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都是大气磅的君主，有着非凡的胆识，一个是在各种矛盾的漩涡里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中国君王，一个是个锐意改革的俄国沙皇，他们同样是伟大的，但他们的伟大又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就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本书作者以史学家的眼光，生动地再现了这两位传奇君王的治国历程。

他们，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伟大的君主；他们，都以自己的文治武功，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然而，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大多只限于个人修养的提高：他，通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深深认识到本国的种种不足，从而锐意改革，使国家发生了前所未见的巨大转折。他们同样是伟大的，但他们的伟大又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就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导言：震古烁今两帝王

成长篇

 学兼中西的少年天子

 祖母羽翼，赤子雄心/异邦蒙师

 向往西方的年轻沙皇

 少年多舛，初濡西学/西游纪行

文化篇

 礼仪之争

 入乡随俗，和谐源自误会/孔子与上帝/了解必致分歧

 胡子风波

 剪须截袖，对着欧洲的窗口

科技篇

 奇技淫巧

 历狱风波/科学之光，理学惟尊

 霸业利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坚船与利炮

海洋篇

 开海与禁海

 作茧自缚遗叹惋/无可奈何花落去

 海口之战

 蓝色的诱惑/惨败纳尔瓦/雪耻波尔塔瓦/梦断普鲁特河

结语：时势造英雄

康熙对南怀仁等人恩宠有加。在宫廷内拔给专门的房间。安排专门的太监侍候，提供一切必需品，还不时赏给金银、衣冠与御膳食品，甚至可以让教士们随时使用皇帝马厩中的宝驹。康熙外出巡视，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食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细。高鼻深目的先生们既是为了感谢皇上，也是为了伟大的传教事业，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学识慷慨地贡献给年轻的君主。

养心殿的一处地方被辟为皇帝学习自然科学的课堂。康熙整日整日地和自晋等人泡在一起，有的时候，教士们早四时入宫，日落后始出。每日进讲两三个小时算是少的了。受康熙聘用讲授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教士，南怀仁可谓第一人，他从自己和其他教士编译的书籍中挑选出比较容易理解、比较有趣味的内容，为康熙讲授数学、天文、物理以及哲学、音乐等知识。徐日升除参加钦天监的工作外，还负责教授欧洲音乐和乐理。康熙从安多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几何和算术的运用。白晋和张诚进讲欧几里得几何学、阿基米德几何学、天文学，也介绍西方哲学、风俗习惯、西国近事，两人在宫中建了一所化学实验室，试验仪器皆备，方便皇帝了解化学基础知识。

教士们除了按照常规进贡西洋珍奇之外，还给这位皇帝献上各式各样的仪器，并教给他仪器的用法。洪若翰的礼物中，包括一个大天文环，它可以同时显示一天内的时和分、太阳的高度和指标的偏差；一个约半英尺直径的半圆仪，附有精密分度的罗盘；一个带有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一盒数学用具，内有一个两脚规、两副分度器、一枝直尺、一个小半圆仪、一支制图笔；温度计和晴雨计。康熙使用过的部分仪器，今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从传教士那里，康熙涉猎了西方文化的多个领域，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药理学、解剖学、欧洲哲学、音乐理论、绘画艺术、拉丁文等等；对欧洲各国及世界各地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也知道了一鳞半爪，虽然许多事情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果说大唐盛世、蒙元时期，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的只是雪泥鸿爪，那么，清初的传教士应该十分高兴，他们竟然把西方文化之泉注入了大清帝国皇帝的心田，皇上的西学修养可能超过了当时中国最博学的学问家。

P22--23

            震古烁今两帝王

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多少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灿如星辰，康熙大帝、彼得一世则是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两颗。

玄烨生于1654年，1661年即位，1662年定年号为康熙，1669年亲政，1722年逝世，在位61年，享年69岁，葬景陵，庙号圣祖，谥仁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彼得生于1672年，1682年称沙皇，1689年真正掌权，1725年逝世，在位43年，享年53岁，葬于彼得保罗大教堂，生前被授予祖国之父、彼得大帝、俄国皇帝的头衔。康熙年长彼得18岁，在位时间也多18年，但这一切丝毫影响不了他们同时成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最伟大的君王。他们的业绩彪炳史册，光耀千古，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康熙统治期间，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三败噶尔丹，统一漠北蒙古。巩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遏制欧洲早期殖民势力对北部边疆和东南沿海的觊觎，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形成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封建帝国，东至库页岛、台湾，西到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南抵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前哨达及南海曾母暗沙，北连唐努乌梁海、外兴安岭一线。康熙采取一系列措施，兴修水利，奖励垦殖，蠲免赋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耕地增多，人口增加，府库充实，物资丰裕，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有清一代绵延200余年的国祚，是在康熙年间奠定基础的；有清一代臻于极盛的康乾盛世，是在康熙手上开创的。

彼得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也是一位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的军事家，实现改革、拓展疆土便是彼得一生最大的成就。他改革国家行政官僚机器，重新确立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创办学校，革新教育；破除旧风俗。移植新文化；修建道路和运河，奖励工商业。通过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国家政权，促进了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发展。他整顿陆军，创建海军，与瑞典、土耳其人争战不已，扩大了俄国的版图，获得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出海口，并在海岸上建立了新的首都——圣彼得堡，方便了俄国同西欧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彼得戏剧般地将俄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变成一个三面濒海的强大帝国，睥睨四邻，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

康熙和彼得是同样伟大的，康熙和彼得的伟大又是迥然有别的。

中国传统社会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征，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迟滞性紧密相连。岁月长河静谧而缓慢地流淌着，微风时时泛起涟漪，却难以激起壮阔的波澜。康熙王朝是长河中一朵绚丽的浪花，但这朵浪花仅是绚丽而已，它缺少左冲右突的磅礴之势，没能冲破河岸的束缚。依旧沿着原来的河道奔流入海。因为康熙的勤勉，因为康熙的雄才大略，康熙时代的国家比较强盛，康熙时代的百姓比较安居乐业。此前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风骚不逊，如果不是封建王朝的终结，也难说康熙真是“千古一帝”，罕有其匹。

彼得不一样，他的时代在俄罗斯历史上占据着绝无仅有的独特地位。彼得时代，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见的巨大转折，这是俄罗斯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绝对飞跃的时代，也是俄国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时代，是崭新的俄罗斯帝国诞生的时代。彼得增强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觉，树立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启动了社会内部存在的潜能，领导俄罗斯人民从混沌无知的黑暗时代走上了光明的世界舞台。他按照自己的设计引导俄国向全新的方向发展，他结束了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开创了海洋化、西方化的俄国历史，从此，面向西方成为俄罗斯的基本国策，俄国历史成为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并且成为日益显要的一部分。

中国的史学界，在康熙大帝的评价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他开创了一代盛世，一是认为他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始作俑者，而这两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康熙与彼得的对比。两者究竟有何同与不同，本书的目的，试在为读者分析之。

            时势造英雄

作为同一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表现出了众多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这其中除了他们个人的主卿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客观的原因。可以说，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同与不同，都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必然结果，

古老而持久的中华文明，具有非同一般的韧性和超乎寻常的消融性。很早以前，中国就在广阔的地域内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加以偏处亚洲东部的地理位置，中华文明几乎从一开始便走上了独立发展、内部协调的道路。无论是纷扰如斯的五胡乱华，还是铁骑横渡的蒙元入侵，都只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小小插曲，在强势的中华文明面前，它们带来的少数民族文化终究只是涓涓细流，终将汇入中华文明的大河之中，消融于无形。历秦汉唐宋而至明清，虽有王朝兴替，政权转移，但这些都不过是文明内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没有对国家和民族的大传统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信仰的总体趋势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没有真正出现彻底推翻和重新建立的局面，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绵延不绝的姿态。

虽云自成系统，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联系并未全然割裂，在饮食服饰、工艺美术、宗教信仰等方面。中国人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不小影响，前几年炒得沸沸扬扬的三星堆遗址即为明证。对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华文明往往愿意以广泛的兴趣、博大的胸襟容纳它们，并最终归化之，消融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其强调自身修行符合中国人内省的观念而盛行一时，可是，到了大唐以后，儒家思想、佛教已经相互交糅，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这就是中华文明能够将一切外来的文化因素协调融会、使之“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事例，这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非但没有改造中华文明，而且成为中华文明新的养分来源，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调适，中华文明用这些新的养分培养自己旧的传统。使旧的传统更是坚如磐石。

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向来十分自信，这也难怪，在15世纪以前，目之所及，中华文明确实无与匹敌，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成群结队地来华学习，中国的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乃至于社会习俗、生活习惯都被奉为至宝，照搬照用。中国摆出一副老大面孔，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俯视他们，施舍他们。如此蕞尔小国，野蛮之邦，岂能与天朝上国相提并论，只配俯首称臣，甘以宗藩自居，稍有不敬，上国降罪，焉能担待!

明末清初，那些西洋人士初来乍到，对中国的一切无不感到新奇，精美的瓷器、丝绸、手工艺品，儒家伦理、科举制度，重视文治轻视军事征服的理念。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莫大的兴趣，中国被尊为一切文明的典范。中国人益加洋洋自得，以为面对的仍是从前朝贡称臣的蕃夷，待客之道也仍是以前的，居高临下，慷慨赐予，尽显我中华帝国泱泱气度。这次新来的基督教虽然有点不太让人放心，可是，想想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佛教，耶稣基督也就算不上什么了。哪曾想，此时的西洋既非往日的西洋，亦非今日的东洋南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思想的觉醒，原本落后了一大截的西洋民族已经产生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改变现状的要求，欧洲一改从前停滞不前的状况，加速向前发展，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纷至沓来，掀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欧洲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原来文明高度发达的亚非发展相对趋缓，越来越被欧洲抛在后头。

对于这场前所未见的严重危机，普通中国人茫然不知，康熙大帝也懵懵懂懂，他正集中力量对付另外一场明显可见的迫在眉睫的深重危机，明清鼎革，需要平定战乱，发展经济，恢复社会秩序。为此，他需要学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从中寻找最能被中原人民接受的统治方式和统治工具。虽然他对西洋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但这些希奇玩艺儿与国家治乱又有何干，又怎能换来河海晏清，江山一统!

俄国地跨欧、亚两洲，又以开阔的东欧平原为其发祥地和中心，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影响。古代俄罗斯文化是在东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它也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北欧的诺曼人、南面的拜占廷人、西欧的日尔曼人、东面的游牧民族，都曾在俄国历史社会以及俄罗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刻下自己的深深印记。

882年，东斯拉夫人在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诺曼人王公留里克和奥列格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的早期封建国家。首都基辅，故称基辅罗斯，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诺曼人属日尔曼民族，专门从事海上掠夺和贸易，因而又称瓦里亚格人(意为商人)。9～10世纪，俄国文化主要受诺曼人的影响。

领土的扩张伴随着过境贸易的发展，基辅罗斯加强了与北欧、西欧、东方诸国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往来，同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君士坦丁堡(属拜占廷)之间的贸易尤为活跃，并在988年正式将拜占廷基督教奉为国教，从而促进了拜占廷文化对罗斯的渗透。拜占廷保留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丰富遗产，是当时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国家，其神学思想、宗教文学、宗教艺术、政治法律观念、历史地理知识等都源源不断地传入罗斯，对10～12世纪的罗斯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拜占廷的君权思想使罗斯统治者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拜占廷的使命感使罗斯的大肆扩张具备了教理上的合理性，拜占廷的艺术风格与罗斯十字架圆顶式的教堂、恢宏的艺术杰作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

接受基督教，即所谓“罗斯受洗”，标志着罗斯民族正式加入基督世界，既推进了基辅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也使罗斯能够更方便地理解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遗产，能够比较主动地按照欧洲公认的行为规范行事，使自己成为欧洲国家认可的文明主体，从而有效扩大与欧洲国家的联系。12世纪下半期至13世纪初，拜占廷对罗斯的影响逐渐衰落。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显著强化，基辅罗斯的王公家庭与英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王室纷纷建立姻亲关系。此时的罗斯并不落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它们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平等的，触及广泛的领域，如技术手段、手工艺品，甚至于政治体制。

13世纪前半期。罗斯为蒙古人所征服，蒙古人的占领和统治对俄罗斯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蒙古人本身文化水平有限，难以用多少东方文化丰富罗斯人的生活，罗斯对蒙古的借鉴仅限于一些词汇、实用艺术、服饰等等。但是，蒙古人对欧洲亚洲广袤土地的征服，直接割断了罗斯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蒙古人给罗斯带来的驿站制度、户口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和行政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罗斯的社会制度和内部秩序，加强了罗斯的东方化趋势。

即便在蒙古人势力衰微，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新的统一国家独立之后，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难以恢复原状。莫斯科公国建立造成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东移，波兰一立陶宛势力的壮大和联合东扩，1453年拜占廷帝国的崩溃，罗斯教会拒绝接受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合并的态度，以及罗斯教会发展成为独立教会和东正教重要阵地的事实，都构成了罗斯与西方密切联系的明显障碍。对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廷兄弟的同情，对赞成天主教的波兰一立陶宛的仇恨，自然加深了莫斯科对西方的敌意，罗斯国家采取种种措施阻断臣民接触西方的途径：未经许可，罗斯人不得擅自出国；外国人入境，需严加控制；禁止从西欧进口图书。及至15世纪，罗斯已经成为欧洲主要的东方式国家，文化几乎全是非西方的，日常生活也同西欧各国相去甚远，全然中止了与西方国家的齐头并进之势。

欧亚大陆北端广袤而苍凉的土地，寒冷而严酷的气候，驱使着俄国人与大自然不懈地抗争，也驱动着俄国人与别的民族不停地厮杀，生存空间的拓展是永无止境的。16世纪开始，俄国人明显加快了扩张步伐，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西至波罗的海，东抵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广大地区均已纳入俄国版图，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俄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而俄国人的目标不止于此，他们想的是：打开黑海、波罗的海两个出海口，进而夺取整个欧洲。为此，俄国与丹麦、瑞典、波兰、土耳其之间冲突频生，可是，按欧洲标准装备起来的波兰一立陶宛军队和瑞典军队使俄军相形见绌，长期战争又缺乏雄厚的财力支援，俄国在战争中屡屡失手。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一度陷入混乱和动荡状态，波兰和瑞典出资侵略俄国，插手俄国王位争夺，俄国丧土失地，连沙皇米哈伊尔的父亲都做了波兰的人质，

扩张主义的抬头，强邻见辱的不堪，都使16、17世纪的沙皇日渐意识到增强国家军事、经济实力的必要性。源于拜占廷的精神和艺术，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显然与现实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们开始把目光重新转向西边。与欧洲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甚至于战争的发生，都使俄国人更多地认识到欧洲的先进，17世纪被并入波兰的西部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俄国人了解欧洲文明成就的重要媒介，成百上千的欧洲专家应募前往俄国。在莫斯科等地出现了外国人的聚居区；欧洲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传入俄国。欧洲货进入莫斯科显贵的生活；西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缓慢地渗入俄国，欧洲流行风格影响着俄国的绘画和建筑艺术，西方情调在俄国工艺品中时时可见：图书馆中出现了欧洲的图书，学习外语成为一种时髦。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曾经到过欧洲，欧洲文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列克谢试图用欧洲的标准和时尚来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试图给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打上若干欧化的烙印，学习西方基本上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汲取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精髓的优秀传统，尤其是两个世纪以来转向西方的种种尝试，为彼得时代的欧化改革吹响了前奏。为了使祖国摆脱孤立、落后和外侮的状态，能够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彼得导演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欧化话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的所作所为是以往政策和实践的一种延续，但是，更准确地说，彼得给俄国带来的是一场全面的真正的蜕变。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如同一个巨大的钟摆，一直在世界文明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彼得一下子把俄罗斯推向了欧洲，有人认为彼得时代的俄罗斯就是欧洲的一个缩影。

1840年，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康熙留下的老大帝国，以追求安定为国家民族的最大旨趣和最大归趋。对外部的世界既没有主动进攻之心，也没有积极了解之意。与100年前的康熙时代相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仍然主要限于主观的想像，并没有多少知识的有效补充，因此，若当外患陡生，中国人既缺可能的前瞻，又乏必要的准备，仓促之间，所能采取的措施和对策只能是想当然的产物。贻笑大方且无实效，诸如林则徐以为洋人的腿是直勾勾的，一捅便倒，只要一根竹竿就可以对付得了。与此同时，随着双方接触的增加，了解渠道的增多，欧洲人最初对中国的钦佩之情大为减弱，中国如同古代寓言中所谓的“黔之驴”，近观之，伎俩不过如此。列强终于“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在强势的西方面前，中国人追求的安定在不安定的环境中渐趋毁灭，痛定思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开始了从西方寻找救国出路的探索，便有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世纪末，康有为写了《俄罗斯彼得变法记》，主张学习彼得改革，用欧化改革拯救中国，如此等等。

中华文化的强大包容性和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释放和涌流，然而，也正是从此刻起，如何尽快学到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以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学到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斫断或戕伐了，归根结底，也就是说，如何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又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加充实，更加光大，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同样的问题早在彼得改革之初就已经摆在了俄罗斯人民的面前，他们同样困顿不已。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民族文化传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参与全球合作的过程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独立，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的难题，惟有智者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