫在前往威尼斯之前,已做过健康检查,医生就会考虑到他患有心脏病,告知他在旅程中应避免长时间步行等激烈运动,劝他觉得累的话,应待在房中休息。为预防心脏病不小心恶化,医生应该也会为他介绍威尼斯一带的著名医院。此外,假设医生已事先得知霍乱流行一事,也会请他留意饮食,并为他打预防针。
这类旅游诊所是在1960年代问世;但早在16世纪,就有所谓的旅游医学。不过,当时旅游医学的对象并非国外旅行者,而是前往热带地区的殖民者或士兵。这类医学在近三千年来旅行者与疾病搏斗的漫长历史中,因应而生。
英文的“旅行”(travel)源自“担心”(trouble)或“辛劳”(toil),可见旅行自古以来即意味一连串的苦难。古典文学中,有许多作品述及旅程之艰辛,如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os)的叙事诗《奥德赛》((Odyssey),就是描述主人翁自特洛伊战争历劫返回希腊,长达20年的艰辛旅程;希腊神话中描述阿果号(Agos)寻找金羊毛的故事,也是希腊英雄壮烈的冒险。这些都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希腊人或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一带进行殖民活动所衍生的传说。旅行者不仅会遭逢山贼海盗、野兽攻击、天灾、饥荒等等,也很容易罹患疾病。
在中世纪之前,旅行若非徒步,就是舟车骡马。人一天约可步行30公里,相当于台北到中坜的距离。这对现代人是相当大的运动量,但旅行者每天都必须走这么多路。此外,旅行者露宿的机会很多,即使已相当疲惫,仍不能停留在不安全的地方,必须不断赶路。所以,对于不够健康的人而言,出外旅行即意味着死亡。 第一章里提及的上古至中世纪的旅行者,安然返乡的人无一不长寿,如玄奘享年62岁,马可·波罗(Marco Pdo)享年70岁,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享年73岁。这在当时堪称长寿。旅行固然能使人健康而长寿,但原来就有健康体质的人,才能安全归来,享有长寿。
过去只能一味忍受疾病的旅行者,自16世纪起开始采取积极面对疾病的态度。西欧各国为了拓展殖民地,纷纷朝热带地区前进。殖民者和士兵背负着国家的兴衰,被派到世界各地;而维护他们的健康,也就成了国家重要的课题。针对殖民者健康问题的热带医学,以及针对士兵健康问题的军事医学,就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这两种殖民地时代的医学是旅游医学的原型,本书称之为“古典旅游医学”。
19世纪后半叶,由于列强行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加上微生物学的急速发展,古典旅游医学在欧美各国一时鼎沸。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古典旅游医学终因民族主义抬头而消失。直到1960年代,欧美才开始产生以国外旅行为对象的新旅游医学,即“现代旅游医学”。航空旅行进展神速,往来国际间的民众骤增。欧美各国就在这样的时代,开始设立旅游诊所。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展古典旅游医学,战后,旅游医学因为保有战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影,成了一门禁忌的医学。到了1990年前后,泡沫经济兴起、崩解,接着是冷战的结束,日本的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本书的第五章会详述其来龙去脉。日本在经历这些社会隋势的变化之后,在1990年代终于得以发展现代旅游医学。
本书讲的是旅行和疾病长达三千年的复杂关系,也要让读者在旅途中玩得健康、快乐。
“要不要来参观一下旅游诊所?”
因为格林医师的一句话,我的旅游医学生涯就此展开。那是1985年秋天的事。
当时,我为了研究热带医学,前往美国克利夫兰(Cleveland)的大学附设医院留学。虽然研究进行得很顺利,但因为我一直犹豫着回国后是否要继续做研究,每天过着愁眉苦脸、看显微镜的生活。就在那样的情况下,研究室的指导教授格林医师邀请我去参观他任职的旅游诊所。
到他的旅游诊所参观几次后,我对他们所谓的热带医学感到十分惊讶。过去我在日本一直以为热带医学的治疗对象是热带国家的居民,目的是改善他们的健康并消弭当地疾病。我留学美国,为的也是研究热带地区居民常罹患的寄生虫病。这时,我恍然大晤,原来热带医学还有其他像国外旅行者这样的医治对象;原来世界上还存在着旅游医学这个新的医疗领域。犹记当时格林医师说道:“将来日本一定会有需要旅游医学的一天。”我也向他保证:“我回日本后,会继续研究旅游医学。”
但是返回日本后,我面临了很大的难题。我试着向各领域的人士说明旅游医学的重要性,却始终未能获得理解。于是我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在过程中,我发现了古典旅游医学的存在。旅游医学虽说只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它的原形古典旅游医学早在16世纪时就存在了。正因为如此,这类医学才会带有帝国主义或殖民地主义这类难以被当时日本接受的特质。不过,在日本和世界局势不断变化下,旅游医学终于在199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国内的认可。一切果然如格林医师所料。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在日本重见天日的旅游医学及其历史,我动笔写就本书。实际上,“古典旅游医学”这个名词在欧美各国并不存在,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了解旅游医学发源于16世纪的原形,我擅自取了这个名称,以求说明详尽。另外,我借着补充历史背景及地图资料,期待以立体的视野一窥旅游医学的基本架构。也因此,本书在现代健康问题上着墨相对较少,有机会我再为大家详述。我本身非常热爱历史和地理,完成本书的此刻,心情有如穿越了三千年的时空般痛快。
最后,本书付梓之际,在此向赐予我许多建言和援助的作家植松黎先生以及文春新书部的出石诗织小姐致上最高的谢意。另外,还要感谢四处奔走收集资料的吉田忍先生和多位协助我完成本书的人。当然,还有已辞世的格林医师。
二○○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