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大型行旅图文书，作家莫言从2004年底至2005年初，历时12天，纵横3000公里，除了西北部外，足迹几乎遍及北海道。本书收录了莫言在旅途中与同行的媒体朋友畅谈文学、艺术、人生、动物、战争、过年，与当地普通的学生、影迷、乡民交流的文字，摄影师的精美照片，内容涉及北海道的种种风土人情、民俗美食。

去年12月26日到今年1月7日，莫言受邀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做了一番文学之旅，体验过“露天风吕”的独特感受，见识过“库里奥乃”之类的神奇体验。一个很重要的吸引莫言前往北海道的原因是，他想亲眼看看他的老乡刘连仁——上世纪40年代初被日军强掳去当劳工，后逃亡——在那儿过了足足13年野人生活的地方。本书就记载莫言此次雪国行程。在旅途中，莫言与旅伴们畅谈文学、艺术、人生、动物、战争、过年，与当地普通的学生、影迷、乡民交流，谈吐风趣，见解独到。

卷首语 毛丹青

北海道的人 莫言

与莫言同行——10天3000公里纵横北海道

冰雪北海道

温柔的札幌雪

在北海道的冷中与《暖》交汇

莫言访谈录

狞厉襟裳岬

坚硬的钏路雪

莫言谈文学

泡汤赏雪   

流冰——固体的大海

札幌的新年

大通公园倒计时

北海道神宫祈福

莫言谈过年

藻岩山的日出

伏见稻荷神社

莫埃来沼公园

函馆——情人的城市

温泉旅馆

最后的武士

饥饿的海峡

味蕾的狂欢

最好吃的拉面

送到札幌市的莫言馒头

感言

莫言谈动物及其它

编后记 郏宗培

莫言谈孤独

记者：你在北海道的冰雪天涯中行走，思绪经常会跳转到你的高密东北乡。我们不妨在这一特殊时空让你回忆一下你的文学道路。现在看，是什么促使你走上文学的不归路的？

莫言：可能是孤独吧。小时候我的作文还不错，应该说还是受老师喜欢的，但我从小就喜欢用另外的声音说话，不愿意跟在老师后面人云亦云。那时就想着要占领舆论阵地，办了一个蒺藜造反小报，也就是黑板报，专写那种浑身是刺的打油诗，后来便被学校开除。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也因为有前科而不能上学，只能去放牛。一个人牵着牛从校门经过时，心里备感凄凉。在田野里对着天空的乌、河沟里的青蛙放歌，革命歌曲唱到第三句就改成自己的词了。那时是打着赤脚光着脊梁，一副前路茫茫的样子。但也因此，我有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一段时光。可以说从开除出校到长到十六七岁，我跟牛羊呆的时间远多于和人相处的时间。为把牛羊放得更肥一些，还会到更远的荒地去。母亲用手绢包裹着玉米饼或地瓜给我作午餐，但我常常在路上就把它吃光了。饿了就到地里找野果子吃，还吃过刘连仁吃过的野韭菜。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经常会把小蝌蚪喝下去。

这一段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人最早写作时，往往离不开自己的童年经验。我也是这样。像早期从儿童视角写的《透明的红萝卜》，小孩打铁的事，我自己就有，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给一位师傅当小工。评论家往往认为大自然、动物是我作品的重要构成，这其实就是那段经历造成的。因为天天就是和大自然打交道，一起笔就感到它们向我的作品里面跑。写出来听到的好评很多，以致于我的创作一度有些不加节制，写了七八章了人物故事还没出来。后来意识到这样有意为之远没有自然流露效果好，现在反而主动节制了。

记者：最初拿起笔创作是出于什么心态？

莫言：那时候我是个战士，在保定当兵，做图书管理员，一心想提干。但是当时总政发文件，不允许从战士直接提，我的事就黄了。到了1980年，我们单位问我想不想当政治教员，暗含的意思是给一个提干机会。我那时哪懂什么政治经济学、哲学啊，但事关前途命运，一咬牙就应承了。花了三个月恶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就说着一口山东话上讲台了。那时年轻，记忆力好，一口气往下讲，也能叽里呱啦不断词儿，颇受欢迎。但是有政策在先，我还是提不了干，苦闷中一是躲在图书馆看书，二是写小说。为写小说，也为备课，我每天都到树林里对着白杨树练演讲。放羊的百姓觉悟高，还向我们单位领导汇报，说部队有个战士，每天早晨对着杨树训话，领导则说我是小才子。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和《民间音乐》就是这时发表的。

发表后领导来考察，单位就安排我讲课，我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边讲一边看政委在下面点头。事后还夸我逻辑性强，哪是我逻辑性强，是人家教学大纲逻辑性强。后来我就被总参特批提干了，还被调到北京来。在延庆写新闻简报，政委说我写得不像，太华丽而没有事实。他讲了自己一件事，我印象深刻。说有一年带几个干事去历史博物馆，因为自认是学历史的，就充当了讲解工作，讲着讲着发现有一个身穿中式罩衫的老头在那儿听。讲完了，老头就走过来说，哪哪讲得不对。问他是谁，老头说：我是沈从文。听了这个故事，我便觉得一定不能目中无人，谁知道哪座深山有高人呢。

记者：还记得第一笔槁费多少钱吗？

莫言：七十二元。这个不会忘，因为在1981年，我的工资才二十六元，那一笔就是巨款了。我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瓶”刘伶醉”，一帮战士一起喝掉了，余下的，添上一点积蓄，就买了一块手表，是西安产的蝴蝶牌手表。

记者：那你最初发作品就是用莫言这个名字吗？我记得你在军艺时用的名字可是管谟业。  莫言：应该是莫言。正式改名为莫言是1987年，因为取稿费太麻烦了。那时在部队，改名很容易，给组织部写个报告就改了。P159-160

我热爱中国的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热爱每年都在增长，这可能跟我旅居日本而内心又离不开中国文学氛围有关，也可能随着日月的流逝，乡情愈益珍贵而浓郁。这些年，在不同场合与许多中国作家有过促膝交谈，在上海或者北京，在东京或者神户。交谈是随意的，尽兴的，有时在饭桌、咖啡厅、酒吧，有时在汽车、飞机或列车上，遇到好天气，也会在林阴道上率性而言。

对于我来说，本土与异域是一个类似的文化概念，尤其是用中日文两种语言从事写作以后，频繁来往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奔忙感觉有时会产生某种错觉。比如，跟阿城一起坐在东京闹市的酒店里，看他一边抽烟斗一边聊四合院的门墩儿，我觉得大家就跟坐在北京的茶馆里一样。2002年春节陪大江健三郎先生去莫言的山东老家，看到他一喝起白酒，眼睛就眯成一条长长的线，摘下大大的黑眼镜，棉衣穿在身上也显得圆鼓鼓的，我总觉得这位诺贝尔文学大师跟中国的农民是很相像的。行走得多了，时空置换得也多了，于是本土与异域的界限也开始发生模糊了。其实，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尤其从我个人的体验而言，一方面是来自语言的内部，另一方面可能来自于与许多作家越境交往成为知己的缘故。

1999年秋天，莫言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我们是从北京一起乘飞机经由青岛飞往大阪的。飞机降落的时候大约是傍晚，夕阳西沉。关西空港大桥的照明灯格外耀眼。这时，莫言忽然问我：“你说这要是冬天的北海道，地上的灯还会这么亮吗？”

这句问话似乎是他不经意说的，但莫言很想去北海道的愿望在很早以前就跟我说过。这些年，我一直是他小说的读者，而且是用中日文同时阅读的。在访日的旅途中，我总带着他的原著和日文译本，晚上喝完酒，又没有应酬的时候，就拿出来跟他聊天儿。有时遇到原文十分奥妙的表达而日文确实难以对译的时候，他就打趣儿，具体说的是什么，我虽然记不清了，但莫言的话总是机智的。同样出于这样的理由，这些年我跟莫言小说的翻译家们也保持了许多交往，一位是京都的汉学家吉田富夫教授，还有一位是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他们对我每次策划的莫言访日都给予过支持。跟莫言，还有日本汉学家的交往过程其实跟我后来致力于用中日文写作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从内心里离不开当代中国文学的心情多少也得到了缓解。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莫言访问北海道是第一次，但访问日本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二次访日是2003年，还是一个秋天，还是我们一路走下来，从东京到箱根，然后又从京都去了广岛。莫言总是这样，一旦进入了出游的状态。你就不知道“出游”这个字眼，对他指的是小说里，还是小说外。有时，他少言寡语，比如北海道之行，在雪地里往前走的时候，他只是笑笑，眼睛看得很远，一言不发。有时，他滔滔不绝，比如从温泉泡澡回来，酒酣耳热，没多一会儿，他就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讲故事的人。

莫言跟我说他想去北海道是因为他的同乡刘连仁的野人传奇很吸引他，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也令他神往，再就是北海道的风景总是像传说中的一样，令人憧憬。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直接而具体的，乃至当我一想到莫言与北海道，就连原有的日本风土也不再那么强烈了，印象中只留下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国农民，在朔风呼号中不停地向前奔跑，顽强地生存下去。与此同时，一只神秘的毛茸茸的狐狸在雪地里出没，时而鬼鬼祟祟地觅食，时而踽踽前行。莫言两次访问日本，我都想过安排北海道之行，但他出访的目的是为了日译本小说的出版，在东京接受媒体采访，举行讲演会和签名会，与众多的日本读者交流，况且，北海道也不是几天就可以走完的。因此，莫言想去北海道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一拖就是十多年，而这一跨度与我跟他结识的时间是一致的。

从2003年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郏宗培总编的鼓励下，我搞了一个((狂走日本》的图书策划，并很快得到了中日双方参与者的赞同，选题由我出，从国内定期组织报纸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跟我一起赴日采风，从民间的.个人的以及非常细节的角度描写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前后多次采风从东京都到京都府，从新泻县到鹿儿岛县，再从福冈市到大阪市，横贯二十都府，纵横四万公里，但唯有北海道，我迟迟没有拿出选题，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莫言能够参加。到了去年，又是一个秋天，我在北京问莫言的时候，他的回答很简单：“北海道我今年一定去看看。”

与前两次访日不同。北海道之行是文学之旅，这是自打我知道莫言对北海道感兴趣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的，从那时起，能够实现这次纪行也成为了我多年的夙愿。

前面说过，文学是没有“界限”的，无论从时空的置换上，还是从跨越国境后语言出现的变化上，文学的素材仍然是原汁原味的，因为有我们眼前的情景，同时也有人的情怀、思考与想象。

莫言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我的好友，与他的交往虽然大部分都是在异域，但本土那股鲜活的文学气氛总是浓浓的，通过他和他的小说，我始终能够感受到具体而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文学的脉搏与经络。

这本图文书还有一仑重要的特点，就是收录了随行记者的文字与摄影师的作品。这些成果因为有了莫言的参加，纯文学的色彩更突出了，尤其是这次随行人员都是与我共同工作过的人，许多人又有多次赴日采风的经验，对旅居日本的我来说，这样的合作是相当愉快的。

从北海道回来，如果要问我对那块神秘的日本北国之岛体会最深切的是什么，我会亳不犹豫地说：不是白雪，不是温泉，也不是“煞西米”(刺身)，而是风，风景、风味、风情……的风，冬日里无处不在、无孔不钻、无缝不入的风。那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露天旷地里感受这风的凌厉和犀利，简直会使你在炎热的夏日想到此都会毛骨悚然。

在历时十二天纵横三千多公里的跋涉中，无论在濒海的门别日高牧场，在清晨的阿寒湖冰面上，在狐狸出没的摩周湖畔，在鹅毛大雪中参加大通公园迎新倒计时大喊狂跳，在午夜踏雪涌向神宫祈大愿，在国际滑雪场连爬带滚时……无不与风相伴相随相交混。

那天去襟裳岬——这个可谓地球上少有的强风之都。狂风大作，以每秒1 5公尺以上的风速在悬崖陡壁间横冲直撞，简直要将你撕裂，或将你刮入汹涌的大海。当时将近傍晚，天色暗得快，我离群独自沿着海崖拍摄了一大圈后，只觉得双眼刺痛，手指冻僵，赶紧连奔带跳，一头逃入停车场旁的自助商场才缓过神来。透过玻璃，只见天空中纷纷下落的雪片被风撕扯得如雪粒，像扬稻谷一般一会儿飞上天，一会儿洒落地。

而元旦清晨去札幌郊外藻岩山看日出，是彻底将自己丢进大风里去受罪了。从暖暖的被窝里爬出，连着换乘巴士、缆车向山顶进发，在漫天飞舞着的大雪中，每人独坐非常简陋的“赤膊”索道车，直往满目漆黑、阴森萧瑟的山上吊去，只听得山风的嘶鸣和钢缆摩擦的咔咔声。尽管我全副“武装”，蒙头面，戴护耳套。但四周毫无遮拦的风仍肆无忌惮地从裤管、从脖颈、从不可能进风的地方钻进来，就像钻心一样地令人发颤。我脑海中突然蹦出一句俗语：穷是穷在债，冷是冷在风。这北海道的风的狞戾与严酷，算是真正体验和领受了。

看来，日本人真会看风、听风、游风、玩风。连温泉也叫风吕。这名词在汉语里是找不见的。在沏骨冰寒的露天风吕里，人浸入温泉，望着天上的星星，伸手触摸池畔的白雪，泡得你浑身酥软，满头冒汗，但绝不会像在室内浴池中那样昏沉晕乎。记得刚到北海道的第一泡——在十胜川温泉的八楼露天风吕里，莫言泡得兴致极高，竟赤身裸体站立池畔，他头扎羊肚白巾，一手插腰，一手挥向黑黝黝的远方，口中喊道：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他浑身冒着扑扑热气，在灯光映照下，俨然一尊雕像。众乐，齐唱《红高粱》中的“酒歌”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歌声伴着吼声，粗犷昂亮，一时也震落了不少假石松树上的白雪惊飞了乌。翌日清晨，大家出外一看，又乐了，原来昨晚入住前不知周边环境，旅馆前方竟是著名的十胜川河，河滩里满是无数来此栖息。黑白分明的白天鹅和黑野鸭。昨夜莫言这番天体展示，莫不是让鹅们鸭们饱享眼福，岂不快哉！

在这块尚未大规模开发的岛国送旧迎新，令人印象深刻。这一路行来，得益于日本朋友和有关方面的周密安排，日夜忙乎。请让我们记住他们：札幌市政府、北海道运输局、日本航空、北海道新闻社、北海道观光连盟、JTB协定旅馆饭店连盟北海道支部连合会、银巴士株式会社、北海道铁道株式会社，北海道大学、阿寒町、斜里町、函馆市、胆振支厅观光协会，当别町、刘连仁生还纪念碑管委会和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札幌经济交流室等机构，对他们的通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我们这支京沪媒体混合团队文武双全，执笔的、扛镜头三脚架的，配合相当默契，回国后先后发表各类报道、文章和摄影作品难以计数，遍及众多主流媒体，一路上还多次谋划本书的编写事务，也应该记住他们：团长毛丹青，首席嘉宾莫言，顾问郏宗培，上海文艺出版社袁银昌、尤永，北京晚报孙小宁，时尚旅游杂志杨栗、翟东风，社科院外文所庄焰，检察日报孙丽、肖杰，还有随团翻译廖子威、秘书张芳。

记得高田兄来上海与我和毛丹青商议行程诸事时说过：希望通过莫言先生及同行的中国媒体的采访、报道和出版，能有助于中国朋友了解日本的寻常面貌，为两国的友好交流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十分赞同，尤其是在当下。相信本书能起些此番积极作用吧。

是为跋。

郏宗培

200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