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联合国成绩斐然的中国籍司长，揭开联合国的神秘面纱，向你畅谈联合国官场的游戏规则；一名新中国深孚众望的驻外官员，拂去共和国的历史尘埃，为你讲述新中国外交的风雨历程。

作者叶成坝先生是我国资深外交官，建国初，他从朝鲜战场上归来后，到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任官员，不久又到联合国务实部门任职达八年，他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历史事件将被尘封，作者把联合国的点滴生活珍集成册，将所见、所闻、所感和盘托出。独家披露的事件背景，首次公开的秘密文件，上层决策的罕见内幕，珍贵翔实的历史细节，朴实白描的文字，娓娓道来的笔调，入木三分的论述，都极具文献价值。本书体现的是一位老外交官眼中的大世界，是了解和研究联合国的必读书。

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功臣，到我国首批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官员，再到联合国身居要职的高官，作者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随着一些当事人的故去，某些历史将会成为空白：朝鲜战争爆发鲜为人知的内幕；

苏联代表为什么不在安理会上行使否决权以阻止美国派兵；志愿军战俘管理处究竟是怎样管理“联合国军”战俘的；战俘营里如何召开奥运会；美国战俘为何拒绝遣返；第二次亚非会议最终未能召开的真正原因；我国驻外使馆为何直到1994年还在实行供给制；联合国里真实的等级制度；官员们背后的权力纷争；

作为当年联合国秘书处务实部门里来自中国的高官，在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作者如何从容应对，在斗智斗勇的交锋较量中他如何立于不败；

安南为何愿与他携手解决财政危机；他怎样推动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南南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海湾战争的赔偿问题到底是怎样处理的……

引子

动荡年代的大学生

“联合国军”战俘的教员

苏联代表退出安理会质疑

——有关朝鲜战争的一点思考

外交生涯始于莱蒙湖畔

在外交部国际司的日日夜夜

漫长的重返国际社会之路

曼哈顿东河边的联合国总部

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部门

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

一个人才云集、业务繁多的司

巧妙迎战企图夺权的地区委员会

与实权部门的权威人士面对面

从容应对职员工会的质问

与掌握资金和项目分配权的机构周旋

利用职权促进南南合作

祖国发展常系心中

告别联合国

后一章——海湾战争的战后赔偿

结束语

附件

当时他被围困在战壕里，志愿军喊话要他出来，他不敢，志愿军冲进战壕时，他打出最后一梭子弹，子弹从志愿军战士头顶上飞过去，子弹没有了，他只好举起手，以为必死无疑，而那位志愿军却过来与他握手，他就这样当了俘虏。他说，“我的命是中国志愿军给的”。

对战俘的宽待，还有一条没有明文规定而实际上一直在执行的做法：战俘的伙食标准高于我方一般管理人员。当时，部队的伙食按不同级别从基层到高层分大灶、中灶、小灶及特灶等，大灶是连级及以下人员的伙食标准，中灶是营、团级干部标准，战俘的伙食标准略高于中灶。志愿军参战后的初期，短时间内俘虏了众多的“联合国军”官兵，后勤和运输跟不上，俘虏们只得与志愿军“共甘苦”，一度吃的是玉米、高粱米和咸菜。一些美军俘虏由于吃不饱饭加上经受不了寒冷的天气而突然死去。经多方设法改进，他们的生活不久就改观了。他们吃不惯米饭、馒头，后勤方面特地从中国国内为他们购来烤面包机；他们自己组织伙食委员会，管理自己的伙食；每逢西方的节日或中国的节日，他们可以打牙祭，并有酒喝。俘管处成立之初无法买到香烟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1952年7月13日，我国政府宣布承认《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即1949年8月12日国际社会在日内瓦签订的四个公约，其中包括《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从此，俘虏管理工作更其步人正轨。

在对战俘的教育方面，初期，我们往往生搬硬套过去对待国民党军队俘虏的做法，给他们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课后分小组讨论，启发他们回忆过去如何受压迫受剥削，等等。记得有位俘管处领导曾不止一次地在内部干部会上要求大家好好教育这些俘虏，使他们一个个变成摧毁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说：“这些美国俘虏，别小看他们，教育好了，回去后个个会变成威力特大的原子弹，在敌人内部爆炸。”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的同志情绪急躁，打算通过上几堂课，谈几次话，就把俘虏们的思想改造过来，把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使他们成为“革命者”，或至少是“革命的同情者”。如此的教育方法，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相反，招致更多的敌对情绪。俘虏们认为，志愿军是在给他们“洗脑”，而“洗脑”恰恰是他们非常反感和害怕的事。由于对他们的这种心理不了解，我们之中有的同志，碰到不好对付的俘虏，就认为是思想顽固，甚至忍不住要训斥，以至闹出笑话。如有一位中队长曾气愤地通过翻译骂某个俘虏是“艾奇逊的儿子，杜鲁门的孙子”，意即该俘虏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其结果是，教育者与俘虏之间的矛盾增加，以至发生过个别殴打俘虏和向俘虏脸上啐口水的事件。事后，这种违反俘虏政策的行为，受到批评或处分，但是，究竟如何教育俘虏，大家思想上比较混乱。

我在五团一中队担任教员时，这个队的战俘以美国黑人为多，他们与我谈话时，流露出反战情绪，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现象很不满，尤其是来自美国南部的黑人战俘，这种情绪更为明显。他们说，在美国南部一些州，公共汽车上和娱乐场所，黑人只能坐靠后面的位置；黑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往往因为看了白人妇女几眼，而被活活打死；就业方面，黑人是受雇在后，解雇在先。他们还谈到三K党如何横行霸道，滥杀无辜。鉴于各中队都有类似反映，俘管处领导得出结论，美国黑人战俘的阶级觉悟高，应该进行重点教育。于是，决定把几个中队的黑人俘虏统统调到我所在的中队，单独编成一个队(连)，以有利于进行“阶级教育”，由我担任这个队的教员。谁知，这个做法却在黑人俘虏中引起强烈不满，他们抗议说，中国志愿军这样做是搞种族隔离，是种族歧视。我把他们的反映及时向上面汇报，但是，决定已经作出，只能执行。按照统一口径，我对他们说，搞种族歧视的是美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反对种族歧视的。这一点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把他们集中编队的做法确有不妥，说明我们对美国的社会问题太不了解。倒是某些白人俘虏私下偷着乐，特别是一些来自美国南部，历史上深受种族歧视影响的白人，本来就不愿与黑人同住一个房间。事后得知，由于种族歧视问题十分敏感，即使在美国军队里，也不采取将黑人和白人分开编队的做法。

1951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黄远从北京来到碧潼。他在管理人员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教育要看对象，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俘的教育内容，主要是要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当前是反对侵朝战争；不能照搬对待国民党俘虏的教育方法，我们不是要他们回去以后搞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教育方式也应当改进，不必总是讲课，方式应多样化。针对曾发生过的一次殴打俘虏事件，黄远严肃批评说，打人是不允许的，这不仅违反我军宽待战俘的政策，即使在美国的军队里也是不许打人的。

黄远到碧潼，是来向俘管处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战俘教育的指示的。周总理指示，我们工作的目的是“消除敌对，缓和矛盾；拥护和平，反对战争”。总理的指示拨正了我们对战俘教育的航向，从此，我们这些处于最前沿的管理人员有所遵循。很快，俘虏们的敌对情绪开始缓和，并有俘虏主动表示愿意写广播稿，通过我国电台广播，让他们国内的亲人知道自己在俘虏营的生活情况。俘虏们与家人通信日益正常化，情绪也更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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