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杰，195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其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钟情体育新闻采访，事业有成。1961年，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采访，纪录了中国小将的12大板；1975年拍摄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纪录了中国登山健儿第二次登上地球之巅的伟大壮举；《拼搏》一片，纪录了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辉煌。这位曾长期把镜头对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摄影师，于古稀之年撰写了《我的足迹》，该书已于最近出版。

这是一位用血和汗为人民拍电影的人，1959年拍摄我国女子创造世界登山纪录时，不幸被冰雪夺去全部脚趾和右手三小节手指，但他依然视摄影为生命，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和亚、非、拉、美、欧近30个国家。拍摄了《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生活的强者》和《高山下的花环》等165部纪录片和5部故事片。10次获国际奖，37次获国家级奖和其它各种奖项，“拼搏”的概念就产生于他拍摄的中国女排第一次获世界冠军的纪录片《拼搏》。世界闻名的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称他为”世界第一流的摄影师”。本书便是他亲笔记录的写满了“拼搏”两字的摄影生涯……

序

风华篇

艰苦的岁月

严峻的考验

学习的殿堂

历史的记录

攀登篇

雪山探宝

踏破冰山万年雪

两入叛匪巢穴

“冰山之父”遇险

战胜残疾

再登珠峰

拼搏篇

体育史上的一次翻身仗

中国女排首登世界冠军宝座

《革命赞歌》在召唤

腾飞吧，中华健儿

凌云志

——全运会团体操回响曲

拍摄《球星》点滴体会

失败是新的起点

《生活的强者》创作随感

《向命运挑战》拍摄散记

“13平”时的紧张镜头

心灵的震撼

——《心灵随想曲》拍摄散记

山河篇

延河的情趣

《地下宫殿》拍摄散记

难忘的成昆铁路

《天坛》创作札记

万里风云中夺取镜头

盛夏拍重庆

《丝绸之城——南充》创作手记

《古城阆中》拍摄散记

《金色的延边》拍摄散记

“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民族

——《傈僳欢歌》拍摄散记

民族体育之花盛开

谈艺篇

国外短片(纪录片)摄影的特点

“美和丑无关紧要，主要是个性”

——与国际著名摄影大师费格罗阿座谈

高速摄影在奥运会中的运用

摄影上的探索

纪实性手法拍摄故事片的探索

——《高山下的花环》摄影体会

依景托情

——《共和国不会忘记》拍摄摭谈

“第十个国际奖”创作联想

人类的朋友——鸽子

拍摄《鸽子》札记

以鸽会友其乐无穷

访泰国信鸽面面观

腾飞吧，亚运信鸽

蓝天上的情谊

——香港北京信鸽竞翔纪实

域外篇

莫斯科之行

穿越柏林墙

布拉格风波

印尼华侨情谊深

走出国门的喜与忧

亚运憾事

赴非的忧虑

博茨瓦纳野生动物见闻

好莱坞电影城观感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墨西哥城

波哥大印象

广岛今昔

漫游意大利

重访柏林

圆音乐之梦

在巴黎迎接新千年

温哥华之行

思源篇

缅怀“胡子妈妈”——任泽震

光辉的纪录，艰苦的历程

话说我家

后记

拼搏精神赞(代跋)

附录一：获奖影片

附录二：大无畏的摄影师——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摄影师沈杰

我从北京电影学皖结束学习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北景召开了。新影厂派出了导演吴本立、总摄影张沼浜、摄影师程默(曾在延安拍摄过毛主席的活动)、苏河清(莫斯科电影大学毕业，港澳工人领袖苏兆征之子)、张永(延安电影团成员)等精兵强将组成的摄制组。由于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当时还是一个共青团员的我也参加了这次党代会的摄影工作，主管数万尺英国伊尔夫胶片和多台摄影机。

八大期间我幸运地和苏河清分在一组，一起奔波于西郊机场，拍摄中央领导迎接各国来宾及毛主席会见各兄弟党的镜头。苏河清是在苏联吃洋面包长大的，可是他的个子还是长不高，像他父亲一样矮矮的。由于他是苏兆征的儿子，很多中央领导都认识他，但他从不以这种特殊关系给自己找便利或自视了不起。有一次在西郊机场迎接外宾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前到达，见面就喊“秋秋”(苏河清的苏联名字)。刘少奇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向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介绍苏河清。碰到，这种场面，苏河清往往只会含羞地微笑，倒引得在场的中央领导大笑不已。苏河清待人特别热情、真诚，他对我很信任，合作拍摄中经常让我拿起摄影机拍摄最关键的镜头，年轻的我非常重视这些来乏不易的机遇，整个拍摄过程未出过任何差错。

在毛主席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时，苏河清一再让我上前拍摄，我在一米五的距离里，用F+2．8的光圈，顺利拍下了两位领导人谈笑风生的镜头。当大会进行投票选举，毛主席走上主席台微笑地向代表举起选票，然后投入票箱。这关键的瞬间，同行程默的大西尼风装有200mm长镜头的摄影机恰巧被《人民日报》记者高粮挡住了，正在一边的我眼疾手快拿起摄影机，几乎与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同时跨上主席台，不失时机地抢拍到毛主席庄严投票这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珍贵镜头。今天回忆这段历史，我仍不能忘怀吴本立、张沼滨、苏河清等这些扶我上“战马”的引路人，是他们使我在实际的“征战’’中逐渐掌握了抓拍、抢拍等过硬的摄影本领。

“八大”以后，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摄影队，开始能经常出入中南海，与中央各级领导打交道了。在人们心目中这无疑是个美差，殊不知在中央摄影队，一切言语行动都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整天在办公室看书读报、守电话，一接到中央有活动的命令立马扛上摄影机就走。我们的摄影机都是装好胶片、初步调好光圈的，连电源线都预先在电瓶上插好。

1957年春，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那次拍摄由吴本立任导演，他是搞摄影出身的，一有机会就想试试身手。在首都南苑机场，伏罗希洛夫检阅仪仗队时，本立那架美国埃姆中的100英尺胶片很快就拍完了，我无处换片，只好蹲在讲演台左侧换片，我满脸流汗，双手在黑布暗袋中摸索着迅速换好片子，抬头一看，站在讲演台上的毛主席正对我微笑呢。本立拿上换好片子的摄影机又抓拍到两位领导人亲切拥抱的镜头。随后我们乘上开道车，跟拍两位领导人在美国别尔克敞篷车上的活动。长安街上数万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贵宾，毛主席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伏罗希洛夫双手亲吻后，张开双臂撤向观众，引起阵阵欢呼。新华门前的大学生们更是热情，车被围在中间，大学生争相和两位领导人握手。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跳下车维持秩序，才使敞篷车顺利进入中南海，我们也一个镜头不拉地拍下了这热烈感人的场面。这天开始，我们每天在中南海值班拍摄伏罗希洛夫的活动。欢迎游园晚会上，毛主席、伏罗希洛夫、朱老总、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与大学生们跳舞联欢等珍贵镜头，也通过我们的摄影机永远存留了下来。

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我也有幸参加了拍摄。当时准予参加的新闻单位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影厂三家，彼此都相熟，工作起来很得心应手。出任这次大会的新闻发言人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我每天到新闻处去取学习材料和文件时，往往会碰上他，有一次他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一文是毛主席写的，“你们要好好学习，小伙子，多余的话少说点为好。”我明白其中的含义。随着大会的进程，我亲眼看到罗隆基、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一批民主人士曾面对面地进行说理，然而，最后都被划为右派。

在我的摄影生涯中，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两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领导人。

P13-15

人的一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我都亲身经历过。八十年代我很幸运，拍了不少优秀影片。《中国体育报》登载的《他描绘着运动健儿的英姿》的长篇报道，引起了新闻界、体育界广泛关注。北京电视台《一个摄影师的足迹》电视专题片在全国播映后，也产生了强烈反响。近年来，有的出版社建议我撰写异国风情，奇闻轶事，也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对此，我明确表示：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培养，经过各种锻炼而成长起来的摄影师，我曾为了追求探索摄影艺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要写就写我的事业与甘苦。

1996年的春天，我的好友谢奇在我家看到我准备把曾经发表过的各类文章清理之后付之一炬时，他感慨地说：“你一生的创作经验，是我们国家的财富，还是浓缩进《我的足迹》一书，留给年轻一代为好。”

中央电视台《往事》组到我家采访，看到书桌旁成堆的书刊。得知我正在开始酝酿《我的足迹》一书，他们便在编制的节目中特意用字幕向观众预告了《我的足迹》一书即将诞生的消息，这迫使我下定决心，早日将书写成。

其实，最早使我萌生写作《足迹》念头的是在1991年。那年12月1日晚上，作曲家王立平打来电话，他激动地祝贺我成为中国二千六百万高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我说你不要找人开心，50年代我就出席过全国群英会，那种光荣自豪的滋味我领教过。他说这次是由中央人事部、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经过半年的评审，评出全国一万名知识分子，享受政府津贴。我还是半信半疑，这种好事不一定能摊到我头上吧。他说千真万确，你就准备去领取证书吧。

果然12月2日下午就接到新影厂厂办主任徐世训的电话，通知3日上午八点，由他陪同我一起去广电部开会。次日，他在车上低声对我说：“以前有些事情厂里对你是有欠妥之处的，临来前，老靳(新影厂厂长靳敬一)要我告诉你事情都过去了，建议你不要在大会上发言了。”

那天，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给三十七位专家学者颁发了证书，并请大家发言。考虑到全厂职工的声誉，考虑到50年代曾和我一起在中央摄影队工作的靳敬一厂长的情面，我一言未发，倒是北影厂著名导演谢铁骊在发言中提到我，肯定了我们这些待遇不高却用血与汗为人民拍电影的人。

“徐肖冰、沈杰、高维进同志为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决定从1991年7月1日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国务院”

当红色喜报在厂门口贴出时，人们争相观看，议论纷纷：徐肖冰、沈杰连高级职称都不是，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真是上有青天!许多职工都真诚地向我表示祝贺，我感到一切自有公论!对于我这样一个既无靠山，又不会搞关系的人来说，所依靠的只是实干、苦干、拼命干，一步一个脚印，回首岁月，问心无愧!

这一刻，我初次有了想把自己这半生的摄影生涯记录下来的冲动。是呀，回顾人生旅途中留下的足迹，所有的往事都涌上笔端。

《我的足迹》一书能够出版，是与热心的刘建中、李建、徐肖冰、陈先法、顾泉雄、谢奇、张晓岚等好友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我特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这个人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不少缺点，碰到过一些挫折。我相信挫折使人坚强，逆境催人奋进这一真理，所以只要任何机遇来临，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去苦苦地追求，苦苦地探索。也因为如此，使我拍摄的影片成活率高，观众喜爱，当然，这都是同行们密切合作的结果。

我热爱自己的摄影事业，常以“活着干，死了算”、“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的警言和精神来鞭策自己，为祖国、为人民、为新影厂争得荣誉。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引路人与合作者，没有他们，我也不会有今天。  我这曲折的人生，艰苦的创作历程，如对广大读者有所启迪和帮助，那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人的一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我都亲身经历过。八十年代我很幸运，拍了不少优秀影片。《中国体育报》登载的《他描绘着运动健儿的英姿》的长篇报道，引起了新闻界、体育界广泛关注。北京电视台《一个摄影师的足迹》电视专题片在全国播映后，也产生了强烈反响。近年来，有的出版社建议我撰写异国风情，奇闻轶事，也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对此，我明确表示：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培养，经过各种锻炼而成长起来的摄影师，我曾为了追求探索摄影艺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要写就写我的事业与甘苦。

1996年的春天，我的好友谢奇在我家看到我准备把曾经发表过的各类文章清理之后付之一炬时，他感慨地说：“你一生的创作经验，是我们国家的财富，还是浓缩进《我的足迹》一书，留给年轻一代为好。”

中央电视台《往事》组到我家采访，看到书桌旁成堆的书刊。得知我正在开始酝酿《我的足迹》一书，他们便在编制的节目中特意用字幕向观众预告了《我的足迹》一书即将诞生的消息，这迫使我下定决心，早日将书写成。

其实，最早使我萌生写作《足迹》念头的是在1991年。那年12月1日晚上，作曲家王立平打来电话，他激动地祝贺我成为中国二千六百万高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我说你不要找人开心，50年代我就出席过全国群英会，那种光荣自豪的滋味我领教过。他说这次是由中央人事部、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经过半年的评审，评出全国一万名知识分子，享受政府津贴。我还是半信半疑，这种好事不一定能摊到我头上吧。他说千真万确，你就准备去领取证书吧。

果然12月2日下午就接到新影厂厂办主任徐世训的电话，通知3日上午八点，由他陪同我一起去广电部开会。次日，他在车上低声对我说：“以前有些事情厂里对你是有欠妥之处的，临来前，老靳(新影厂厂长靳敬一)要我告诉你事情都过去了，建议你不要在大会上发言了。”

那天，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给三十七位专家学者颁发了证书，并请大家发言。考虑到全厂职工的声誉，考虑到50年代曾和我一起在中央摄影队工作的靳敬一厂长的情面，我一言未发，倒是北影厂著名导演谢铁骊在发言中提到我，肯定了我们这些待遇不高却用血与汗为人民拍电影的人。

“徐肖冰、沈杰、高维进同志为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决定从1991年7月1日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国务院”

当红色喜报在厂门口贴出时，人们争相观看，议论纷纷：徐肖冰、沈杰连高级职称都不是，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真是上有青天!许多职工都真诚地向我表示祝贺，我感到一切自有公论!对于我这样一个既无靠山，又不会搞关系的人来说，所依靠的只是实干、苦干、拼命干，一步一个脚印，回首岁月，问心无愧!

这一刻，我初次有了想把自己这半生的摄影生涯记录下来的冲动。是呀，回顾人生旅途中留下的足迹，所有的往事都涌上笔端。

《我的足迹》一书能够出版，是与热心的刘建中、李建、徐肖冰、陈先法、顾泉雄、谢奇、张晓岚等好友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我特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这个人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不少缺点，碰到过一些挫折。我相信挫折使人坚强，逆境催人奋进这一真理，所以只要任何机遇来临，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去苦苦地追求，苦苦地探索。也因为如此，使我拍摄的影片成活率高，观众喜爱，当然，这都是同行们密切合作的结果。

我热爱自己的摄影事业，常以“活着干，死了算”、“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的警言和精神来鞭策自己，为祖国、为人民、为新影厂争得荣誉。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引路人与合作者，没有他们，我也不会有今天。  我这曲折的人生，艰苦的创作历程，如对广大读者有所启迪和帮助，那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