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1948年则是决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年下半年连续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被解放军一个个歼灭，国民党方面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转而求和。共产党则更加坚定了决心，要打过长江，夺取全国的胜利。本书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

本书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

前言

第1章 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

第2章 上海的社会风潮

第3章 南京的政治戏剧：“行宪国大”

第4章 厉兵秣马，准备决战

第5章 鏖战西北，逐鹿中原

第6章 改造俘虏，化敌为我

第7章 建立解放区的新经济基础

第8章 解放区军事工业的创办

第9章 蒋经国上海“打虎”：国民党经济改革的失败

第10章 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

第11章 战略决战前的运筹

第12章 辽沈战役(一)攻克锦州

第13章 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

第14章 陈布雷之死

第15章 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

第16章 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

第17章 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

第18章 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

第19章 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

第20章 东北野战军入关

笫21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

征引文献

1948年初，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

土地改革的目的，正如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所说，是“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从1946年起，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各分局具体负责，新老解放区广大农村中陆续开始了土改。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之后，特别是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把土改运动推向了高潮。

中国农村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基础，地主和乡绅是维持封建关系的核心。美国学者费正清描述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时说：

在地方上，绅士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参与地方的祭祀活动。当发生骚乱时，他们可以在皇帝的认可下资助、招募甚至统率民团。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地方上层人物运用他们在民众中的声望和与政界的关系，还运用他们对儒家行动准则和地方行政的知识，既提供钱财，又发挥个人的领导作用。他们构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官府是不能有所作为的。他们对官府施加影响和免除劳役或肉刑的特权被审慎地维护着。绅士们有一派绅士风度来表明他们的身份——长袍，长指甲，能诗善赋，有欣赏艺术的闲情逸致。总之，过着一种与老百姓脱离的生活。这些地方上层人士，即统治阶级，有着强烈的自觉性和内聚力。他们的理想就是组成一个内有若干庭院的大家庭，几世同堂，婢仆成群，共同聚居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城市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毛泽东走出了一条以广大农村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农村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的基础，广大贫苦农民是共产党依靠的基本力量。要动员千千万万农民拥护革命，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就必须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使贫苦的农民得到土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统一战线的原因，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减租减息，在维持原有土地关系的基础上，尽可能使贫雇农的生活有所改善。虽然有些地主采取了开明合作的态度，参与抗日民主政权，自愿减少租税和献出部分土地，但他们在农村中的地位和影响依然存在。地主以其经济实力、知识、宗族关系等优越条件控制着乡村的一切，不是改良和妥协能够改变的。中国共产党要依靠农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必须确立在农村的各级政权。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就必须铲除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基础。这是一场彻底的现代民主革命。

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五四指示”时，毛泽东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从1946年起，陕甘宁、华北、山东的老解放区就陆续开始了土改。1946年“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各级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在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面对贫雇农血泪的控诉，那些平日在村里不可一世的地主低下了头。他们的土地被没收，财产被抄查。1947年6月15日太行区党委《关于太行土地改革的报告》记述了农村的变化：

翻身以后的农村，完全换了一副崭新的面目。砖瓦门楼好房子里，完全住上了一辈子辛勤的老农民。他们家家户户去掉了灶王爷，挂上了毛主席像，门口的横联是“劳动门第”而不是“诗书门第”。广大农民自己欢欣的呼喊着：“有了房子地，摆上桌子柜，头顶的足踏的都是自己的。”旧历正月的时候，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和老头子，也穿上了自己分到的好衣服，到处扭起秧歌来，歌唱着翻身以后衷心的快乐，颂扬自己的翻身斗争。

广大农民怎样对待地主呢?一句话说完就是革命的暴力。农民起来诉苦，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团结与教育自己的队伍，给地主阶级以无情的镇压，从地主手里收回自己的土地、房屋、血汗。“土地还家”，“换房子、挖瓤子”，“要血汗”，即不但拿回来土地、房屋、牲口、耕具、粮食、衣服、家具，而且追出他的隐蔽财产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农民对地主进行了不断的追击，反复检查。发动落后，挖防空洞，放包袱，挤封建。广大农民深深地体会到，“有钱就有势”，不把地主搞光了，他便不会真正屈服。而且广大农民完全懂得这是合理的正义行动。壶关树掌镇群众把地主叫到会场，问他：“你会盖房子?”“我不会”。“你会种地?”“我不会。”“你既不会盖房，又不会种地，你的财产从哪里来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的，群众理直气壮的向地主阶级追赃。

地主在广大农民革命暴力的制服之下，终于战栗了，屈服了。有的地主一听开大会就往裤子里屙屎。武安县山村地主孙佩武，在群众斗争之前，让他老婆把他吊到梁上试试，看不能坚持，刚刚离地便大叫“不行、不行”，主动的拿出他的财产来，并且每次开会之前总要找群众征求意见：“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好好给我洗洗脸，连骨头也洗一洗。”发动“落后”之后，地主暗地的活动也没有了市场。虽然有些还偷偷记“变天账”，可是有组织的反攻是很困难的。一部分小地主，则完全承认了这个现实。磁县某些村在去年年底举行过一次备战演习，预先以其他名义收了民兵的子弹，什么人都不知道是演习，都认为真是还乡团来了。当时地主的动态是：大地主不跑，欢迎“还乡团”，小地主坚决跟着群众跑，有的地主表现左右为难，全家痛哭，甚至有上吊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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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中国北方阴霾密布。用美式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解放区，占领了上百座城市和县城，并声称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这时候，上海诞生了一份政论周刊—《观察》。主编储安平先生在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写道：“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杂志集合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来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先生在这期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以颇为自信的文笔，预测了中国的三个前途：

(一)南北朝。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在去年秋胜利到来之时，毛泽东先生应邀到重庆，国共谈判了四十多天，未曾谈得拢。其中距离最远的有两个问题：一是重划军区问题，另一个是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这里边重划军区的计划，实际可以说是一个江淮为界的南北朝。双十纪录发表之后，毛泽东由重庆飞返延安，中共的军事行动就转趋积极了。在江南的共军，迅速撤至江北。在广大的北方，打山西的上党区，打绥包，打同蒲东段，积极向山东扩张，大量向东北渗入。那时共军的高潮，大有不能取之于樽俎的，而必得之于疆场，以实力做到其所要的。绥包之败．山海关之挫，使这个计划受到了一些阻挠。到今年一月停战令下，政治协商会议举行，衣裳之会，隐蔽着戎车行动。无论停战令下，或者政协协议，军事实未曾停。北方一直在打，而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及至四平街决了战，共军连弃四平街、公主岭、长春三大据点，复趋低潮。于是停战运动大起。南京的谈判，宣布了东北停战十五天，又延长停战八天。这二十三天的停战都过去了，更是大打起来。半个中国，烽火连天，无论高潮低潮，紧打慢打，一个南北朝的运动，是在有力的进行着。这是中国时局前途的第一个去向。

(二)十月革命。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这么大；但是客观的条件却在骏体的进展着。一、政治搁浅到解体。今天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搁浅现象，恹恹无生气。循良的公务员待遇低薄到无以维持肚皮，相对的就是贪污公行，滔滔天下，廉洁成了难能之事。再不振作，再不有为，则弄到政治解体，实非不可能。二、经济恐慌到崩溃。这问题更深刻了。今日中国的经济，一面倒的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鸩吸毒，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后是军事。现在国民政府的声光，实际是靠着中上级军官对中共还有一股敌忾之气，但这是不很可靠的。因为抗战既经胜利，中国人打中国人，实在不能持久维持士气，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难免要生变化。士兵一声撂枪，中国的十月革命马上出现，就是国家大乱。这可能是中国时局前途的又一个去向。

(三)政协协议之路。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原是当前中国极理想而又很艺术的前进之路。不知怎的，刚刚签字的协议，墨迹未干，便你吵我闹，弄成一文不值，一条也不曾实行。第一步的改组政府未曾实行，至于开国民大会，修订宪法，更加谈不到了。政协洽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都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定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

以上三个去向，毫不踌躇的，我们希望能够走上政治协议的路线。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王大主笔的三个预测，一个也没猜对。短短三年之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指挥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被消灭殆尽。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广阔的中国大陆上建立起—个新政权。  当我们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应当苛求前人。王芸生的文章确实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他们眼里，国民党再不好，毕竟是正统。对于共产党，他们既不了解，也不信任，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充满了疑虑。因此，他们希望中国的政治在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他们希望战争尽快停止，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使人民免遭战争之苦，国家得以生养休息。这些愿望是善良的，但却是蒋介石不可能接受的。他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彻底消灭共产党，消灭解放区，巩固统治。随着政治协商的破裂和美国调处的失败，国共双方开始了全面的战争。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到1947年底，一个完全出乎王芸生等人预料的新局面出现了。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人民解放军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东北野战军在1947年秋季攻势中收复城市15个，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迫使国民党军队收缩在中长、北宁铁路沿线的几个孤立的大城市里，丧失了进攻的能力。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战略展开，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部队收复了大片失地。国民党军则由战争初期的全面进攻转为向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进攻不能奏效后，开始向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收缩。据1948年2月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为365万人；而解放军的总兵力则上升到249万人，武器装备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战争的形势发生了转折。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经济状况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在战争消耗下，国统区经济迅速恶化。百业凋敝，物价飞涨，工人、学生、市民不断爆发反饥饿、反迫害的抗议浪潮。国民党政府内的腐败现象更趋严重，贪污无处不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政府一面向美国寻求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面制定种种控制经济恶化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反而招致社会和民众更多的指责和反抗。解放区则轰轰烈烈的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广大的农民分到了土地。新式的民主政权实行了灵活的经济政策，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秩序得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商业得以复苏，并建立起新型的经济体制。在新解放区，共产党各级干部以其模范行为和廉洁自律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使他们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当中国走过1947年，迎来1948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在南京，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他承认“前线国军一直在波动中作战，也一直在孤立中应战，以至在一年之间，屡受损失，将士牺牲，至为惨重”，对于经济上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经济危机，并非人力所不能挽救，毋宁说是工商界对于共匪祸害与国家危机以及个人利害生死关系认识不清，以至对经济国策不能诚心拥护，甚至阳奉阴违，惟利是图。这种行为不仅害国，实亦无异于自杀。”他许诺在新的一年中实行宪政，并“以昨死今生之决心，实行剿匪建国总动员”。要求民众“拥护戡乱国策，加强自卫武力，巩固社会秩序，维护经济安全，扑灭危害国家的共匪，扫除我们统一复兴的障碍”。然而国统区的群众反应冷淡，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问题。1月5日《申报》上发表一首打油诗《新年颂》：“新年好，新年好，菩萨座前先跪倒。万物价从八木(米)腾，新年人比旧年老。未靖烽烟莫断肠，世事如此管他娘。眼前但见私囊饱，卯岁已空寅岁粮。”诗中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痛恨当局的贪污腐败，渴望安定的心态。

1947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个伟大的事变。”他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了建立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纲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迅速形成了强大的综合实力基础，使得1948年成为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年头。

如果说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1948年则是决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年下半年连续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被解放军一个个歼灭，国民党方面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转而求和。共产党则更加坚定了决心，要打过长江，夺取全国的胜利。

战场上的胜负是决定一个旧政权消亡，一个新政权诞生的主要原因。但是战争是政治的体现，尤其是人心的体现。就是占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究竟拥护谁，反对谁，愿意跟着谁走向光明，不愿意跟着谁走向黑暗。我们从1948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绞尽脑汁，采取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挽救政权的衰败；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艰苦奋斗，赢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在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人民作出了抉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路线和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看到了民族和国家的光明前途。人心的转变形成了实力的转换。

在解放区，百业复兴，东北、中原、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控制了中国主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区。新解放的大中城市使共产党政权掌握了工业资源，建立了自己的军工和后勤基地，具备了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经济实力。战场上被俘和起义的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教育，被补充到解放军的队伍中，掉转枪口作战，大大加速了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转换。成千上万的民工为支援前线作战，推着小车，顶风冒雨输送物资，体现出人民战争的宏大场面。

国民党政权在战争中耗尽了最后的资金和资源储备，物资的短缺引起物价飞涨，投机盛行，致使国统区的百姓每日生活在恐慌之中。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等经济改革举措，不但没有稳定经济形势，反而变成了政府对民众财产的掠夺，搞得民怨沸腾，丧失了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点信任。政治的腐败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士气，一个没有斗志的军队，再好的武器也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当他们在战场上整团整师地放下武器时，美国政府也改变了立场，认为蒋介石已经无法挽救，采取了任其垮台的态度。历史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发展着，而且步伐越来趱陕。

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