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发源地，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如今怎么样了？作者从青海草原，沿黄河走到青岛，历时一年多，行程15000多公里，对黄河沿岸的自然面貌 、生产现状、人民经济生存及精神生存状况等作了大量调查。作者有感而言：“相对于东南沿海，黄河沿岸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沿岸居民的思想观念等等，明显落后了。他们需要而且希望改变现状，但是如何使自我改变的愿望付诸实现，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个热血青年，走过黄土高坡，对居住在我们母亲河沿岸的人的现今生活状况展开了一番前所未有的调查……

第一章 母亲河发出的“SOS"

第二章 荒漠正在逼近河西走廊

第三章 增长咒语中的掠夺开采

第四章 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

第五章 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

第六章 来自黄土地的渴望

第七章 党家村的村民自治保卫战

第八章 古老乡村的沉重

第九章 渭河何时告别洪灾和污染

第十章 三门峡留下的遗憾

第十一章 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

第十二章 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

第十三章 掩盖在煤炭中的利润流失

第十四章 晋商为何没落

第十五章 一个市长经营城市的秘密武器

第十六章 何处寻找古城的辉煌

第十七章 越过周期性灾害的演变

第十八章 文明何时走出危困

后记

    原始耕种阻挡不住倒退

为维护农民的利益，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农村推行时却遇到了来自乡镇官员阶层的阻力。

裴李岗是新郑市新村镇一个出土了原始的农具，被有关文物专家夸耀为有着8000多年农业文明遗址的乡村。村支书王现增说，村里有920口人，拥有土地1300亩，人均只有1-3亩，人均占有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小麦亩产只有600斤，每斤卖0．6元一亩也不过360元，除去200元的成本已所剩无几。由于是半山区的沙地．，容易干旱，每半月要浇灌一次水。灌溉用水取的是地下水，打一口井最低得8万元。

他家种了7亩地，一年毛收入4000多元，除去各种开支后收入只有1000多元。一个孩子上中学一年得1500元。由于他是村支书一年有3000多元的工资，再加上家里给人加工服装，一年共有5000多元收入，可一家人全年的生活开支得3000多元。干一年下来他家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也就是说，靠种地他不可能走向富裕。

他说，上级官员总是乐观地说农民收入在增加，可他村里农民有存款的很少。人均收入不过2000元，有些困难户还需要救济，村里农民只得靠打工维持家庭的开支。虽然新郑市与裴李岗相距只有10多公里，但大部分靠种地的村民没有资本到城里去做一些生意。城市对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农民也分享不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利益。

费改税之前，农民平均每个人承担150多元。过高的费用使农民与村官员产生了矛盾，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那时村官员有8人，费改税后降到了4个，每人承担70多元。

税是按每亩的产量来定的，而这个产量又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量。裴李岗村要承担的农业税上级下达的是6万元，乡镇将这个数量下达给村，村支书等官员又把这个税分派到每个农民头上。镇返回给村2万多元用于村开支。书记希望免征这笔税，因为农民交了税以后已经没有什么钱用于生活开支，更不可能有钱搞村公共建设。

村里除各组之间没有公路相通更没有一条完善的公路通向新郑市。要修一条通向新郑的公里需要几十万元，这是靠种地维持生活的村民难以承担的，更何况村里至今还负债15万元，这笔债务是上世纪80年代欠下的。

他说自己欠债就达1万多元，主要是因为上级曾经要求农民搞种植结构调整。新村镇给裴李岗村下达种植葡萄的面积是300亩，压力之下书记只好带头去买葡萄苗。风险太大就压缩了种植面积，村里只搞了40亩，每亩需投入1500元。结果因气候不适应，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亏损。

后来新郑烟草局又让农民将土地出让给一个烟草公司种烟草。村民当初极不情愿，可新郑官员们说农田种植调整能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而作为书记他也不想种烟草。如果一旦投入进去没有收获，村民的负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为服从上级的指示书记只得将土地出让给公司种烟草。村民还给种烟草的公司干活浇水，而老板最后不见踪影，村民为此漕到损失。

P132-133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变化

张华侨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心。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过于急躁，甚至于强人所难。但也正因为他有这份热心才会深入到一万五千公里的黄河流域进行考察、采访和思考。这本书就是他这次考察的记录。他起的书名为《中国黄河调查》。读者不难理解他对于黄河的担忧，其实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担忧。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现在她怎样了?在她周围栖息的古老的人民正在经受着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虽然中国的改革成就惊天动地，但是这片土地却成了例外。要说起来，像黄河流域没有分享到改革利益的人，还多的是。所以看看黄河流域的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被改革遗忘了的那部分人。住在东部富裕地区的人，如果不了解，不关心这一部分同胞，后果将是危险的。这本书的价值也在于此。

人类以传统方式生活了几千年。在此期间寿命、人口数、生活水平都没有什么改进。一直到二三百年前，事情逐渐起了变化。在这二三百年中，平均寿命翻了一番，人口增加了六七倍，人均GDP增加了十多倍。这样的进步是过去几千年所从来没有过的。如果以更长的历史眼光来看，几万年以来，人类的发展几乎是一条水平线，但十八九世纪以来出现了突然的上升。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是市场制度引起的。市场是以交换为特征的。在这以前也有个别的交换，但始终未能形成制度，因为有皇权的经常性的侵犯，人身权就没有保障，更谈不上财产权和公平竞争。后来由于人权的逐渐被确立，交换成为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这样才有了分工，有了专业化，有了科学技术。人类从此进入了现代文明。

所有从传统农业转变到工业化的国家，都经过转变的阵痛。我们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感受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境况。他们的生活还不如自由耕作的农民。但是最后他们前进成为工业国，百姓的生活显著地改善了。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生活还会进一步提高。人类应该还有几万年可继续，但是人的平均寿命不可能永远这么翻番，人口也不可能老是这样增长，物质财富受资源的约束也有增长的限度。

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多年，增长就会慢慢停顿下来，人类的发展又将恢复过去几万年的轨迹，大体上是一条水平线。如果这个估计不错，那么最近的几百年是人类历史中非同寻常的一段时期。我们生逢其时，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生活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已经亲身经历了这个变化，不论吃的、住的、穿的、玩的，都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满意，牢骚也同样地增加了。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黄河流域的百姓，他们的传统生活正在被打碎，未知的将来使他们迷茫。老一辈人适应的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关系，原来国家承担的物质保障越来越靠不住了，将来他们靠什么生活?年轻的一代应该有远大的前程，可是他们没有受到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教育，觉得自己和新事物格格不入，因而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少数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真要进入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其困难远远超出原来的估计。或者是因为地理的间隔，交通的不便，或者是因为缺乏最起码的进入资本，甚至于方言的不同也造成人和人沟通的困难。

有些地方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掠夺式的开采不但没有造福当地社会，反而使原来的生存方式都难以为继。污染和生态灾害把当地百姓搞得民不聊生。更有一些强势政府侵犯百姓的产权，把原来很有希望的企业搞垮。

从这本书里折射出来的许多故事，倾诉了黄河两岸百姓的愿望。他们缺乏严格的法律保护，又没有进入现代社会的知识准备和资本。他们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关怀。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改革开放带来了希望和生机，但是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对于这部分处于极端不利条件下的同胞，我们要充分关注。我想这是这本书的作者所盼望的，也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

          2004年9月8日于北京南沙沟

          作者为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探索

这是上海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我租住在没有暖气的一间屋子内潜心写作着《中国黄河调查》，窗外传来的鞭炮声使我知道又是一个春节到来了。尽管打字的手冻得有点发麻．但我的心中仍有一种激情在洋溢着，我的眼前不禁又出现了那些接受我采访向我诉说满腔悲愤的人们。

他们有的是失业的工人，住在几十年没有暖气的屋里，在苦苦地盼着退休费、养老保险费和医疗费。

他们微薄的工资或退休费要供一家三代人生活。可企业破产了，他们的最低生活费有时都难以保障，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笼罩在他们心上。这种感觉是他们当年拿着几十元工资所没有过的，可现在他们仍要为一点生活费与资方展开斗争，他们没有料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

黄河边日复一日耕种的农民望着被洪水淹没的玉米和棉花，他们一年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他们既离不开黄河的灌溉，又面对不可预测的灾难，他们微薄的收入就在这种灾难中被剥夺，可他们几乎得不到补偿。  、

陕北那茫茫黄土高原的山沟里有一辈子也没有走出靠天吃饭的农民，他们将精力献给干旱的土地，可收获总是不够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他们眼前出现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坡，生活如同这绵绵起伏的山丘，似乎永远也跨不过去。

看着他们沉重和失望的表情，我想为什么黄河给他们是这样一种命运?为什么他们处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难道黄土地给他们的就是一种苦难的命运?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去寻找更理想的生活?

那一张张被风吹日晒变得焦黄的脸，一双双忧郁、失望和无奈的眼里，显示出他们内心压抑了很多焦虑、迷茫、冲突和渴望，也展现了他们在黄土地上与贫困抗争的悲壮情景。

看到他们焦虑的表情，一个悲愤的声音在我心里响起，饱经沧桑的黄河文明，你的命运，你的生存，你的梦幻，你的苦难，你的荒凉除了你以外，谁能听见我血管里奔腾的热血?谁能听到我心中永不安宁的呼唤?难道我的灵魂里没有融进你的悲愤?

怀着一种宗教般的狂热理想主义，我从茫茫的青海草原奔波到山东青岛的大海边，行程15000多公里。在那段采访的日子里，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与乡村，望着黄河流域那些破旧萧条的县城，我在思索，为什么经历了20多年的变革，这些城市还看不到繁荣的到来，人们在这些城市里选择的机会为什么还是那样稀少?

一个时代需要一群敏锐、充满激情、能穿透历史迷雾的思想家，去对她的民族经历的痛苦和失败进行反思分析，并为一个文明的复兴寻找一些解答。

尽管旅程充满了疲倦和重重困难，但是我想起了被上帝感召的那些传教士，没有什么报酬却远涉重洋到中国传教办学，给我们这个民族培养了第一代具有民主科学意识的人才，因此，一种激情始终在我心中激荡，我坚信我的探索能给这个饱经苦难的黄河文明寻找一些解答。

我很早就感受了农民的苦难。我10岁时在家乡的生产队，放一头全身长着金黄色毛的牛以赚几个工分中，当夕阳消逝，暮色降临，村子里升起了缕缕炊烟时，我感到乡亲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耕种，仍然是在维持温饱中挣扎。有病无钱治、青少年大量失学等悲愤而无奈的景象，伴随着当作家的梦想就在我心中强烈地燃烧着，我幻想用文学来为农民的命运呐喊。

集体主义带给农民的贫困和麻木，我少年时代在乡村已经早有目睹。夏天为给农作物灌溉，村里池塘的水被抽干了。那些失去水的鱼当然活不下去，而捞上来的鱼农民是不许拿回家吃的，因为这是集体的财产。在这个看上去很荒唐的集体财产面前，尽管农民几个月吃不上一块肉，也只能看着鱼一天天地腐烂。没有农民的劳动哪来所谓的集体财产?  有一年的夏天接连下着阴雨，村里刚挖过的花生有的还散落在地里，如果不将地里剩下的花生挖出来或捡起来就会发芽或腐烂，这种腐烂不是在消耗村民们的劳动成果吗?但是集体意识支配下的财产即使花生烂了，农民在忍受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队长也不让农民获得这些花生。那时我在上小学，由于没有钱买图书看，我想，与其让花生在地里腐烂，还不如挖出来卖了买书看。受求知欲的推动，我不顾生产队长的阻挡冲到地里捡花生。

我的行动点燃了村民压抑在内心渴望摆脱贫困的火焰，他们的心中也是想将地里还没有挖干净的花生挖出来去换几个油盐钱，只是受阻于扭曲人性的集体所有而迈不出这一步。看到我这个孩子都敢冒险，村民也就一哄而上扑向地里捡剩下的花生，大多数人对利益的争取使队长难以阻止。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大集体的麻木、无效率是难以和私人的积极性竞争的。我曾怀疑集体主义的生产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财富的积累，为什么农民为它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得到的却是维持不了一家人生活的结局?

事实上，在我做记者的第一天，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写私营企业为何不能公平上市。随着采访的深入以及接触到的私营企业的增多，我更加看出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高效率，私营企业以更少的资源，却产生了更高的利润。当一些城市的国有企业在走向倒闭和破产时，私营资本却成为了主导力量。

我曾经满怀激情地想通过新闻报道为这个民族通向法治之路进行一些探索。我想用我的报道让正义的声音传出去，可几年以来我不肯妥协的个性换来的是冲突、困惑和悲愤。然而，新闻的职业精神告诉我，在所有的渴望中存有一个民族对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创造、富强与伟大的渴望。记者的呐喊，就是这种渴望的回音。

我把我在新闻上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用到了我探寻黄河文明的旅程上。我想，一个民族需要有勇于探索的思想家，来推动她的文明走向征服与扩张。

在那段沿黄河流域采访的日子里，我每天充满了兴奋与紧张，也面临着有些人的怀疑。我感到，揭开黄河文明的衰落充满了巨大的艰辛，它涉及到工业、农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其他问题，但上帝召唤我踏上了寻找黄河文明衰落原因的旅程。

一个不具有征服、扩张、创新性的文明不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她不会培养一个优秀的民族更不会带领一个民族开创辉煌的时代，黄河文明的衰落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采访结束后，2004年1月2日我飞往上海准备写这部书时，临近春节，气候异常寒冷，我租住的一间房没有暖气。一个月的写作我是在阴冷的日子里坚持着，后因有事又回到北京继续写作。回到北京后面临着租房的困难，经过几天艰辛的奔波才暂时租到了一问房。应该说，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充满了颠波流离，心中总背负着一种巨大压力，也许这就是思想者探索的命运。

当我在北京写完了书的初稿后，经朋友乔国栋的介绍，我结识了原先在河南省政府工作过，现任职于一家私营公司的蒋晔先生，他向我讲述了曾和原新郑县委书记张海钦一起在新郑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他说，自己从一个推动改革的官员，到最后告别官场去私营企业，是黄河文明由官本位向独立有产者的变革。

他的讲述激起我强烈的愿望，我想知道，张海钦为什么在十多年前就能够一往无前、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风险去推动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于是，我怀着探索的心情踏上了去河南的旅程，沿着张海钦当年执政过的地方，我到了新郑、渑池、巩义、周口和商丘。我采访了这些城市的官员、工人和农民，观察了张海钦执政时曾给这些地方留下的影响。

最后，我到郑州和张海钦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告诉我十多年执政以来遇到的困惑和冲突，也为我研究黄河文明的政治演变打开了一扇窗户。我想，这些推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官员，是否正在对黄河文明进行创新?  当然，促使我踏上揭开黄河文明衰落真相之路，离不开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王健老师的支持。我曾在一家媒体和她相识相知。当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凭直觉我觉得能和她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后来我们多次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而且我谈的一些问题，她能很快领悟其中的意义，以至和她交谈激发我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

当我向她谈了想去揭示黄河文明衰落的想法时，她表示了积极的支持。我们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由此，我们开始合作写这本书。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想要完成这个艰巨的探索，一下子是难以实现的。

这次采访还得到了《南风窗》杂志社副总编辑张良先生的支持。我是以《南风窗》杂志社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黄河流域各地采访的，没有他的支持采访不可能实现。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我采访的旅程中，给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各界人士。是他们的理解给了我探索黄河文明衰落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黄河流域经历的辉煌与失落，为我人生的经历打开了遥望外面世界的窗口。那些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给予我理解的朋友如胡奎、李骥、刘兴成以及原新闻学院教授刘洪潮，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他们在我寻求理想的道路上给了我希望与勇气。

             2004年2月18日写于北京

             2004年11月16日于上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