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迄今为止大陆第一部全方位表现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侵占50年并最终重回祖国怀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作者在研读大量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潜入大跨度的历史时空，追根溯源条分缕析，以全新的视角、理性的目光，对台湾失而复得的全过程进行全万位的审视，拂去尘埃，凸显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作品视野开阔，语言富有张力，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只要你翻开这部作品，你一定能读出作者洒落在字里行间的斑斑泪痕——那是警世的泪水！

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世界上各种力量正在我们身边聚合和凝固，并且与我们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必以民族统一为条件，后者可谓前者的位移和前提。请想一想台湾失而复得的历史，想一想大陆至今没有出版一部表现这段历史的著作，再想一想台湾目前的状况，想一想日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想一想长春一位大学生的“高论”——“如果日本人还在长春，可能长春建设得比今天还要好”……这就是我在陈平原教授的文章中读到“中日和约”、“台湾割让”等触目惊心的字眼时产生被子弹击中的感觉的原因。站在台湾海峡惊涛裂岸的孤岛上反复咀嚼许家父子因台湾割让给日本而被迫背井离乡的遭遇，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胡绳先生几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历史像一面镜子，从过去照见了今天。历史又像一条长河，可以显示时代发展的来龙去脉。近代、现代的中国史，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看清时代的更替和衔接，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而增长观察社会、辨别是非、展望未来的能力。”

引 言

第一章 割地乞和

 李鸿章升官

 中日第一部条约

 牡丹社事件

 日本吞并琉球

 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华夏古国蒙受奇耻大辱

第二章 勇者无畏

 丘逢甲高举义旗

 “民主国”永戴圣清

 舍生死抗日保台

 刘永福与黑旗军

第三章 残酷统治

 从一个人的姓名说起

 野蛮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疯狂的经济掠夺

 恶毒的“皇民化运动”

 不息的抗日怒潮

第四章 宝岛回归

 大陆人民奋起抵抗

 “开罗会议”定下基调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

第五章 孤悬海峡

 “二·二八”起义

 蒋介石败退台湾

 一国对另一国的粗暴干涉

附录 台湾历史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割地乞和

李鸿章升官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署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正是这个条约，导致台湾在中国版图上“失踪”了半个世纪之久!

历史学家说，一个国家的历史或一个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特定领域的历史，都是一个残存、交混、添加、混合的过程，而不能仅仅归结为一种表述、一则方程、一个公式、一种形象。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贝尔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历史”条目时，就明确提出，历史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的范畴，即偶然、必然和逻辑。换言之，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奇特的偶然的事件，只有长期的连续性和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显然，台湾割让的历史事件也逃脱不了这种历史时间的辩证法，它就像带有泡沫的浪峰，是由强大的浪潮推动的。不用上溯很远，我们就从1870年开始追踪吧。

1870年是德国统一和日本巩固明治维新成果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因成功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而名声日隆的李鸿章受命接替正处困境中的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此次调任直隶，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场危机有关。187C年6月21日，因法国天主教堂虐死婴儿，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射击天津知府刘杰而引起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案发后，法国军舰立刻开到塘沽示威，其海军提督扬言：如不接受法国条件，“定将津郡作为焦土”。英、美、德、意等7国也联衔照会清政府，并纷纷调派军舰驶向天津沿海。清廷为了防止外国军队可能的入侵，于7月26日谕令李鸿章火速率部赶往天津，与在此之前已由他的恩师曾国藩调去的28个营淮军会合，负起保卫京畿的使命。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当时，李鸿章正在陕西卖劲地镇压“回民之乱”。接到谕令后，他当即带着一支25000人的淮军上路了。从1864年起，淮军各营时常奉廷谕从一个省调到另一个省。淮军领袖李鸿章对这种调防早已习以为常，因此在宣召淮军赶赴直隶时，他不会想到命运将在天津拐弯。

餐风宿露，昼夜兼程。8月29日，李鸿章终于率部抵达目的地。他被指派出任直隶总督，并遵廷旨驻在战略口岸天津，只有在冬季月份，天津封河时才能前往省城保定居住。不到3个月，即11月20日(一说11月12日)，他又增授北洋通商大臣，这个职务较之以前三口通商大臣权力更加广泛。据《穆宗实录》记载，同日上谕称：“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著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身为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时年47岁的李鸿章成为权倾一方的朝廷重臣。就连他的恩师曾国藩也流露出酸葡萄之味：“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不独是处理天津教案，当年曾国藩讨捻无功，李鸿章奉旨继之，居然功成。

李鸿章总是这样官运亨通。他生于乾隆皇帝去世后24年，《南京条约》签订前19年的1823年，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旋被选派为翰林院庶吉士，并于1851年擢升编修。28岁的士人李鸿章就这样顺利登上仕途，而太平军起义则改变了他稳步缓慢攀登官吏阶梯的前程。1853年春，他奉旨回家乡安徽省组织团练，用于对付太平军。团练是民间的武力，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6月，这个前翰林院编修手下已拥有1000名武装士兵，并于8月在安徽北部巢县第一次战胜太平军。此后，他便屡屡获赏：1854年赏加知府衔，1855年升为记名道台，1856年攻克巢县后赏加按察使衔。这年底，他请假葬父，在家终制。直到1859年初，他才应在北京求学时的老师和父执曾国藩的邀请，加入曾幕。不久，他便得到了反对太平天国战争中一个关键性的任命。当时作为贸易和赋税主要中心的上海正受到失败后重起的太平军部队的严重威胁，朝廷敦促曾国藩采取措施保卫这个连慈禧太后也被迫承诺“不为遥制”的重要城市。1861年11月，曾国藩接见在上海的江苏重要士绅的代表，他们请求他出兵上海。一度因湘军士气衰落、军纪松弛而深感忧虑的曾国藩，由于无兵可派，指示为他负责草拟信函奏稿的幕宾李鸿章速去皖北征募一支新军队，率领到安庆训练。日后几乎与湘军齐名的淮军即源起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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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平原教授的读书随笔集《书生意气》是在一个名叫青屿的孤岛上。这个仅有0.06平方公里、在普通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岛像一块爬满青苔的礁石，漂浮在台湾海峡的浩瀚碧波之中。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老百姓，只有一群以岛为家，以苦为荣的解放军官兵。尽管弥漫在海峡上空的硝烟已逐渐散去，可年轻的解放军官兵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因为在他们前方3000多米处的海面上，还漂浮着由台湾军队占据的金门、大担、二担等一长列岛屿。由于台湾当局的冥顽不化，占据那些岛屿的台湾军队迄今仍不愿收枪收炮握手言和，以至于海峡两岸的军人年复一年不懈地解读着对方炮口后面隐藏着的秘密。正是这种解读，使我以军人特有的姿势坐在了青屿岛那座由英国工程师亨德森于1875年设计建造的古老灯塔下。海风吹过，不远处开满淡黄色小花的台湾相思树摇摇摆摆，与此同时一行行文字也呈现在我的视域里：

许先生名赞望，字地山，乳名叔丑，笔名落华生，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893年2月14日)生于台湾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边的窥园里。许家原籍广东潮阳，明嘉靖中移居赤嵌(台南)。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先生(1855—1917)，号蕴白或允白，自号窥园主人、留发头陀等，甲午春被聘为台湾通志局协修，负责汇纂台南府属的沿革风物；乙未三月中日和约签定，时任台湾筹防局统领的许南英，率台南防兵抗战，事败后乡人将其送往安平港，乘竹筏上轮船转汕头……

许地山三岁时，因台湾割让，随父母迁回大陆。不过，延平郡王祠边的小溪、果园以及儿时的嬉戏，老来仍不时回味。去世前不久撰写《我的童年》，第一节便是《延平郡王祠边》。虽说“幼年的幻想与情绪也像瑷云逮孤云随着旭日升起以后，飞到天顶，便渐次地消失了”，可寻根的意识从不曾泯灭……

坐在台湾海峡惊涛裂岸的孤岛上读着这篇介绍许地山先生其文其人的文章，我仿佛突然被子弹击中了，很长时间无法平息内心的骚动与感情的波涛。透过陈教授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的许南英、许地山父子一个世纪前背井离乡的遭遇，我痛彻地看到了腐败的清朝政府当年割地乞和的悲惨时刻，它像火焰一样在我眼前闪闪发光，让我揪心!

中国素有“泱泱大国”之称。1929年出生于上海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昌峻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在康熙和乾隆皇帝长期生气勃勃的统治下，国家版图向四方八面扩展。……中国强大富庶，是世界上引人瞩目的中心。”那个时候，中国疆域辽阔，东濒太平洋，西跨葱岭，北接西伯利亚，南到南沙群岛，西北的巴尔喀什湖，东北的库页岛，西南的西藏和东南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都属中国版图之内。

然而当历史步入19世纪，这个古老的大帝国送走了它最后的一个兴盛期——康雍乾盛世，迎来的却是“割地赔款，丧失利权”的无边黑暗。自1842年8月29日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后，中国大片领土陆续被各列强蚕食鲸吞：葡萄牙强占澳门，日本割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英、俄、法、德等国也分别租占了九龙、威海卫、旅顺、大连和广州湾、胶州湾等，沙俄更迫使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共吞并黑龙江以北外兴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的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斋桑湖、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在内的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及喀什噶尔西部7万平方公里土地等中国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各列强还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2100万银元，如果加上广州的赎城费，则达2700万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1600万两白银，若加上其他赔偿，则达1670万两；甲午战争中的《马关条约》规定赔款20000万两白银，加上其他赔款，达23000万两；八国联军侵华的《辛丑条约》规定赔偿45000万两白银，如果加上利息则达98000万两。据统计，从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始，至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止，中国对外8次主要赔款(包括庚子赔款应付的利息)总计约折合19亿5300万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总额的16倍。

拥有过悠久的灿烂历史的中央帝国，居然沦落到如此任人宰割的地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难怪当八国联军的兵靴在1900年肆意践踏神圣的首都北京时，西方舆论会将中国看成和波斯、罗马、奥斯曼一样，是又一个行将消失的帝国。

当然，尽管我们的祖国在其前进途中不断经受灾厄，可它九死一生，总算还是活了下来。真正的中国、幸存的中国还在我们的身后，并且越来越强大。可以相信，假如人们在明天不滥用其魔鬼般的摧毁力量，源远流长的中国将永远昌盛。但是，伟人关于中国“球籍”问题的警语言犹在耳，我们切不可“好了伤疤忘了痛”，否则，沧海横流，难说“英雄”不再落难。

政治家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哲学家说：历史是一种深度。法国历史学家于连·格拉克写道：“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用让一保罗·萨特的话来讲：“如果时间不具有辩证的特性，即是说，如果人们不准未来对现时施加影响，那么，以现实运动出现的辩证法也就随即垮台。”他因此斩钉截铁地说：“辩证法和人类实践正是通过历史而臻于完善。”就是说，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分不开、拆不散的整体；昨日和现时矛盾着的力量彼此交织，不断演化，成为一部深刻的历史，今日中国正是它的衍生物。这些力量明天仍会存在，一切将在其中建构，一切也可能在其中毁灭。所以，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从有形的历史向无形的历史过渡，正是历史沉思的必然运动。”他所说的“无形的历史”指的是未来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在昨日的指引下跨过今日的门槛时，现时只有在能向明日延续的条件下是稳固可靠的。而构成这一切的基石，则无疑是对我们经历的充满曲折事变的“有形历史”进行准确把握，弄清它的深层结构，避免重蹈覆辙。

这样，我们就必然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对“有形的历史”到底知道多少?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深重的灾难、深渊以及阴郁的光景，身为中国人，在过去和在此时此刻，我们本应向“母亲”多问几个为什么?但是，由于我们对历史的淡漠，那些极其深重的创伤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愈合了，消失了，遗忘了。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六十三个词条》中这样论述遗忘：“忘的意志在成为一个政治课题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人类学的课题了：人们常常怀有这种愿望，愿意重写自己的传记，改变过去，扫除痕迹，既扫除自己的也扫除他人的痕迹。忘的意志非常不同于一种想要欺骗人的简单愿望……忘：绝对的非正义同时又是绝对的安慰。”的确，遗忘是人类的普遍弱点，况且我们还始终坚持认为：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幼稚的历史乐观主义，鼓励我们忘却遭受一次次灾难的过去，致使我们误以为只有忘却过去的灾难，才能更加自信地走向未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不见天日的海洋冲积层在年深日久以后形成了地壳坚硬的外表一样，一个旨在求得永存的民族现在乃至未来的命运，也是绵延不绝的往昔慢慢累积而成的结果。“虽然过去和现在被丘陵、山脉、断裂和差异等障碍物所隔开”，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一书的导言中写道，“但过去终究经由大道、小路乃至通过渗透而与现在相会合：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过去在我们周围飘浮，我们也就莫名其妙地被它粘住了。”他引述一位社会学家的话说：“它像潮水一般向我们涌来，一旦离开了它，任何现象也就变得不可思议。”这位法国“年鉴派”史学宗师意在提醒我们，历史这一庞然大物肩负着始终具有活力而又常常意识不到的遗产，只有认清往昔岁月令人难以置信的积淀，才有能力展望“风云变幻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个民族一旦丧失了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和探寻，就无法朝着合乎逻辑的演变方向实行自我变革。诚如哲学家桑塔亚那所说：“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所以，我们必须抗拒遗忘!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以后，大小列强几乎都染指过中国。对此，我们不应该丧失记忆，其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小小岛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里，日本对外发动和参与了14场侵略战争，其中有10场是针对中国的。1894年夏，在中法战争的炮火平息还不到10年，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就向中国挑起了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完全控制朝鲜，还使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达半个世纪之久，又付出空前的巨额赔款，满足日本在中国增设通商口岸，允许在中国投资设厂，并将这种待遇扩大到各列强。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它们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竞相在各地开设工厂，同时进行激烈的竞争，掀起了割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而更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战争还改变了远东的局势。日本通过控制朝鲜，夺占台湾，挤入军事强国的行列。它从中国勒索多达2.3亿两白银，大量增加了发展资金，并大肆扩充军备，加速迈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进程，进而把他的军队开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土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战后，日本并未像德国那样痛痛快快地承认侵略史实，进行认真的反省。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总有那么一些势力，一有机会便替战犯和侵略罪行翻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本应对历史认识来一番彻底的清理，同过去的顽固态度划清界限，可是日本交出的却是一张令人失望的答卷。1996年7月，日本当朝首相步11年前另一位首相的后尘，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在此前后，日本右翼分子多次登上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些活动一方面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抬头，同时也表明经济上崛起的日本又犯战前的毛病，不把别国人民的感情和别国的主权放在眼里了。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日本相继打破了一个个确保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禁区。如宪法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而日本却以“自卫队”的方式建立起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军队。这个军队今天拥有世界上先进的常规武器，其海上自卫队的众多新型舰艇普遍装有新式武器，而潜水艇是适合远洋作战的高性能潜艇。日本还从1988年起着手建造“宙斯盾”驱逐舰，它完全可以与美国最先进的舰艇相匹敌。所谓“宙斯盾”系统，指的是“全自动作战指挥与武器控制系统”。它由相控阵雷达、计算机系统、指挥决策系统、武器控制系统、武器火控和发射系统、战备状态检测系统等部分组成，以武器管制为中心，拥有各种新式武器和探测设备。它的特点是反应极快，具有搜索、跟踪和制导等多种功能，并能同时跟踪、处理多个目标，既能对付空中目标，又可对付水面或水下以及陆上敌情，这是任何其他作战指挥系统望尘莫及的。不仅如此，日本军方还有人主张日本要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陆上自卫队的国产装备的性能也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航空自卫队拥有185架世界上先进的美制F一15战斗机，并计划近期增加到223架；日本还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爱国者”导弹，航空自卫队的6个防空导弹大队的24个中队已经配备了120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

事情明摆着：日本一面信誓旦旦地说它“决不做军事大国”，一面扎扎实实地发展军事力量。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1995年度日本的军费达502亿美元，在世界上居第三位。这一数额相当于东盟7国和将要加入东盟的两个国家军费总和的3倍以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日本还打破了防卫费不能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日本不能向海外派兵等禁区。1996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将日美军事合作范围从《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保障日本安全”扩展到了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为此，日本正致力于打破宪法中关于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

有着侵略历史的日本的上述动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联想到日本一些势力近年来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我越来越觉得，曾经饱受它欺凌的中国人太需要记住它屡次侵略中国的悲惨历史，太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对它从未泯灭的扩张侵略的野心有个清醒的认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近代以来，给中国造成灾难的国家，尤以日本为最。毫不夸张地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一直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威胁。忘记了这一点，难说历史悲剧不会重演。

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世界上各种力量正在我们身边聚合和凝固，并且与我们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必以民族统一为条件，后者可谓前者的位移和前提。请想一想台湾失而复得的历史，想一想大陆至今没有出版一部表现这段历史的著作，再想一想台湾目前的状况，想一想日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想一想长春一位大学生的“高论”——“如果日本人还在长春，可能长春建设得比今天还要好”……这就是我在陈平原教授的文章中读到“中日和约”、“台湾割让”等触目惊心的字眼时产生被子弹击中的感觉的原因。站在台湾海峡惊涛裂岸的孤岛上反复咀嚼许家父子因台湾割让给日本而被迫背井离乡的遭遇，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胡绳先生几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历史像一面镜子，从过去照见了今天。历史又像一条长河，可以显示时代发展的来龙去脉。近代、现代的中国史，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看清时代的更替和衔接，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而增长观察社会、辨别是非、展望未来的能力。”

于是，我朝着台湾方向投去深深的一瞥，然后转身回到我在孤岛上的暂居之处，伴着隐隐的涛声走进并不遥远的历史深处——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裂口，如同我们乘坐飞机旅行时，在厚厚的云层中突然出现的一个光洞，在它下面，我们发现了陆地……

站在20世纪末的斜阳里回望祖国宝岛台湾的那段惨痛的历史，我感到心碎。走出纷乱的史料迷宫之后，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更加心绪难平。

我主张强化历史的记忆，当然不是为了沉溺历史，而是激发国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紧迫感。因为，记住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历史的创作要用世界和平的未来去抚平。我刚刚完成的这部纪实作品如能为国人强化历史记忆起点作用，我就甚感欣慰了。

撰写这部作品的建议来自本书的责任编辑陈济康先生。在这里，我要向陈先生致以特别的谢意。

作 者

1997.5.80草于厦门

1999.10.28改于厦门