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胭脂虫红染料的传奇故事:胭脂虫红一直被古代墨西哥人珍藏,直到16世纪,这种染料在阿芝台克人的市场上出售时引起西班牙征服者的注意,之后被运到欧洲。胭脂虫红轰动全欧洲,它制造出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最辉煌、最强烈的红色。西班牙人从垄断胭脂虫红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西班牙帝国由此崛起。不久,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纷纷加入追逐绝色的行列,这种竞争持续了三个多世纪:欧洲国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海盗、探险家、炼金术士、科学家和间谍牵涉其中,开始他们的冒险生涯。
本书充满了历史的魅力和时尚的气息,那是欲望、阴谋和冒险的乐土。
本书讲述了胭脂虫红染料的传奇故事,那曾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商品之一。
胭脂虫红一直被古代墨西哥人珍藏,直到16世纪,这种染料在阿芝台克人的市场上出售时引起西班牙征服者的注意,之后被运到欧洲。胭脂虫红轰动全欧洲,它制造出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最辉煌、最强烈的红色。西班牙人从垄断胭脂虫红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西班牙帝国由此崛起。
不久,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纷纷加入追逐绝色的行列,这种竞争持续了三个多世纪:欧洲国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海盗、探险家、炼金术士、科学家和间谍牵涉其中,开始他们的冒险生涯。
本书充满了历史的魅力和时尚的气息,那是欲望、阴谋和冒险的乐土。
卢卡坐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以西40英里、土壤肥沃的托斯卡纳山谷,离地中海不远,是一座平静而又充满阳光的城市。由于橄榄油、面粉和葡萄酒贸易,卢卡在当地为人们所熟知,但如今的卢卡已经不再是地区性的集镇。不过,市内宽阔的露天市场、罗马式的教堂以及中世纪的塔楼无声地见证着它那辉煌的过去。800年前,卢卡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当地出产的明亮丝绸被染制成宝石般的色调,是13世纪的奇迹之一。在这片大陆上,有不少地方曾试图与之一较高低,但都始终无法匹敌。卢卡丝绸包括光滑的平纹皱丝织品、制作过程复杂的绸缎,以及绘有鸢尾、狮身鹫首怪兽、龙、孔雀,甚至完整的狩猎场景的精细锦缎。销售卢卡丝绸的仅是欧洲最顶尖的商人,而用这些材料制成的衣物适于国王、王子和贵族们穿戴。
卢卡位于罗马与北欧之间的主要通道上,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多年以来,这座城市始终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然而,与托斯卡纳地区的大多数城镇一样,卢卡也存在着长期的家族不和。1300年,家族问的反目演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战争,并引发了遍及大部分托斯卡纳地区更大规模的争斗。这一事件导致许多当地居民纷纷逃离,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在这片麻烦不断的土地上,卢卡是一份丰厚的奖品,因而它经常遭到内外夹攻。1314年,暴力事件达到顶峰。当时,一群被流放的卢卡人加入一支波斯军队,随后洗劫了这座城市。他们大肆抢劫、强奸,并屠杀敌人。
由于担心丧命,许多卢卡市的染工和丝绸工人纷纷逃往威尼斯。威尼斯距离卢卡100英里,是一座保持中立的城市。威尼斯参议会非常噱慨地向难民们提供贷款,但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贷款协议里暗藏着陷阱。威尼斯人已经意识到,即便费尽财资,他们也不可能在这块多沼泽的半岛上建立自己的帝国。他们渴望获得卢卡丝绸的制作秘密,因而,他们要求难民们偿还贷款时不必使用现金,而用卢卡货物和工具代替。
生活穷困的卢卡难民们大多接受了这些条件。不过,一旦这么做,他们就背叛了自己的城市,并把身家性命置于险境。在余生,他们都会被悬赏追杀,因为卢卡市行会法律规定,任何在该市之外从事丝绸贸易的卢卡人都会被处死。根据这些规定,男人会被扼死,而女人会被烧死。
卢卡严苛的行会法律是时代的一个标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纺织业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从许多方面来看,纺织品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重要性堪比计算机技术和生物技术对我们时代的影响。这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充斥着残酷无情的竞争,还拥有改造社会的能力。
由于纺织品,社会转变自中世纪便开始,1350年以后开始加速。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贵族们拥有大笔可供支出的遗产,而新兴的商人和律师们则渴望模仿贵族们的时髦生活。由于彼此攀比,他们的衣橱远比他们祖父母的衣橱更大、更奇特;而他们的房屋装饰得更加奢侈。即便是地位较低的民众,也会到市场摊位上和制衣商的店铺里购买衣服,而且购买的越来越多。这些消费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兴起。
与香料贸易一样,纺织品工业也创造出了新的市场和贸易网络,但是,它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香料通常只在远东地区生产,但欧洲人可以自行生产纺织品,因而纺织品对于欧洲的影响更加深远。纺织品刺激了新技术的发明,比如新型纺纱机、新的漂白方法,并塑造了工作模式。
到15世纪,成千上万的欧洲人都依靠纺织品谋生,不管是卑微的牧羊人还是伟大的商人;而许多贵族则必须依靠纺织品创造出的财富生活。由于织布过程中的每一步由不同的工匠来操作,因而即便加工一小块布都需要十多人的协作。比如,卢卡的丝绸工人根据等级被划分成一系列专业化的工种:摇纱工负责剥开蚕茧,捻丝工缠绕线,锅炉工负责清洗,染工进行染色,整经工和织工则把丝线纺成布匹。
羊毛是欧洲最普通的纤维制品,但是它要求的专业化程度甚至更高。牧羊人需要将绵羊饲养大,剪毛工负责剪下羊毛,清洗工清洗原毛,起毛工人剔除刚毛,纺纱工用卷线杆和纱锤将纤维纺成纱线,然后将纱线交给织工制作成布匹。随后,羊毛制成的布匹需要“美化”:漂洗工或“踩布工”将纺织品放到水槽中,用一种可促进吸收的无机化合物进行清洗。(许多踩布工赤着脚,将这种混合剂踩踏进衣服中,而漂洗工可以穿着靴子,使用水车和铁锤等工具。)然后,湿透的衣服被挂在张布架上;张布钩牢牢地固定住布匹,并在晾干之前把它撑大到合适的尺寸。为了制造出质量更好、更柔软的细毛布匹,工人们可以在布仍很湿润的时候多次擦拭和修剪。然后,布匹被移交到染工手中。虽然染工一般处理的是布匹制成品,但他们有时也直接处理还未纺纱的羊毛——这种方法花费很高,但它能制造出更浓烈、更持久的颜色,并能给人“染透”的印象。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纤维,纺织行业都需要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因而,纺织品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都是生命线。繁荣的布匹行业意味着工作,而工作则意味着钱包里的硬币和餐桌上的美食。如果该行业发展缓慢或者遭遇破产,许多人就会陷入饥饿和无家可归的境地。如果情况更糟糕,人们会在大街上挨饿。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来说,这可不只是如果要出现的情况。1315年到1317年的大饥荒,欧洲各地的农作物连续两年歉收;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在那个悲惨世纪的后半段,更多的饥荒接踵而至。即便是很多代人之后,那种悲惨经历仍然鲜活地出现在欧洲人的记忆之中。这些饥荒促生了许多堪与文艺复兴相媲美的城市传说,讲述着令人恐怖的故事,如,当人们饿得奄奄一息时,他们会吃自己饲养的狗、自己的鞋子,甚至自己的孩子。
织工、染工以及其他的布工始终生活在对类似遭遇的恐惧之中,毕竟,纺织行业有太多的制造商,而且竞争极其激烈。那些生产低档布料的厂商面临的竞争最多,但他们的利润额却是最少;而正如历史上周而复始发生的那样,一旦纺织品业务收缩,他们最容易丢掉饭碗。显然那些知道如何制作优良布匹秘密的人变得更加富裕。他们很少有竞争对手,而且他们的大多数产品都卖给那些富裕的精英人士——即便是在困难时期,这些人也能掏钱购买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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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眼睛可以从100多万种颜色中分辨出其中任何一种单色,而我们通过不同的颜色来看待世界。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生物物种,我们对色彩非常重视,并赋予它极大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很少有像红颜色那样拥有重大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从世界上的众多语言中找到证明。在英语中,我们铺设红地毯(red carpet)以示尊敬,当场(red-handed)抓获骗子,担心陷入政府的繁文缛节之中(caught in red tape)。遇到红灯(red lights),我们会停下脚步;对于转移注意力的话(red herrings),我们不加理睬;我们还会庆祝大喜之日(red—letter days)。由于身处不同的政治派别,我们或是挥舞红旗,或是对红色革命害怕至极。异常愤怒时,我们说自己气得要命(see red)。
许多用红色表达含义的措辞都非常现代,可追溯的历史不超过300年。比如说,1848年欧洲革命后,激进的政治活动才被称作红色革命。“繁文缛节”一词(red tape)诞生于18世纪,本意是指在英国用来捆绑官方文件的红丝带。然而,红色是一个在人类心理上有着深深烙印的概念。许多哺乳动物很难识别红色,但是人类的眼睛却对这种颜色特别敏感。对红色的亲和力似乎强行灌输进了我们的脑袋。也许,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各种语言中,表达红色的单词非常古老,其历史比描述黑色和白色的单词都要长。在蓝色、黄色和绿色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红色,那就是血与火的颜色。
在无数的文化中,红色都是一种神圣的颜色。长期以来,人们疯狂地尊崇红色。在石器时代,生活在欧洲的尼安得特人用红色的赭土石埋葬死去的伙伴。克鲁马努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还用这种富含铁质的矿石来给洞穴的墙壁上色。在古代中国,红色被看做是幸运的颜色,是繁荣与健康的标志。在阿拉伯世界,红色有时候被解释为神之恩宠的表示,有时候则被看做是被诅咒的符号。但不管怎样,它都被当做是男性的颜色,是热度与活力的象征。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红色是一种享有崇高地位的颜色。在古埃及,红色被认为是危险的预兆,是献给骗神塞思的圣物。在古罗马人的心目中,红灯等同于圣火。在原始社会,这种颜色被赋予了某些神秘的力量,比如说,可以驱除魔鬼、治疗疾病和避开凶眼。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红色都代表着人类内心深处的活动和情感:危险和勇气、革命和战争、暴力和罪恶、欲望和激情,甚至人的生命。难怪一些诗人对它赞颂有加。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低吟道:“啊!我的爱人像红红的玫瑰。”英格兰桂冠诗人丁尼生警告我们说,大自然就是“腥牙血爪”。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在1866年写道:“星期五我体验到了生活的滋味/一个马戏团路过住处——我的脑海里仍能感受到这种场景(feel the red)。”
然而创造颜色和赋予某种颜色以某种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千百年来,艺术家们试图复制出如同火焰般的鲜红色和我们在自然中看到的深红色,但他们都失望而归。艺术家们知道的最好的红色就是克鲁马努人使用的颜料——赭土石,它可以创造出一种融合橙色和褐色的新颜色。
在公元前15世纪前的某个时间,亚洲的画家发现,用辰砂或者硫化水银(这种混合物也被称作朱砂和朱红)能制造出更加令人满意的红色。虽然在中国的画卷以及后来意大利古都庞培的城墙上使用取得了轰动的效果,但辰砂的缺点也不少:价格昂贵、有毒,见光后会慢慢变黑。由于在当时辰砂是可用于绘画的最夺目的红色颜料,因而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里,它仍被继续使用,并被人们广泛赞颂。
艺术家要找出一种稳定而鲜艳的红色非常困难,而染工们则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制造出的红色必须能经受阳光的照射、汗水的浸泡和反复的搓洗。由于被用来染制衣服时赭土石和辰砂都不能制造出一种鲜艳的红色,染工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他们的探索与神秘的炼金术很相似:按照秘方,把一些基本的原料,如树叶、树皮、血液、污垢,甚至牛粪混在一起,将其转变成众多的鲜红色染料。
与炼金术士不同的是,染工取得了成功,但只是一小点成就。虽然他们学会了如何从植物中轻易并廉价地制造出赤褐色和橙红色,但要造出真正的红色则是更加艰巨的挑战。直到19世纪,人们才发明了人造染料,而在此之前,红色只能通过国外矿物和少数染工掌握的秘方才能被制作出来。
由于难以捉摸、价格昂贵并象征着权力,因而红布成了富人和权贵的无价之宝。国王都身穿红色的衣服,主教也是如此。波斯的伊朗国王身穿红色的长袍。在古罗马,红色是身份的代名词,罗马城中最有权势的人被称做“coccinati”,意思是身穿红色衣服的人。
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发现,阿芝台克人在墨西哥的一些市场里销售一种特殊的红色染料。这是当时的一条重大新闻。殖民者把这种染料称作胭脂红。他们把染料运送回欧洲,并以此制造出欧洲人见过的最鲜艳、最浓的红色。
杰出的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称赞说,胭脂红染料可以制造出“一种完美的鲜红色”。一位染工师傅的评价更高,他将它称做是“世界上最好、最棒的染剂”。于是,胭脂红成为欧洲主要的红色染料,而西班牙把这种染料卖给世界各地的染工,大赚了一笔。
欧洲国家唯一担心是,西班牙控制了胭脂红的供应。的确,由于西班牙坚决捍卫其垄断地位,这种染料的真实本性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仍是一个谜。胭脂红究竟是动物、蔬菜还是矿物质?欧洲的顶尖高手们就此争论了两个多世纪。
然而,很少有人质疑这种新染料的价值。在那个年代,纺织品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胭脂红贸易因而成了大买卖。为了打破西班牙的垄断地位,不少国家诉诸间谍活动和海盗掠夺。在英格兰、荷兰和法国,搜寻胭脂红的举动不久后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为了追逐地球上人们最渴望获得的颜色,国王、服装经销商、科学家、海盗和间谍们全都牵涉其中。
疯狂追逐胭脂红的历史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在这个世界里,红色既稀有又宝贵,而对于那些知道其秘密的人来说,它是财富和权力的源泉。为了获得它,人们洗劫船只,变身为间谍,甚至招致死亡。
本书就是这些人的故事。
《完美的红》是关于追寻一种绝色——最辉煌、最强烈的红色——的故事。这是一个充满了贪婪和诡计的故事,还混合着时尚和荒唐。这还是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故事,富有神韵和活力。《完美的红》是一本不可错过的好书,是一次完美的阅读。
——埃利奥特,牛津大学教授,
《西班牙帝国:1469—1716》的作者
《完美的红》是一本奇妙的书。古代墨西哥的胭脂虫红昆虫能制造出最灿烂的鲜红色,而通过讲述这种小昆虫的神奇故事,作者写作了一部激动人心的、有趣的世界史,涉及从西班牙征服者的故事到合成染料的发明。《完美的红》将迷倒那些陶醉于历史神秘故事和魅力人物的读者。
——马克·彭德格拉斯特,
《上帝、国家、可口可乐》的作者
作者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历史图景,但并没有忽视历史的细节:古怪的人及古怪的人类故事。
——《波士顿环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